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与创新:北疆文化永续发展的生命力

中国文化根深叶茂,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底蕴深厚,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作出的深刻系统的总结,为我们进一步深入挖掘和阐发北疆文化的包容性和创新性、推进“北疆文化”建设指明前行的方向,提供工作的根本遵循。中国各民族在神州大地上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化,具有内蒙古特质的北疆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在北疆大地上的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和传承了各自的文化传统,在中华文化的基因谱系上打上了北疆的亮丽底色。

和平性:北疆文化追求与传承的和谐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1]。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一直以来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对和平的热爱与追求,在北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舞台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并成为北疆文化的突出特性。

不起诉听证的实践图景与理想样态

作为规范不起诉裁量权行使的一项司法程序,不起诉听证的引入旨在增强审查起诉程序的公开性与对抗性,以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前提下实现“定分止争”的诉讼目的。身具社会评价职能的听证员介入听证程序,形成了“控辩审听”的全新审查起诉构造。不起诉听证实践却表明,检察机关主持下的听证程序仍未脱离传统书面审查模式的桎梏,听证案件的选择背离了“应听尽听”的制度初衷,听证员参与的实质性不足,案件评议流于形式,听证程序由“检察主持”异化为“检察主导”。不起诉听证程序应回归多方参与的诉讼构造,重视辩护方的权利保障,增强听证员参与的实质性,确立争议点主导模式,探索“不起诉听证+”机制。

民族地区人力资本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CFPS 2014—2018年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根本要求。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如何推进共同富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2016年、2018年三轮连续追访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民族地区人力资本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民族地区人力资本能够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水平,对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具有正向作用,但尚不能推动社会共享的发展;其次,创业活跃度在人力资本与共同富裕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创业活跃度的增加提升了共同富裕水平;第三,产业结构升级也是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推进共同富裕建设的重要路径。民族地区人力资本建设的持续推进将通过激发创业活力、优化产业结构,为共同富裕建设注入持久动力。

角色转型视角下新生创业者的健康研究

长期以来,国内创业研究更多关注创业者“飞得多高”,较少关心创业者“飞得多累”。利用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熵平衡和双重差分法,研究中国新生创业者角色转型对其健康的影响,探究劳动者由非创业者转变为创业者后个体的健康变化。研究发现:整体来看,创业者角色转型对其心理健康无显著影响,但显著降低了其身体健康水平;从创业动机来看,生存型创业者角色转型对其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均无显著影响,机会型创业者角色转型显著降低了其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

中国推广安宁疗护的正当性研究

安宁疗护是推进医疗卫生领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环,通过尊重自然人在生命最后的决定权,避免过度医疗带来的痛苦,是保障公民生命末期生命尊严的重要形式。但由于安宁疗护的实施过程涉及放弃维生治疗,导致在实践中存在概念误区、伦理争议与法律风险等问题。安宁疗护的概念服务于人权本身,其服务内容旨在保障公民生命末期的人格尊严,其推广具有人权正当性。因此,各级政府应从加强死亡教育、探索知情同意基础上的生前预嘱制度、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和建立专门研究咨询机构等方面入手,发展完善安宁疗护服务,增进保障公民“全周期”生命质量与尊严。

论康有为域外游记对中华民族认同意识自觉之促进作用

康有为在撰于清末的域外游记中流露出明显的民族融合思想。他认为,民族融合是建立现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关键途径。而要实现民族融合,文化认同较之血缘同脉而言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种民族融合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自觉。

红色资源的政治内涵及其对政治认同的作用逻辑

“红色资源”是一个具有政治内涵的历史文化概念,有其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物质性红色资源是精神性红色资源的物质载体,具有客观实在性和历史可溯性。对物质性红色资源的留存、溯源或追忆,有助于阐明中国当代政治体系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增强干部、群众对红色政权及其政治制度的历史认同。精神性红色资源是物质性红色资源的价值表达,具有主观建构性和时代可塑性,能够因时代发展和现实需要而被不断挖掘或重新赋予内涵。对精神性红色资源中的红色基因、红色传统等价值要素的凝练或升华,有助于夯实政治信仰根基,引导意识形态方向,为维护和巩固政治体系的稳定性提供价值指引。

