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侧视角下数字经济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分解

文章从需求侧角度研究数字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类标准,构建了2017年、202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可比价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采用“假设抽取”调整的Leonti-ef模型测算了需求拉动作用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产出效应,进一步地运用结构分解方法对各产业部门的产出增长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国民经济有显著的需求拉动效应,且通过后向关联效应对上游产业具有一定的带动作用,其产出量的变化是引起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产出增长的主要原因。因此,发展数字经济需要在加强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的同时,特别要重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从需求侧“赋能”所引发的产出效应,并充分发挥其在需求侧产出效应的优势。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的再测算及基于机器学习的动态预测

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也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本文首先在厘清数字化产业和产业数字化的前提下,基于投入-产出表数据对2002—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进行了再测算;其次,运用多层感知神经网络等7种机器学习算法对中国数字经济规模2035年远景目标进行了动态预测,并模拟了新冠疫情冲击对数字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结果表明:2002—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呈现出迅猛发展态势,2002年仅约为1.08万亿元,到2018年已增长至14.84万亿元,增长了约13.75倍;数字经济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数字经济增加值实际年均增长率高达13.4%,高于同期GDP年均实际增长率约4.1个百分点;新冠疫情冲击对2020—2025年数字经济发展的倒逼激励作用显著,相较同期不发生新冠疫情冲击的基准情景,新冠疫情冲击情景下的数字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要高出约4个百分点;2020—2035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仍将表现出持续增长态势,预计到2035年将增长至29.36万亿元。

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易地搬迁政策的逻辑转换

在传统因贫移民的历史根基上,历经40余年的演变发展,党中央围绕易地搬迁统筹部署,形成了一套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鲜明制度特色的工作逻辑,孕育了丰硕的实践成果。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易地搬迁政策面临如何应对后续帮扶和“三农”工作战略转型的双重考验,需要实现搬迁目标由脱贫向振兴、搬迁对象由贫困群体向五类村庄、搬迁方式由扶贫集中搬迁向统筹搬迁撤并、搬迁机制由聚力攻坚向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转变。由此,应以历史视域和开放视野分析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易地搬迁政策的逻辑转换问题,接续推进从全面小康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

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性测度及其动态演进

以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并基于Dagum基尼系数与Kernel核密度揭示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协调关系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进规律。结果表明:八大综合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具有“东高西低”阶梯形的异质性和阶段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协调发展水平逐年提升,八大综合经济区普遍由失调阶段跨入协调阶段;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协调关系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沿海经济区的协调水平明显高于内陆经济区,但地区间协调程度的差距呈现逐渐缩小的演进态势。

金融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探索、时代特征与推进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中国金融创新发展的理论依据和基本遵循。实践探索上,中国金融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服务和支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时代特征上,新时代的中国金融呈现出数字化、科技化、绿色化和国际化的时代特色;推进路径上,中国金融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不动摇、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稳步推进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以金融之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韧性测度与分析——基于Shift-Share的经济韧性分解

以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测度2008—2010年抵抗期和2010—2019年恢复期城市群经济韧性水平,并进一步运用Shift-Share分解方法探索长三角城市群经济韧性内在影响机制。研究显示:抵抗期和恢复期中长三角城市群经济韧性均值分别为0.309和0.301,均强于全国层面经济韧性水平;Shift-Share分解后发现竞争力分量对各城市经济韧性水平提升起到决定性作用,抵抗期阶段主要由第二、三产业共同作用影响经济韧性水平;恢复期阶段则以第二产业竞争力为主导力量,同时以第三产业竞争力作为辅助力量。通过实证探究长三角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为增强中国经济韧性提出相关建议,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资本功能财富增长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内在逻辑

