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本质与走向

中国文化最根本的思考是把外部世界看作变化多端、具有真实性的客观现象,这个客观现象的存在及其变化能够启发人内在的能力以建设更好的自我。中国文化表现为一种高度的统一:天人合一,主客合一,知行合一。同时还存在几个'分辨':体用之辨,义利之辨,善恶之辨。'合一'与'分辨'扎根于个体与群体生命的生活实际,展现了中国文化与文明的本源性与整体性,呈现了中国文化内在的自我生命力。近代中国出现文化危机的原因在于基本价值的架构模糊不清甚至取消或颠倒。人类发展表现为文化、伦理与管理三个层次,三者之间存在多重有机联系。从这一理论框架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可以相互融合的。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健康存在与活力发展肯定会对世界产生更好的影响。为此,要自觉增强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能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时代问题的价值阐释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集聚社会正能量的需要,是推动和引领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促进人和社会国家全面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围绕着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来概括,必须要围绕中国实际来概括。'三个倡导'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实事求是的一个表述。24个字的概括体现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一个高度统一的整体,与所谓'国家主义的禁锢'不沾边。核心价值观的进一步凝练要抓住两个关键性和根本性内容,第一是社会主义的,第二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果只用四个字概括,那就是:富强、公正;如果用六个字概括,那就是:富强、公正、友善。我们讲的自由、民主和平等与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平等根本不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二重超越性,同中国传统价值观、资本主义价值观有着根本区别。

论“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代表着中华民族自古及今的一贯追求,也是传统的儒道墨三家所共同认可的一种基本精神。殷周之际的历史变革代表着'天命'内涵的一个重大改变,代表着中国历史上天人合一思想的真正形成。在儒道墨三家不同的天人合一追求中,儒家是道德进路式的,道家是自然进路式的,墨家则是神性主宰式的。三家不同的进路,与其对三代文化之不同的继承侧重紧密相关。由于儒家始终具有直面现实的特点,因而也就始终占据着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地位;而道墨两家之'互绌'性的批评,构成了儒家天人合一说深入发展的反向推动力。儒家的天人合一观体现为道墨两家在'自然'与'人为'的两极化走向之间的一种'中道'立场,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试论儒家德治思想传统

德治思想是儒家学术文化的核心,它蕴含着优秀的传统美德和精神追求,是儒家政治思想的基石,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传统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和强大支柱。从尧舜时期的'克明峻德',到孔孟的'德治''仁政',再到明清时代儒家对德治思想的承继,儒家德治思想不断丰富完善,并成为中国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历史上,作为一项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儒家德治思想不仅在安邦定国、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中国人的修身养性、安身立命、个性发展也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而在当前,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公民道德自律能力和主体道德素质,切实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道德危机现象,就必须在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坚持不懈地加强道德建设,坚持以德治国,把'法治'和'德治'有机结合起来。

略论中国古代的公私观

在中国文化中,'公''私'观念很早就已出现,并有着多方面的含义。纵观中国古代文化,无论何家何派,大都倾向于扬公抑私。道家虽尚无为自然,但也崇尚'公';墨家以其'兼爱'理念而力倡'公义',反对自私自利;法家以严辨公私、贵公贱私而闻名;早期儒家的公私观,显然包含着二层意思,一是公与私的对立,二是先公而后私,或者说是尊公而贱私——后世儒家于此两点均有发挥。古代哲人大都把公与正面的和肯定性的东西相连,而将私与否定的、负面的东西相系,从而构建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公为善而私为恶的学术史。公在古代社会一直被捧为美德。中国古代思想家重公而轻私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基于'天道大公'的认识;其次,古代社会'天下为公'的理想,也极大影响了贵公贱私观的形成;再次,圣人公心说为'大公无私'思想奠定了人格范式。在今天,应当辩证地理解中国古代的公私观及其现代价值。

也论孝与腐败——以《孟子》中的孝“以天下养”为例

“尊亲”之孝与“直养”是根本不同的。孟子所说的“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的“养”并非“直养”或供养。对孝子来说，最大的孝不是对父母的“直养”，而在于“尊亲”和以天下人的孝养为父母“养志”、明“道”，使父母享受到最大的尊敬。孟子关于孝“莫大乎以天下养”的思想，是对孔子和曾子孝道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很大的综括性和超时代的前瞻性，不仅有将“仁、义、礼、智、信、强”相结合与统一的特征，而且透露出我国古代社会的生态孝道文化的特征，这是东方文明所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孟子的观点，或儒家的孝道思想，不仅不是“腐败宣言”，而且是有助于抵制与预防社会滋生腐败的一剂“良药”，值得我们重新认识。

“礼义之邦”的礼义精神重建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义之邦”而非“礼仪之邦”。礼仪与礼义是起点与终点、外在与内在、行动与思想、实质与表现等互相联系与促进的关系。在当前应该从“礼仪”与“礼义”内外两个方面加强教育培养，提高国人的道德文明素质。社会教化中应该注意个体、社会、国家精神的不同。“礼义”仍应为当代社会之教化重点，这是因为其有现代性与民族性。礼的精神实质在于和而不同、等差有序的文明秩序与恭敬、辞让的尊人利他精神。弘扬礼的当代意义，必须在价值观与道德观上坚持等差伦理与平等伦理的统一。弘扬礼让精神，有助于抑制过分竞争。

