俄乌冲突下西方对俄罗斯能源制裁及其应对:实施路径与阶段性效果评估

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能源行业始终是西方精准打击的重点目标。西方力图通过全方位能源制裁,在减少俄用于支持战争的能源出口收入的同时,挤压其在欧洲能源市场的空间,实现化石能源供应“去俄化”。为应对西方制裁,俄开始在“向东看”战略的框架下加快开拓亚洲市场。从制裁及其应对效果看,西方未能实现最重要的预期目标——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行为。俄罗斯亦功败输赢兼备,在石油行业,俄基本实现了石油出口市场从欧洲到亚洲的战略转向。但在天然气行业,用亚洲市场取代欧洲市场的目标还远未达成。欧洲在寻求替代油气资源、快速降低对俄能源依赖的同时,也付出了溢价购气和经济衰退的昂贵代价。俄乌冲突已使国际能源市场发生重大调整,俄石油出口转向东方是最近30年来世界石油市场最大规模的贸易流转向,全球能源市场供求关系、运输通道、竞争格局和能源结构将进入深度调整期。

俄乌冲突促使俄罗斯转向中国

俄乌冲突及其导致的俄罗斯与西方对抗促使俄转向中国。俄罗斯外贸、能源出口和金融等转向中国,因此中国成为俄最大贸易伙伴和能源市场,人民币成为俄主要外汇储备货币、国际结算货币和外汇交易货币。俄罗斯外交也在一定程度上转向中国,主要包括俄在构建世界新秩序和反对霸权主义、俄乌冲突国际调解以及欧亚地区安全治理方面倚重中国。转向中国是特殊时期俄罗斯被迫之选,权宜之法;是加强对华关系,不是向中国一边倒。在转向中国的同时,俄罗斯致力于经济本土化和外交多元化,随时准备缓和与美欧的关系。虽然中俄经贸关系呈现不平衡性和俄罗斯外交对中国有所倚重,但是两国关系总体上仍然是平等、互信、友好与合作的。中俄两国应继续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各领域合作——既不为美西方散布的“俄罗斯依附中国论”所离间,又要促进彼此经济依存与政治信任——以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发展。

中国与中亚国家农业经贸合作:状况与方向

近来,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业合作不断深化,农产品贸易快速发展。中国与中亚的农产品贸易主要集中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农产品贸易额相对较小。中国从中亚五国进口的农产品以谷物、食用油籽、棉花和棉纱线为主,对中亚出口主要以水果和杂类食品为主,存在规模小、产品结构单一、区域不平衡等问题。中国对中亚五国的农业投资规模不高、波动较大,以绿地投资为主,并购投资规模很小,主要分布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投资领域存在投资壁垒较高、土地租赁受限、易受严寒气候影响、水资源短缺及土地退化盐碱化、营商环境有待改善等问题。为深化农业经贸合作,中国与中亚国家应共同推动全球及区域范围内的粮食安全治理与合作,加强农业政策沟通,以命运共同体意识引领合作,扩展投资领域与创新投融资模式,建设“中国-中亚农业交通走廊”,促进农业贸易便利化与投资合作环境的改善。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进程中的“组织团结”机制

内部团结是上海合作组织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虽然上合组织具有“弱约束性”“弱制度化”的特点,但其扩员过程展现了一定的决策力和行动力,实现了组织内部的协商一致。内部团结在组织的发展和扩员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既是上合组织坚持的价值理念,同时也是上合组织实现“协商一致”的重要方式与策略。“组织团结”在上合组织内部“协商一致”的过程中主要发挥搁置、约束和引导三个方面的作用。根据扩员面临的分歧,“组织团结”发挥作用的形式也有所不同。对上合组织扩员吸纳印度和巴基斯坦、伊朗、白俄罗斯等国的过程进行的分析,比较清晰地呈现了“组织团结”在上合组织实现扩员中的作用,同时为理解上合组织的内部互动提供新的视角。