从族群抒情到国家抒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纳·赛音朝克图诗歌再研究

纳·赛音朝克图是当代蒙古族文学奠基人之一,是蒙古族新文学承前启后的代表作家。他的诗歌创作跨越了新旧社会两个时期。在其长达40余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纳·赛音朝克图的诗歌创作经历过曲折和困惑,但他最终摒弃狭隘,回归到诗歌潮流的大格局中。坚持自觉现实主义,从族群抒情到国家抒情,诗人完成了身份认同和价值追求的质的飞跃。

构建中华民族生态共同体意识的三维向度

中华民族生态共同体意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逻辑基点,也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理论基础。研究中华民族生态共同体意识相关问题,最根本的在于探究如何构建这一意识。构建这一意识要从主观维度追问“人与自然”视角下中华民族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理性认识在这一视角下中华民族与自然之间是生命共同体;从客观维度把握中华民族生态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内容及存在样态,使各民族成员认识到这一共同体的客观存在,从而自觉认同与主动归属;此外,还须从主客一体维度处理好中华民族与自然之间的双向实践互动关系。立足新的时代发展条件,研究中华民族生态共同体意识的构建,将有助于我国在现实和理论的相互影响下,寻找适合中国生态发展的实践路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生态基础。

数字技术赋能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三维论域

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与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在数字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数字技术成为党创新执政的“利刃”。数字技术赋能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意义在于增强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抗变能力,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数字技术赋能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逻辑在于数字技术在批量化数据采集、协同化分析处理、可视化动态呈现和精准化研判追索等方面具备的优势与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需求内在契合。数字技术有力地增强了意识形态风险应对工作的主动性和主导权,但数字技术在赋能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实践中仍存在技术壁垒、技术“负能”、技术伦理等现实问题与挑战,亟须通过强化软硬件技术支持、培育复合型人才队伍、建构全方位防控体系等手段予以逐个击破,进而全面激活数字技术赋能意识形态风险的防控效能。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蕴涵的四维探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丰富的理论蕴涵。从“和解”到“和谐共生”,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态向度;从“以物为本”到“以人民为中心”,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的向度;从历史向现实、未来,表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向度;从中国向世界,显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际向度。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创新性历史贡献。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方法论审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统一性与连续性:北疆文化的突出个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最终得以形成和稳定。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统一性”和“连续性”一直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虽然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存在着多种差异,需要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采取诸如“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举措加以调整,但“天下”观一直发挥着文化整合的作用。历史上纵然有过“战国七雄”的纷争、五代十国的乱局,但“一统江山”却一直是王权和统治者的不懈追求。每一次民族大融合都促进了国家“统一性”和中华文化向心力的强化。

多维度多层次多限域:全面理解北疆文化的特性与特征

《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内蒙古历史文化厚重,人文资源丰富,辽阔大地上多彩纷呈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缺少一个涵盖所有文化、体现内蒙古特征的概念。所以我们提出打造‘北疆文化’这一具有内蒙古特质的地域性文化品牌,就是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根植在北疆大地的优秀文化在新时代活起来火起来,为提升内蒙古的正面形象提供有力支撑,为推进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深入阐释——以党的二十大报告及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论述为中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给予高度重视,为此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实地调查研究并制定了系统科学的发展战略和工作计划。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样也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改进或提升的地方。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就近十年来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历史经验及未来发展方向等作了系统深入阐释。通过对党的二十大报告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相关论述的解读与总结,能够为当下及未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及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借鉴,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宾默尔对罗尔斯契约论的修正