资本运用新方法新技术能够发展生产力和增加财富,能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财富支持,但并不一定保障全体人民财富占有上的共同富裕。资本与劳动力资本相结合,既有发展生产力和增加财富的功能,又有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作用。生产资料资本化为资本所有者股份和劳动力资本化为劳动者股份的新型股份制,能够实现资本和劳动力资本有机结合,能够实现劳动贡献归劳动者所有、资本贡献归资本所有者所得,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财富增长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制度创新安排。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与绿色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构建出绿色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推行视作准自然的实验,研究分析该政策对我国绿色高质量发展产生的政策效应。研究结论如下:该试点政策的推行对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并通过助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研究表明在该项政策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化程度、碳排放水平越高的省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显著。这一研究结论既是对助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证支撑,也是对推动我国全国碳市场建设的重要决策支持。

卫兴华与中国经济崛起的秘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广大教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卫兴华先生就是教育家精神的一个典范。虽然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学术道路见证了中国经济奇迹,他的学术成就体现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他的学术品质揭示了中国经济崛起的秘诀,他的经济学教育成就是几代中国经济学人的荣誉与骄傲。忠诚、执着、朴实,正是卫兴华先生学术品质的基本特点,也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卫兴华先生作为中国时代精神的代表性人物,荣膺“人民教育家”的光荣称号,这是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卓越贡献的时代褒奖。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更加需要这种植根中国本土的科学研究,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行稳致远,展现出更加强大的全球价值。

长三角地区打造产业发展共同体:核心要义、主要进展与提升路径

在长三角地区打造产业发展共同体,是党中央关于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最新要求,是共建区域发展共同体的重要支撑。基于“共同体”蕴含的利益共通性和利益竞争性基本内涵,以城市群为载体跨行政区打造产业发展共同体,其核心内涵是:紧密协调的纵向合作,公平有序的横向竞争,合作共赢的体制机制。长三角地区围绕打造产业发展共同体进行了诸多探索,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需要多措并举:要注重发挥产业链龙头企业作用,构建更加紧致的产业链上下游关系;要坚持破除地方保护与消除行政壁垒齐头并进,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促进分工深化;要创新跨区域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机制,解除地方利益“紧箍咒”,激发产业协作的内生动力。

数字经济是否有利于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制造业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的新引擎,为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供了新机遇。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成本节约、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为中介机制,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研究数字经济是否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提升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成本节约、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均可以在数字经济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说明数字经济在跨过知识产权保护门槛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有边际递增效应。

区域绿色创新效率评价及空间网络特征分析

构建区域绿色创新网络是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载体,更是推动经济转型、完成“双碳目标”的核心引擎。使用SBM模型对甘肃省12个城市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了测量和评价,并运用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其空间关联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定西、庆阳等地绿色创新效率较高,张掖和平凉绿色创新水平较低;甘肃省绿色创新网络关联程度不高,等级性较强;兰州和嘉峪关对全省的绿色创新资源具有吸附效应,处于创新网络的中心位置;甘肃省工业绿色创新网络形成受到城市间的地理临近性、经济基础和创新支持系统差异的影响。建议应重点完善产业和环境政策,并在全局寻找方向,加强区域空间关联,进而全面提升甘肃省绿色创新水平。

影响券商效率的因素与机制:基于一个扩展SCP框架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扩展的“结构-行为-绩效(SCP)”框架分析了影响券商效率的因素与机制,并使用中国证券公司2017—2021年数据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证券业的市场集中度对券商的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券商的市场影响力和金融科技投入均对其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金融科技投入在市场影响力对效率的正向作用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即券商的市场影响力会促进金融科技投资,金融科技投资的增加会进一步提升券商效率。与国有证券公司相比,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力量和金融科技投入对效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并且中介效应更加明显;在大规模企业中,市场力量对券商效率发挥着更强的促进作用,而金融科技投入在中小规模企业中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并呈现出显著的中介效应。

新质生产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创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时代发展需求提出新质生产力,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经济思想的又一重要理论创新。新质生产力不仅有助于培育高端生产要素、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还能促进不同产业间的互动联通,激发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为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确保国家经济与社会的稳健发展与强大是时代赋予的重大课题,聚焦新质生产力推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创新路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出发,深入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其形成的内在机制;其次,通过分析生产要素、组织形态、产业质态和科技创新四个维度,揭示了这些要素如何协同促进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最后,建议从强化宏观层面设计规划、快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重构企业发展模式、重塑新质人才发展平台等路径出发,推动新质生产力持续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