俄罗斯人工智能促进法律制度:原则、目标及手段

人工智能促进法律制度是俄罗斯以法定的促进原则、促进目标以及明确的促进手段引导、促进技术发展之法。促进原则指引具体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主要包括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实现技术安全与主权以及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三大原则。促进目标明确具体制度的发展方向,主要包括增进公民福祉、保障安全与主权以及促进发展三大目标。在促进原则和目标的引导下,俄罗斯利用倡导性规范和鼓励性规范作为基础性促进手段,对相关主体进行引导与支持;以构建数字化创新与人工智能试验性法律制度作为创新性促进手段,为相关技术发展提供监管空间;以创制相关主体的义务性条款作为补充性促进手段,促进俄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的合理、合法发展。

中亚国家的多元平衡外交:机遇与风险并存

2020年后,中亚国家基本进入政治上独立后第二代领导人执政、社会中民族情绪增长、经济上寻求建立新的产业链和拓展对外合作新通道的新发展阶段,提出新的发展思路和任务目标。中亚地区的力量结构也因新冠疫情、美军从阿富汗撤军以及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场而出现变化,呈现地区内部一体化加速、俄在中亚影响力虽仍占优势但已弱化、外部力量快速进入三大趋势,为中亚国家夯实多元平衡外交提供了机遇。中亚国家积极与世界大国、周边大国保持友好合作关系,向东与中国、向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向西与美欧关系发展进展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俄罗斯的警觉。中亚国家的多元平衡外交对中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政治安全、经济发展、安全可控、平衡外交四个方面对华需求增加的同时,多国竞技加剧也必然会加大中国的竞争压力。如何巧用变局提高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是个值得思考的新课题。

中美欧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差异、竞争格局及中国应对

数字服务贸易已迅速成为全球服务贸易的新引擎和主要竞争领域。通过比较分析中国、美国及欧盟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差异及竞争格局,可以发现:第一,虽然美国和欧盟在规模上占据优势,但中国增长迅速;第二,保险和养老金服务的占比有所下降,而中国和欧盟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和ICT服务出口均呈上升趋势;第三,美国的贸易限制水平相对较低,中国和欧盟在基础设施和连通性方面的限制水平上升明显;第四,欧盟在数字服务四大领域均保持领先,美国的金融服务表现突出,中国的ICT服务正逐步走向引领地位;第五,中国数字服务贸易仍存在领域间发展不均衡、面临较高的贸易壁垒、国际竞争能力不高以及经贸规则制定的参与度不足等问题。中国应持续扩大ICT服务等优势领域的比较优势,优化知识产权等劣势领域的发展模式,加强区域合作,在开放和保护中寻求精妙平衡。

2023年中俄贸易:特点与问题

2023年,全球地缘政治冲突频发,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在此背景下中俄携手并进,共克时艰。2023年中俄经贸合作的特点为:夯实经贸合作基础、货物贸易创历史最高水平、贸易联系更加密切、贸易平衡明显改善、贸易结构持续优化、跨境电商不断创新、对俄贸易省区更加广泛、民营企业成为贸易主体等。与此同时,中俄双方在运输服务、金融服务、旅游服务和医疗服务等领域加强合作,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地方经贸合作更加务实。尽管中俄贸易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一定问题,包括物流运输短板突出、俄方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大、欧美次级制裁的持续性影响以及双边贸易发展受到制约。展望未来,地缘政治冲突引发全球经济风险上升,中俄双方应加强形势研判与政策沟通,真正落实两国领导人确定的2030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加大合作力度,推动两国贸易实现高质量发展。

文学认知与国际地缘政治:欧美斯拉夫学视野中的俄罗斯文学

英格兰、欧洲大陆、美国基于各自的地缘政治需要,商人、旅行家和外交官等分别译介俄罗斯文学,为19世纪后期开启学院化斯拉夫学奠定基础;布尔什维克政权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促成学院斯拉夫学在欧美迅速发展;二战结束伊始,苏联和西方进入冷战状态,孕育出直接服务于遏制敌人之战略的“苏联学”,作为人文学科的斯拉夫学也受冷战格局影响,但鲜受政治正确左右,致使其未如“苏联学”那样显赫,也不随着苏联解体而萎缩,甚至反哺俄国学界,为后冷战时代世界读者深入理解俄罗斯问题和欧美-俄国之复杂关系提供了审美经验。

