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我国毒品犯罪治理的理念转型与实践突破

近年来,在持续高压打击之下,我国毒品滥用规模和涉毒犯罪案件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良好态势。但进入“后疫情时代”,毒品犯罪治理也面临着一些新局面、新情况。毒品案件数量的下降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禁毒措施的有效。“后疫情时代”的毒品治理必须转变观念,即从注重严厉打击转向多元化社会综合治理。还应通过严格技术侦查的程序规则、规范技术侦查证据的移送和审查程序、出台毒品案件收集与审查证据相关专门文件等突破目前影响和制约毒品犯罪打击力度的“痛点”问题。同时,强化对毒品案件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确保被追诉人获得更加有效、更专业化的法律援助。

我国社会工作嵌入少年司法场域之探讨

目前,我国各地少年司法领域对社会工作服务嵌入的需求强烈,但尚未形成全国范围内的普遍性推动。从嵌入现状来看,法律规范及政策依据疲软,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专业性不足,社会服务体系衔接机制不顺畅,少年观护手段有限、体系性不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比较法视角来看,我国台湾地区少年观护制度的规范沿革及实践状况,以及在少年事件分流、组织人员建制、社会工作观点之运用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由于法律土壤接近,我国台湾地区社会工作经验在少年司法场域的整合,对内地社会工作嵌入少年司法有一定借鉴价值。结合内地地区本土特色,完善法律规范与政策体系,强化社工队伍建设,构建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建立少年观护体系、探索良性转介机制,可作为破解我国社会工作嵌入少年司法场域之困境的思路。

涉众型犯罪被告人财产退赔责任问题研究

共同犯罪中,关于犯罪违法所得追缴或责令退赔被害人损失,各共同犯罪人之间应当如何承担责任,既涉及刑法共同犯罪的理论问题,也是近年来司法实践中的争点问题。这一问题在非法集资类犯罪、套路贷、涉黑涉恶等涉众型共同犯罪案件中尤为突出。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对该问题至今没有作出明确、统一的立法或司法解释规定,而一些地方性刑事司法文件内容不一,使“类案不类判”,被告人的辩护权保障和适法统一性均受影响,对刑事案件执行阶段的违法所得追缴影响更为突出。通过对共同犯罪责任承担原理的理论探讨、相关制度对比,再结合对一些地方性刑事文件和类案的实证研究,本文认为共同犯罪的违法所得追缴,原则上应独立、按份承担。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独立之诉特别程序研究

现有的刑事涉案财物的处置程序存在缺乏诉讼性、程序正当性不足、难以有效保障相关权利人的合法财产权益等问题。在刑事案件封闭性特征下,应当探索建立操作性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独立之诉特别程序,明确审判组织、启动主体、证据标准、审理期限等内容,切实解决及时确认涉案财物、明确权属等问题,形成与刑事责任追究之诉并行,对涉案财物独立审查、处置的刑事制度,切实保障当事人、案外人的权利,以实现依法认定和处置涉案财物与保护合法财产的双重目标。

企业合规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构建——以最高人民检察院企业合规典型案例为视角

从世界范围内来说,以美国为代表的企业合规治理是当前的立法趋势。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和2021年分别开展了企业合规的两批试点工作,在目前的合规试点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但是,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两批典型案例来看,我国的企业合规案件的处理仍然存在问题,比如检察建议缺乏强制效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合规关系不明确以及相对不起诉制度存在扩张适用的风险等。因此,为了满足实践的需求,建立起完善的合规不起诉制度是明智之举。

稿约

一、《刑事司法论丛》是由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办,西南政法大学刑事检察研究中心、量刑研究中心、有组织犯罪研究中心协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刑事司法专业连续出版物,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每年出版一卷到两卷。二、《刑事司法论丛》的宗旨:不重作者身份,不限论文篇幅,唯重学术质量;立足刑事司法,服务青年师生,培育科研新秀,促进学术交流。

证据指示及非我族类的陪审团

前言证据指示,又称为修正性指示(curative instruction)的存在,是美国审判制度中一个为人熟知的特征。其分为两大类:一种是“无视指示”,要求陪审员无视某个出示的证据,适用于法官认为言词证据中的某一部分或某项实物证据不可采,但是陪审团又已经听过或看过这些证据的时候;另一种是“限制指示”,告诉陪审员不要使用某项证据得出特定结论,尽管在其他方面他们可以自由使用这些证据。限制指示通常用于这种情况下:证据规则导致某项证言或实物证据不可采,但只是特定目的之下的不可采,只针对特定当事人不针对其他人。