社交电商服务质量对顾客重购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从社交电商和顾客的关系入手,构建了以顾客契合为中介的社交电商服务质量对顾客重复购买意愿影响概念模型。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交电商服务质量对顾客契合及重购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顾客契合对重购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顾客契合在社交电商服务质量与重购意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社交电商平台类型在社交电商服务质量与重复购买意愿关系中起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服务质量在社交电商领域的应用研究,对社交电商企业如何有效提升服务质量从而增强顾客重复购买意愿具有重要启示。

ESG表现、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融资约束

随着ESG投资理念的广泛传播和认同,企业ESG表现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机构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重视企业追求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相统一的绿色发展观念,将ESG表现纳入投资决策中,对降低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基于2010—2021年度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考察ESG表现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企业的ESG表现具有价值创造功能,上市公司良好的ESG表现传递出积极的信号,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吸引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有助于缓解融资困难;另一方面,考虑异质性影响,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相较于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具有更加长远的价值投资理念,良好的ESG表现更能够吸引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的长期支持,改善企业的融资困境。研究结果有助于构建和完善中国ESG体系建设、鼓励企业提升ESG表现,培养市场中长期投资力量,推动完善ESG鉴证相关准则和标准,为投资者和相关政府监管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地方政府债务、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的互动关系研究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经济结构矛盾不断累积、金融风险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综合反映,本文以金融经济周期理论和金融不稳定理论为基础,对地方政府债务、经济增长以及金融稳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在短期能够刺激经济增长,但在长期会对宏观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不合理扩张会引起宏观经济波动,造成债务风险,产生资产泡沫,促使杠杆率上升;这些风险隐患会进一步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及“资产负债表渠道”蔓延至金融体系,影响金融稳定。

基于广义Hurst指数和蚁群优化算法的配对交易策略研究

以上海期货交易所的8种金属类期货为研究对象,首先结合传统协整理论和一阶矩广义Hurst指数方法筛选出具有较强均值回复特性的期货对作为最优配对组合,然后对选出的最优配对组合设计交易策略,利用蚁群智能优化算法确定多空交易的最优开仓阈值。在实证回测阶段,对历史数据采用滑动窗口方法进行多次样本内及样本外回测,并与基于均值和标准差的传统固定阈值策略进行对比。结果发现,螺纹钢-热卷、热卷-铝期货配对为不同样本期下的最佳配对组合。从交易效果看,采用蚁群智能优化算法所确定的上、下开仓阈值策略相比于传统阈值策略,在多空交易中获得了更高的年化收益率和夏普比率。

“双碳”愿景下防范化解绿色金融“漂绿”风险的法制逻辑

绿色金融是金融领域重大的创新和改革,也是金融领域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伴随着绿色金融的发展,多样态的“漂绿”行为导致了多样态的绿色金融“漂绿”风险,其严重危害了绿色金融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究其根源则是绿色金融法律制度的体系缺陷。绿色金融法律制度的体系缺陷致使其无法发挥实际功能,进而使得“漂绿”行为频频发生。文章结合当前绿色金融发展趋势及其集“绿色”和“金融”于一体的双重特性,提出应从强化法律体系性出发,通过将“绿色”引入“金融”以健全金融法律制度,同时也要借助“金融”融入“绿色”以推进环境法典的编纂;应完善绿色金融法律制度的外在体系和内在体系,以弥补其体系缺陷,使绿色金融发展趋向标准化、规范化,以实现对绿色金融“漂绿”风险的防范化解。

乡村振兴背景下甘肃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对新型职业农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型职业农民也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新时代新征程要求新型职业农民具有更高的文化素养、更高的科技素质及更高的管理素质。然而,通过调研,甘肃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面临、培育后备人才不足、培训内容更新缓慢、针对性不够或培训形式传统单一、政府主导性不足等诸多困境。认为甘肃省应不断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针对性、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完善市场化驱动机制和建立长效保障机制的培育路径,这也是尽快打造出一支后备力量充足、专业过硬、素质优良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