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实施效果与顶层设计——基于新一轮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观察与思考

宅基地使用权的法权结构体现着土地用途管制的基本思想,仅能用于住宅建设。宅基地有限市场化所带来的用途改变,偏离了宅基地使用权的设立目的,试点中系借由宅基地的有偿利用制度加以解决,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宅基地所有权人参与宅基地增值收益分配,土地的性质应从宅基地使用权转换成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新一轮宅基地制度改革的主要政策工具是宅基地“三权分置”,宅基地使用权也就维系着其身份属性,仅有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户才能取得和保有。非本集体成员的继承人仅得继承房屋所有权,不能继承宅基地使用权,但可以取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不过,该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有最高70年的期间限制,且继承人尚须支付相关费用。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文明具有雄厚的文化基础和悠久的历史积淀,具有历久弥新的思想价值和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熔铸了其鲜明而独特的主体意识,为中华文明的长期赓续和不断创新奠定了基础。近代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和文明转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正确的文明发展道路和文化进步方向,恪守人类文明繁荣和文化创新规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创造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文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世界各优秀文明的持续繁荣与共同进步。

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的立法路径

在构建现代金融体系的大背景下,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需要、构建现代金融监管制度的需要,还是建设金融强国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落实到立法上,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需要重新设定金融监管的功能和定位,科学界定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的范围和边界,通过制度创新构建金融全面监管的法律体系。从金融治理的宏观角度和法律体系整体架构考虑,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不能简单地将未纳入监管的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现行监管制度,需要采用类型化方法对纳入监管的金融活动采用差异化、精准化监管路径,区分不同类型的金融活动,构建《金融稳定法》与《金融监管法》“双法并行”的法律监管架构,形成“双法并行”格局下多层级立法协同的全面监管法律体系。同时以第六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的“五大监管”为重点,融入大数据治理的新要求,创新金融监管关键制度,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金融治理新框架和新体系。

人类语言习得的亲知还原模式——从ChatGPT的言知还原模式说起

尽管语言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ChatGPT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哲学上的图灵和塞尔之争仍然在继续。不过ChatGPT能够生成符合语法的崭新的句子,一定还原出了语言单位(tokens)和规则,解决了长期以来人工智能中自然语言理解的难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ChatGPT的学习模型依赖强大的运算能力和计算机的海量存储能力,这两种能力可以合称为强储算能力。相比之下,人脑只具有弱储算能力。正是因为弱储算能力的限制,人脑语言学习不可能完全走ChatGPT的语言学习模式。人脑是在基于经验的亲知活动中还原出有限的单位和规则,从而生成崭新的句子。ChatGPT目前采用的是言知学习模式,而不是基于经验的亲知学习模式,将来的大语言模型可能扩展出亲知学习模式,真正模拟人类获得亲知还原模式。那个时候或许可以说机器人真正理解了自然语言,哲学上的图灵和塞尔之争或许可能得到解决。

国家与后发现代化的荣枯——基于国家自主性和国家嵌入性的分析

国家自主性和国家嵌入性是影响后发国家现代化成败的两个关键要素,但无论是自主性还是嵌入性都很难单独发挥作用。可以通过建构一个国家自主性和国家嵌入性模型,以资源配置为视角、以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为中介,来分析国家自主性和国家嵌入性对现代化的影响。经案例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组合决定了后发国家现代化绩效的不同。低自主性、高嵌入性国家难以打破固有利益格局;低自主性、低嵌入性国家则无法阻止资源流向强势集团或分利集团;高自主性、低嵌入性国家倾向于汲取资源用于自身消费或整体的福利消耗;兼具较高程度自主性和嵌入性的国家,能够控制资源流向战略产业和先进产业,更有利于现代化。

中国金融稳定立法的底层逻辑与路径选择

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特殊时期,需要加速推进中国金融稳定立法。为了确保中国金融稳定立法的精准有效,需要对中国金融稳定立法的底层逻辑进行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寻中国金融稳定立法的路径。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来看,中国金融稳定立法的底层逻辑在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应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从经济与社会的维度来看,中国金融稳定立法的底层逻辑在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从国内与国际的维度来看,中国金融稳定立法的底层逻辑在于建设金融强国、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基于上述三重维度的底层逻辑,中国金融稳定立法应当坚持中国特色的基本路径、选择综合立法的基本模式、采取联动立法的推进方式。

“义”“意”辨

“义”与“意”是人类认知与阐释的核心概念。在汉语言文字体系中,义与意的来源、目的、认知取向均有深刻差异。义包含客观性、确定性,具有与关联对象本身的符合性,意则包含主观性、多元性,与关联对象本身疏离甚至对立。建构中国阐释学,需要辨识、处理好义与意的关系。由认识论的观点看,义在意先,要坚持先义后意的认识路线;意从义衍,阐衍组合,既要有开放交流取向,也要有合理限定,以实现最终合流;意要转化上升为义,由意而义、由价值而知识的认准不是简单的否定或肯定,而是接受公共理性检验的历史过程。人类实践是由义而意的无限上升,证明人类认知的确定性追求稳定而恒久。