波兰与欧洲一体化:融入与背离

波兰加入欧盟后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经由两个看似相反的路径达成:一为融入,通过参与欧盟事务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二为背离,在司法改革上背离欧盟价值观,并因而与欧盟发生冲突。波兰的融入与背离都是出于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的需要,并与其执政党的政策偏好密切相关。欧盟重视波兰对欧洲一体化的融入和背离,但对波兰背离欧盟价值观的做法显得无能为力,需要寻求更为有效的政策工具,确保其价值观被成员国尊重并及时制止成员国的背离。从更深层次上看,波兰的融入与背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波兰与欧盟对欧洲一体化的不同理解。波兰把欧盟看作利益共同体,融入欧洲一体化是为了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欧盟则认为自己是价值观共同体,维护共同价值观是欧洲一体化的重中之重。从这个意义上说,波兰只有真正接受欧盟价值观并将其作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才有可能更为深入地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并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作用。

俄乌冲突下北极地区安全面临的新形势及对中国的影响

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北极已经呈现出“再军事化”愈演愈烈、北极东西方维持微妙平衡和域外国家大规模介入北极事务的态势。俄乌冲突发生后,北极地区受其影响,形势发生了多边合作机制破裂、北欧国家集体“北约化”打破北极东西方平衡、域外国家将在北极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美国的北极影响力迅速扩大等新问题。俄乌冲突也对中国在北极的活动造成了影响。美国将中国渲染成地缘政治威胁,歪曲中国北极形象,并与其他西方国家在北极事务中孤立俄罗斯,迫使中国站队,然而,北极合作机制的重建、北极东西平衡关系的修复,使得俄罗斯对华依赖加强,间接赋予了中国扩大参与北极事务的机遇。

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建设的经济学视角

经济学与区域国别学的交叉融合十分紧密。各高校经济学科体系中有诸多与区域国别学相关的课程甚至专业领域,比如国别经济、国别贸易政策、区域经济、世界经济史、国别金融市场、比较经济制度等。政治经济学分析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既重视分析政治力量如何影响经济,也重视研究经济市场如何影响政治,并广泛采用经济学方法探索政治与经济间的互动与制衡。在当今世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外交学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它们交叉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国民福利的目标也越来越清晰。仅就贸易政策而言,一国的贸易政策往往首先是政治决策,然后才是经济政策,当然,贸易政策也是一国的国家战略。

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发展的新动力与再升级

区域国别学自2022年9月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后,迎来包括体制机制、学术研究、智库建设、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等全方位快速发展期。其中,区域国别的智库建设,尤其是高校的区域国别智库建设是重点之一。这就意味着,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在经过2012-2022年的发展后,将获得发展的新动力,实现新的升级,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

中国区域国别学:国家需求、时空架构和交叉学科的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给我国区域国别学构建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中国区域国别学也要建设自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从国家的现实与长远需求出发,科学认识对象国和区域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平稳把握国内外两个大局,明确自身的学科使命、学科布局和学科特色,努力建构中国自主的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为中国正确认识外部世界、促进与外部世界良性互动、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规避国际风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学术支撑和科学范式。

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构建的几点思考

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被设为一级学科后,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建设在学术界迅速兴起。对区域国别政治研究的历史、理论和方法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考察也摆在学界面前。总的来讲,我国学界对区域国别学进行了如下探讨:一是对区域国别学历史和理论的梳理和研究。牛可副教授对美国区域研究史及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区域和国际研究进行梳理;秦亚青教授从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的构成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应包含三种类型的知识,即描述性知识、学理性知识和应用性知识。二是对当前中国区域国别学存在问题的思考。