“审判中心”视角下律师侦查阶段阅卷权探析

提升辩护力量是破解“侦查中心”、促进“审判中心”地位的重要途径。在我国,由于侦查权强大、辩护权不受重视以及开放侦查卷宗可能引发风险等原因,律师阅卷权作为辩护权的重要内容在侦查阶段还没有被确定。从转变“侦查中心”、增强辩护力量、配套“审判中心”诉讼制度改革来看,现阶段我国赋予律师侦查阶段阅卷权已十分必要。考虑到完全开放侦查卷宗可能带来信息泄露、人身安全威胁等风险,可以参考域外阅卷制度设计,有限度地确认我国辩护律师侦查阶段阅卷权,明确辩护律师有权查阅犯罪嫌疑人供述、辩解、有犯罪嫌疑人参与的侦查行为笔录以及相关录音录像,并配套相关技术保护措施,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顺利、合法地阅卷。

社会治理视域下“慎诉”理念的实践向度——相对不起诉制度扩大适用的再审视

新时代贯彻少捕慎诉慎押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落实司法人权保障,对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提出新要求。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深化适用,推动刑事案件繁简分流、建构轻微罪多层次治理体系,需要借助相对不起诉制度发挥更高效用。然而,在传统对抗性司法的偏在影响下,相对不起诉制度的适用标准模糊、适用程序烦琐、继续处理机制混乱等问题阻碍了“慎诉”理念的司法贯彻。基于此,应当采取以下方案:明确相对不起诉的适用标准,转变监督模式,注重相对不起诉处理后的制度衔接与保障,推动不起诉裁量权的科学化、规范化行使。

论未成年人认罪认罚自愿性及其保障

未成年人认知、判断能力的天然缺陷决定了其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内涵需要突出明智性,关爱、诊疗的诉讼价值必须优位于效率价值,因此应当对认罪认罚的未成年人适用相对独立的自愿性保障制度。目前,司法实践机械适用成年人化的自愿性保障措施不能切实保障未成年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明智性。为此,应当回归法定代理的法理正轨,进行彻底的告知,明确、细化法院审查的内容,倡导开放式的讯问方式,开展以认知能力为内容的社会调查并设立全程录音录像制度。

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研究

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可以规范办案流程、促进程序公正,保障证据质量、防止案件“流产”,实现职权保障、敦促行使权利,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然而,这一制度目前在立法上尚不够完善,在司法实践中也暴露出一定的问题,严重制约了其制度目标的实现。因此,有必要针对突出问题,结合当前部分试点地区的有益成果和域外的成熟经验,从规范和实践两大层面进一步完善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

以审判为中心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关系的理论反思

从制度史角度观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在我国刑事诉讼横向构造改革走入“深水区”的情况下,针对刑事诉讼纵向构造提出的改革理念;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则是在我国审判阶段的程序分流走到极致和“瓶颈”的情况下生成的,其目的在于发挥程序分流的功能,服务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从诉讼构造角度观之,现有法律规范要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坚持并服务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但由于我国刑事正当程序建设尚未完成,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在价值理念、诉讼格局以及权力要素等方面存在制度竞争的关系。从司法改革角度观之,未来需要抓住庭审实质化、程序分流和司法公正三个改革关键点,在大力发展程序分流机制的前提下,确保从诉讼职能上实现以审判为中心,在审判环节中实现以庭审为中心,在追求司法公正的过程中发展协商性程序正义以理顺二者之间的关系。

合规视角下涉罪企业附条件不起诉的制度构建

将附条件不起诉适用于企业犯罪案件,有助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保护企业权益和推动企业合规建设,同时可以拓展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空间。我国企业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构建,应以刑事合规的引入为切入点,在厘清企业认罪认罚与责任人认罪认罚、对企业不起诉与对责任人不起诉、企业合规计划与附条件不起诉、企业附条件不起诉与自然人附条件不起诉这四组关系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相关制度经验,从适用条件、附带条件及履行、监督考察及处置和适用程序四个方面展开。为确立企业在附条件不起诉中的主体地位,还需同时完善单位犯罪诉讼规则,保证企业及时、独立、充分参与审前程序。

刑事远程审判被追诉人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刑事远程审判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突破传统线下审判业务模式,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不断走向深入。前期的试探摸索试点遇上疫情暴发倒逼,刑事远程审判在其内生力和外在推动力的作用下被大规模运用。刑事远程审判的跳跃式发展也让人们在肯定其正向价值的同时不得不看到其隐匿在下的权利保障风险,和在实现诉讼过程提速的同时面临程序正义的风险。被追诉人的程序选择权、认罪认罚的自愿与真实、质证与辩护权、个人信息等均在信息化技术介入刑事庭审后受到了威胁。本文通过技术嵌入理论、技术正当理论、控辩平等原则作为理论补给,从立法改善与技术保障两方面,提出通过规则专门独立化、值班律师法律帮助实质化、赋权、新技术引入等手段,在非接触式的庭审中更加保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更加凸显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也为刑事远程审判的下一步推行提供参照和依据。