职场算法规制的路径与统合

目前有关算法规制的研究日渐深入,但算法规制的场景化研究依然薄弱。当前职场使用算法进行用工管理日益流行,由此带来诸多风险,并可能侵害劳动者基本权益。职场算法规制应将传统的算法规制一般路径,即算法透明、个人信息保护和算法影响评估、反歧视制度等路径应用到职场场景,结合职场特点,创设具体规则。同时,职场算法规制还应利用劳动基准法、规章制度规制和集体协商等劳动法调整手段,对算法内容和程序进行控制。职场算法规制的各种路径彼此相关、相互影响,应进行统合。统合的方法是将分散规则进行集中立法,明确人社部门、网信部门以及行业主管部门等的具体职责和相互配合的义务,并明确算法管理对象的法定权利,以此来保护劳动者在算法管理中的基本权益。

何谓“历史语言研究”?——重读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1928年,傅斯年倡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迄今为止,人们似乎并不十分理解傅先生当年何以会将历史学和语文学这二个不同的学科合二而一,建立一个对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无与伦比之重大意义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过对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的仔细研读,可知傅斯年的初心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以历史学和语文学为核心的现代人文科学学术机构。所谓“历史语言研究”即是以“史学即史料学”的科学史观为基础,以“语学即史学”的学术方法为准绳,充分扩展新资料,利用“比较语文学”等新工具,来处理和研究新发现的历史的和语言的一手资料。傅斯年设计的“历史语言研究”遵循的是现代西方人文学术的主流学术思想,即现代人文科学必须是“历史的和语文学的研究”,而不应该是传统的“哲学的和神学的研究”。

李白诗中“自称词”的使用情况及文学意义

李白诗中的自称词为初盛唐诗人中最高者。自称词的巧妙使用,强调了诗人的主体性,增强了自我与现实社会、自然万物及理想世界间的联系,呈现出高昂的主体精神。通过将“我”与不同类型的“大言”并置,彰显了诗人试图以我为主、重构社会秩序的意图;自称词的使用打破主客体关系,将自我的情感及内部生命力灌注于外物,实现了主体对客体的主导;对自我的反复称谓,打破彼岸之界,消解主体生命有限与客体宇宙无穷的矛盾,实现对生命的超越;将文赋中自称词的用法引入诗歌,打破了文体界限,体现出“破体相参”创作自觉。

唐代潞州地区墓志的书写格套及演变——兼谈作为移民史史料的误区

唐代潞州地区出土墓志数量众多,多涉及社会中下阶层,墓志大量自云祖先“因官徙家”“某某太守+某某侯”等是一种书写格套,多依据“书仪式”文本拼接而成,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不当视为移民史史料。墓志的书写格套与志盖形制也会因时而变,晚唐五代潞州墓志的书写格套与全国渐趋一致。上党苗氏家族迁至洛阳后,放弃潞州当地墓志简陋的书写格套,完成了祖先叙事的士人化,“上党太守+某某侯”仍时而出现家族记忆中。

从管志道《大学》诠释看晚明“朱王之争”

作为晚明阳明后学的中流砥柱,管志道依循学界共识即由《大学》介入和“朱王之争”的学术路径,倾力注解《大学》,先后完成《重订古本大学章句合释文》《古本大学辨义》和《石经大学测义》,以著述宏富、体例多样显立于晚明之际。在《大学》文本上,管志道既否定朱子的《大学章句》,亦不遵从阳明推崇的古本《大学》,而是声援和更补石经《大学》,形成特色鲜明的“管氏改本”。在《大学》义理上,管志道辩难朱子和阳明,重申《大学》主旨在于述“帝王之事”而非“士庶之学”,围绕《大学》的义理骨架“三纲八目”,形成“双谴双取朱王”的学术立场。从管志道由经典诠释来回应时代思潮来看,“朱王之争”在晚明已然与经典诠释形成相互影响的关系,尤其是其主导的“双谴双取”的学术方案自成一家,成为解决“朱王之争”的一条相对客观、可行的路径,为我们构筑晚明“朱王之争”的理论图景,乃至管窥晚明的学术格局提供一个鲜活而生动的个案。

“体爱”发微:墨家、儒家、杨朱对话视野之下的研究

《墨子·经上》“仁,体爱也”之说,在学术史上曾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兼爱说的背景之上,结合墨辩相关文献,力图分析“体爱”所包含的人类之爱、视人如己和损己三方面的意义,并在墨家与儒家、杨朱之学对话的背景中揭示体爱之说的独特性。大体说来,先秦时期围绕着对于仁爱的理解,形成了儒家的亲亲爱人、墨家的相爱相利、杨朱的贵己兼利三种不同的思路,共同塑造了早期中国思想的丰富画面。