博弈论已成为当代研究契约论的重要工具。宾默尔使用博弈论工具修正罗尔斯的契约论,认为罗尔斯的契约论存在稳定性不足、不符合经验和非理性决策的问题:罗尔斯试图用正义义务解决稳定性问题是不符合经验且不成功的,用更厚的无知之幕来确保公平结果的出现是不必要的,用最大最小标准作为原初状态下的理性决策理论是缺乏说服力的。宾默尔的自然正义论从彻底的理性人假设出发,用博弈论的纳什均衡概念解决稳定性问题,把正义看作短期均衡选择的机制,通过设置最“薄”的无知之幕和应用贝叶斯决策理论,用更少的限制条件和更严密的推理验证了罗尔斯的平等主义直觉。

抗争形式何时激烈——抗争者视角下对33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抗争形式何时激烈?既有研究因缺乏对不同激烈程度的抗争形式的比较,因而难以回答。为此,在抗争者视角下,通过对33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发现导致激烈抗争形式的二元路径:一是以抗争者之强诉求为必要条件的内部驱动模式。当抗争者诉求强烈、对政府态度感知积极且组织化程度低,或抗争者诉求强烈、对政府态度感知消极且人数多,或抗争者诉求强烈、所属社会阶层低且组织化程度高,都会产生激烈的抗争形式。二是无需抗争者自身诉求驱动下的建基于外部情绪感染之上的外部感染模式。当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抗争者人数众多、组织涣散且对政府态度感知消极时,亦会产生激烈的抗争形式。这些发现在弥补既有理论缺憾之余,亦能对政府的实际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论《荡寇志》的水路书写及其意义

俞万春在《荡寇志》中对运河、大小清河、汶河及登州海疆等山东水路展开了诸多描写。这些水路书写多是作者基于对山东水路的客观认识,并加以适度的想象、虚构创作而成。因此,该作品中的水路书写既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也体现了作者从军事学角度对山东水路的战略性认识。这与其独特的生平经历与治学风格相关。更重要的是,当写实性的水路书写融入小说叙事后,不仅没有阻滞小说的叙事节奏或破坏其艺术成就,反而促进了小说的人物塑造及情节推进,并寄寓了作者的思想倾向。《荡寇志》中这些地理性的精确描写,既是对《水浒传》写作艺术的沿袭效法,更是对清代英雄传奇小说模式化写作困境进行反思与突破的重要手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话语体系构建的逻辑理路

制度自信是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效能的精神基础,为制度方向定航、制度韧性强化及制度自信教育提供了观念支撑。基于明确话语概念、话语条件和话语逻辑的基本前提,加强中国制度话语认同是中国制度自信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诉求。新时代,党通过制度人民性的理念表达、制度自信的认知表达和制度效能的实践表达,构建了话语理念、话语范畴和话语策略相统一的制度自信话语体系。在“两个大局”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话语体系构建应在明确社会主义话语属性的前提下,坚持坚定“四个自信”与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相结合的原则,注重主体类型拓展、表达能力提升、传播力量强化和实践基础巩固等方面的发展路径。

万历六年阿拉坦汗青海之行始末考

万历六年(1578年),阿拉坦汗以迎佛为名,前往青海,在仰华寺与西藏僧人索南嘉措会面。在蒙汉史料中有关此次青海之行原因的记载截然不同,蒙文史料宣称阿拉坦汗迎佛是出于宗教热情,而汉文史籍则认为阿拉坦汗前往青海迎佛是为了掩盖他打击瓦剌的真实目的,并以军事上的失败而告终。结合多种史料分析,万历六年阿拉坦汗青海之行并非单纯的宗教行为,阿拉坦汗本人对战争不感兴趣,但其麾下鄂尔多斯部试图借此机会发动对瓦剌的战争。然而瓦剌远走,行踪难觅,加之明廷催促阿拉坦汗尽快东归,此行基本上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斗,更无明廷所言的瓦剌大败阿拉坦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