逃税罪行政程序前置的实践检视与价值坚守

自《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201条增加“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条款以来,其功能一直存有争议。对其性质认识的不同直接影响法院对该条款的适用,部分法院认为司法机关直接处理属于逾越行政前置程序;亦有法院持相反态度,认为法律尚未明文规定行政程序优先,且逃税罪的构成要件亦不以税务机关先行处理为要件。随着刑法的规制范围日益膨胀,应以我国犯罪成立理论为基础明确该条款性质,坚守刑事法治底线。就行政程序前置的正当性而言,其符合逃税罪立法目的,契合刑法谦抑性原则内涵,对行政权与司法权运行边界作出有效划分。

特殊不起诉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特殊不起诉制度突破了我国裁量不起诉仅能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的桎梏,是我国刑事公诉制度的重大创新。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合理适用特殊不起诉制度对于解决特定复杂案件的证明难题、发挥检察机关维护公共利益和程序调节职能、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等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特殊不起诉还可以作为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之后从宽的路径,这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而言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但《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的规定在内容上还相当粗疏,极大地限制了特殊不起诉的可操作性。而且立法并没有明确特殊不起诉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逻辑关联,但既有资料却大多将特殊不起诉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捆绑”研究,将特殊不起诉局限于认罪认罚从宽语境下理解,这也影响了特殊不起诉的适用空间。

分裂式法庭审判问题探析——以技术与审判之间的张力为视角

《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明确赋予了分裂式法庭审判的合法性地位,技术性变革于法律当中的应用离不开技术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探讨。分裂式法庭审判作为法律应用的一部分,其与技术的耦合难免出现张力。分裂式法庭审判技术给司法过程带来了极大的效率解放并具有理论正当性,但其仍处发轫阶段,“技术——分裂式审判”之间尚有司法剧场效应缺失、低效节点过多、违背司法原则和赋予当事人过多技术负担的张力,本文通过对二者之间张力的审视,提出从审判能力和技术的提升、多向改变对低效节点的消除、审判适用范围的限缩、异步审理期限的明确以及针对区块链证明相关问题的对策以期消弭技术与分裂式审判之间的张力,并提出部分改革建议促进分裂式法庭审判长远发展。

大数据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研究

大数据在司法领域的广泛应用引发了对大数据证据的关注。大数据证据是指对海量数据技术分析后所获得的分析结果,将其视为鉴定意见较为合适。通过现状分析大数据证据在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并结合对美国的比较法研究,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通过行为建模和统计建模以及特殊经验与一般经验的转化解释大数据证据的关联性;通过事前预防和事后审查以避免算法歧视;通过增加控方义务与辩方权利以保障控辩平等,最终实现大数据证据的价值。

值班律师制度的实效困境及其破解之道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值班律师制度在“量”的方面已有重大突破,但在“质”的方面仍不尽如人意。当前,值班律师制度陷入实效困境的原因有二:其一,忽视值班律师制度的本质特征而错误沿用“实质辩护”标准进行评价,质量评价标准畸高;其二,由于值班律师介入时间迟延、立场存在偏差、质量监管体系不完善等,法律帮助的质量过低。鉴于此,应从三个层面破解此困境:首先,理性确定值班律师的服务范围,建立独立的质量评价标准。其次,“双向”矫正值班律师的立场、制定“服务标准和指南”、规范办案人员告知通知义务、明确救济措施、完善服务质量监管体系等,提高法律帮助的质量水平。最后,不断增强法援资源的供给能力,缓解供需矛盾才是值班律师制度乃至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根本之计。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值班律师功能的异化与回归

实践中值班律师的定位发生了异化,由“辩护人”异化为诉讼合法性的“见证者”。产生这种异化的原因一方面主要是值班律师权利与公权力不均衡,另一方面是值班律师权利与自身职责不一致、收益与风险不匹配。为了协调这些冲突,有必要在立法上明确值班律师的辩护人地位,完善阅卷权、会见权的权利保障机制,并赋予值班律师一定程度的讯问在场权、申请调取证据权和出庭辩护权。在提高值班律师基本补贴的基础上,建立与办案质量挂钩的浮动补贴机制,把控值班律师履职的风险,提高值班律师履职的积极性和法律服务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