利玛窦400年形象史考论——兼评当下文史研究的四种困境

世纪之交,利玛窦已经取得了无可争议的世界性影响。整体而言,在400年的历史长河里,利玛窦形象变迁的历史可以用由“有争议的”到“正面形象”的嬗变、由“官方形象”到“民间形象”的兼容两条线索来概括。具体来说,由“多面利玛窦”折射出“西泰子的五副面孔”,可以厘清来华外国人形象史学在“冲击—反应”的中外交流史研究模式、越来越泛化的文化史研究、后殖民理论“主体性自我”与“殖民地他者”之间的对立、比较文学望文生义的形象学等当下四种学术困境中的启示,进而得以从困境中突围出来,构建中国本土的形象史学自主理论体系。

从族类到户籍:“不分满汉,但问旗民”含义析

“不分满汉,但问旗民”,是清史和满族史研究者耳熟能详的一句俗语。长期以来,研究者均未说明此语来自何处,因此,这句话多被理解为强调清代满汉或旗民之别的表达。然而这句俗语毕竟暗示了某种变化,这就是从强调满汉族类差异到强调旗民户籍之别的变化,因此具有“民化”或在地化的意涵。而由“入籍”成为国家编户的“民化”或在地化过程,是从明代甚至更早时期一直延续不断的。

股票流通制度:从全流通到有序流通

股票或证券流通的世界格局可以划分为以英国为代表的公开市场自由流通模式(简称全流通模式)和以美国代表的有限或有序流通模式。我国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实施的是全流通模式,其弊端是大股东减持套现过多,股市“失血”严重,二级市场不振,投资者亏损惨重,长此以往,也将损害股市的融资功能。因此,我国的股票流通机制需要改革为有序流通模式,即我国应将证券区分为非限制证券和受限制证券,非限制证券可以在公开市场自由流通,但“受限制证券”的出售,只有三条路径:一是通过注册程序而在公开市场自由交易;二是符合注册豁免条件的,可以在公开市场转让;三是于私募股权转让市场在合格投资者之间转让。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向度

从世界视域看,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论产物与行动指南,以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互动为核心主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全面解密了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历史生成与逻辑证成,揭示出近代因资本统摄呈现出世界性对民族性唤醒与侵蚀“悖论”的特殊样态,这也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世界向度的重要理据来源。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新时代,坚守文化开放与文化安全动态平衡,形成捍卫自身文化、尊重他者文化、反对霸权文化以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整体图式;指明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兼容的战略目标,提出不仅要以“两个结合”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巩固主体性立场、保持民族文化特色,还要以“全球文明倡议”的原则与思维树立世界性眼光、创设理想文化生态的实践要求。

安大简《仲尼曰》与“君子慎独”再探讨

最近公布的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仲尼曰》论及慎独,明确肯定慎独是指谨慎于“人之所不闻与人之所不见”,表明慎独的“独”确有独居独处之意,与简帛《五行》强调“能为一”、《大学》主张“诚其意”的慎独有所不同,说明慎独的含义经历了从谨慎于独处的原初意到谨慎于内心的引申意的变化。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是因为谨慎于独居独处,要靠道德自律,靠内在的道德自觉。这样慎独必然要从强调谨慎独居时的行为向重视内在意志、意念转化。由于先秦两汉的学者既在原初意,也在引申意,以及引申兼原初意上使用慎独,这样就造成慎独语意的复杂情况。郑玄、朱熹对慎独的注释都有不准确、不完善的地方。对于慎独的理解和研究,要从马王堆时代的“不同”说、郭店时代的“相同”说,走向安大简时代的“发展”说,从发展、演变的角度对慎独的语意做出分析和探讨。

论辩证社会发展观及其在新时代的主导形态

在发展哲学视阈内,社会发展观的演进总体上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直观社会发展观、机械社会发展观、辩证社会发展观。直观社会发展观具有突出的类比性、猜测性等特点;机械社会发展观的本质是“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认识社会发展现象,非此即彼,二元对立。辩证社会发展观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原则在与日新月异的发展实践的结合中所形成的一种科学的社会发展观;辩证社会发展观坚持用联系的、变化的、矛盾的及运动的多样性观点看待社会发展。辩证社会发展观在新时代中国发展实践的运用中,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表现——新发展理念,这一理念可以说是辩证社会发展观在新时代的主导形态。辩证把握新发展理念,关键在于认识新发展理念所蕴含的“一”和“多”的辩证关系。

中国家庭结构变迁的特征趋势与问题研究--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的分析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家庭结构变动直接作用于家庭关系与家庭功能并进而影响人口、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全局。使用连续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运用家庭户类型识别方法和队列分析与时期分析等人口分析技术,系统考察了我国家庭结构变迁的特征、趋势及相关问题。研究发现,尽管1982—2020年夫妻核心家庭占比持续上升,但1990—2020年标准核心家庭持续降低并带动了核心家庭整体连续下降;三代直系家庭在1982—2010年持续上升但2010—2020年开始下降;1990—2020年单人户连续上升。五次普查时点户成员所处家庭结构的年龄模式既存在较高的相似性也表现出显著的水平差异。人口转变明显改变了个体生命历程与家庭生命周期,家庭结构随之发生显著变化。研究建议坚持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政策导向,增强家庭建设的支持力度,通过推动家庭高质量发展来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的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