跨境数据流动政策偏好的全球分布:国家维度的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数据跨境流动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但也蕴含着很多风险与挑战。目前,世界各国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已经形成了多种治理模式。美国为维护其数字霸权,全力推动数据“自由化”主张,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则选择推动有限的自由化与严格数据保护。很多发展中国家要求数据本地化以推动本国数字经济发展。俄罗斯具有更多的危机意识,从安全底线思维出发,推进严格的本地化与安全化数据治理模式。中国则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导向,以更为灵活和敏捷的思路开展数据治理,保持发展目标与安全目标的动态平衡。以各国在跨境数据治理中的主观意愿与客观结果作标准,可以构建一个针对跨境数据流动政策的二维分析展示框架。通过对该框架的分析,能够较为清晰地展示各国跨境数据政策的偏好、特征及互动方式,勾勒出跨境数据流动政策领域以“多模式交织碰撞”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图景。

亚信会议30年发展:理念创新与机制构建

亚信会议的基本宗旨是为国家制度、经济水平、文化传统千差万别的亚洲国家,找到一个能为各方普遍接受的、致力于维护亚洲安全与稳定的多边协商机制。从多边机制的顺利发展来说,制度构建和理念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客观来讲,亚信会议虽然已经成立30多年,但知名度和号召力还非常有限,无法与近几年不断扩员的上海合作组织相比,而有些功能相互重叠,也限制了亚信会议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亚信会议要成为一个重要的地区安全协调和对话机制,必须在理念创新和机制建设上下功夫。未来一段时期,亚信会议还只能是作为促进地区安全、政治对话与协商的国际平台,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其应充分体现合作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同时积极促进地区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为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从斯托雷平到高尔察克——21世纪以来俄罗斯社会思想变迁

斯托雷平和高尔察克是近年来俄罗斯思想界关注较多且给予了重新评价的两个历史人物。从“刽子手”和“匪帮首领”到“最优秀的政府首脑”和“无畏上将”,他们的历史叙事与苏联史被改写是一脉相承的,既有还原历史的成分,也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运动的因素。重评反映出当下的俄罗斯人更加重视本国政治传统与改革经验,从而对当代政治人物和大国走向产生深远影响。通过“向父辈回归”,俄罗斯在国家治理上可能会有一些调整:政治上强力维稳,建立法律秩序,形成牢固统一的国家,不容分裂;经济上坚决改革,推行财产私有化,走向市场经济;思想上回避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提倡爱国主义,协调各方势力;发展军力,反抗霸权,恢复大国地位。社会思潮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在21世纪的俄罗斯政治实践中已经得到了证实。

俄乌冲突下中东欧成员国在欧盟内的角色变化及影响

由于入盟时间晚且国家实力不足,中东欧成员国往往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扮演“政策下载者”,即“追随者”角色,其政策诉求和利益诉求常被欧盟所忽视。俄乌冲突使中东欧成员国在欧盟的影响力获得提升,其在欧盟中的角色定位也随之发生调整。在俄乌冲突中,中东欧成员国积极推动欧盟出台对俄制裁政策。同时,塑造“俄罗斯威胁”的话语叙事与“反俄”立场,使“去俄化”与欧盟“去风险化”的利益诉求相重合,助推欧盟的经济战略泛安全化。此外,中东欧成员国在安全领域所采取的政策,也使以法国为首的国家所推动的“现实版”战略自主被弱化。俄乌冲突使中东欧成员国将其政策偏好上传至欧盟层面的意愿和能力获得强化。中东欧成员国从俄乌冲突爆发前欧盟政策的“追随者”逐渐变为欧盟制定对俄政策的“引领者”。然而这一角色能持续多久,仍待观察。

人工智能与全球治理:模式、理据和紧张关系

近年来,人工智能成为一个引人注目但又充满争议的议题。全球的行动者都在参与构建围绕人工智能的治理机制。但被治理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如何治理,由谁治理,以及为什么治理等问题尚不明确。《俄罗斯学刊》编辑部选译该文,介绍国外学者在参考人工智能、计算治理以及更广泛的监管和治理方面文献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的阐释。原文刊登于《法律与社会科学年刊》(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2023年第19卷,经作者授权在《俄罗斯学刊》以中文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