“恩至禽兽”——儒家生态哲学中的动物观

在儒家哲学中,动物属于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儒家要求'恩至禽兽'。儒家对于动物的道德关怀是从人的仁心出发的,承认它们也是和人一样的生命,要求爱护和尊重它们的生命,重视它们的内在价值。儒家也利用动物的使用价值,把动物作为食物、衣物的来源,也同意打猎;但是儒家文化对动物的价值分为'作为生物''为了他物''作为运行着的道的整体的一部分'三元矩阵。这个矩阵一方面是以人为中心的,人可以食用动物;另一方面,整体的天道又高于一切,把人对于动物的使用置于天道的限制之下。所以,儒家对于使用动物有许多限制。儒家还制定了保护动物的措施、政令,其中有些成为法律。总之,儒家文化的态度近似于弱人类中心主义,肯定人的地位;同时又类似于非人类中心主义,把人对于动物的使用置于天道之下。儒家哲学动物思想对于今天进行生态教育和生态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黄宗羲与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的学术成就与学派特色

黄宗羲一生有四大成就，一是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一个批判君主专制、论证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全方位改革的政治改革纲领；二是在哲学上超越宋明理学提出了以“力行”为宗旨的力行实学；三是通过孜孜不倦的著书活动，撰著、编纂了112种、1300余卷、2000多万字的专著、诗文集和宋明历史文献；四是开创了清代浙东经史学派。浙东经史学派缘起于清初甬上讲经会，是一个涵括了经学、史学、文学、历算学的综合性学术流派，其代表人物有经学家黄宗炎、万斯大，史学家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文学家李邺嗣、郑梁、郑性和历算学家黄百家、陈哥、黄炳重等，其学派特色是明经通史、经世致用和综会诸家，是清代学术史上有别于乾嘉考据学派的重要学术群体。

熊十力“新唯识论”之本体-宇宙论梳释

在熊十力看来，历来哲学家多未能证见本体。在《新唯识论》以及其他一些著述中，熊十力给予本体以诸多不同称谓。其意在从多层面揭示本体的性质、功能及其存在方式，凸显本体无在而无不在、无能而无不能、无为而无不为、无形无相而举体显现为无量无边的功用，要之，即彰显体用不二之旨。本体通过翕辟成用，即用显体而显现为大用流行。翕的动势是收摄凝聚，辟的动势是刚健开发，两种动势都处于刹那生灭、无常无断的变化之中。辟既殊异于分化的相对的翕，又有别于整全的绝对的体，而为翕与体之中介，以其刚健的力用转翕从己以至复归于体。辟可谓“宇宙的心”。“新唯识论”的本体一宇宙论也就由此转入了心性论。

从《周易》探索中华核心价值观

中华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即中华民族的最深邃、最崇高的价值理念,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基,是治国平天下的魂魄、是协调人与自然使整个宇宙臻于至善的核心理念。《周易》蕴含着这一核心理念,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下为公,保合太和'。其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强调个体人格的确立,是中华核心价值观的立足点或逻辑起点;'天下为公,保合太和'则指向家庭、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即国际关系)和整个宇宙(即人与自然关系)的至善境界。中华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确立和传播中华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培养和造就个体的健全人格、促进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与和谐发展、促进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促进整个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从而最终促进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道路与中国文化:李宗桂、丰子义、傅有德先生中西马高端对话

探索中国道路和中国文化的关系,是为了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在时间上大大延伸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文化渊源,在空间上大大拓展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在深度上大大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文化内涵。在新的形势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要增强方法论的自觉。研究的根本目标是形成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促进真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同时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这就需要突出中国特色,突出中国问题研究,这是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逻辑的一个必然要求。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关注社会现实,面对当代中国的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生态环境,科学发展等重大课题开展研究。中国文化是一个多元整合的有机整体,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创造、积累起来的一套价值体系。从性质上讲,它是中华民族、中国社会长期发展不断积累的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从结构上讲,它是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等在内的一整套有机的系统;从内容上讲,它是以汉族为主,包括诸多少数民族在内的多元一体的,独特的民族文化。从思想因素发展的阶段来看,呈现为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乃至清代的朴学和新学等。从学术流派来看,表现为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佛家、阴阳家、纵横家、名家等诸多的流派。从载体来讲,它是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典籍,也包括风俗习惯、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道路的历史化支撑和文化精神支撑。中国特色、中国表达、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底蕴和根基就在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应该有一个理性的态度。西方文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源头,即所谓的'两希文明',一个是希腊哲学,一个是希伯来宗教。尽管现代西方文化并不完美,但它仍然具有较大的、顽强的生命力。怎么认识西方文化是我们在文化建设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西方文化的精髓,西方文化的灵魂,西方文化的走向,仍然需要我们不断研究和探讨。这个问题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以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学习。

重新认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是揭示阶级本质的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思想。立足当前,必须完整地理解包括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马克思的思想;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属性以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为指导,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

禅门清规与佛教戒律、儒家礼制

中国禅宗丛林管理制度的成熟，集中反映在禅宗的《敕修百丈清规》与《禅林宝训》等书中。从《敕修百丈清规》与《禅林宝训》等所记载的内容以及其所体现的特点来看，禅门中的这些清规既兼摄与折中了大小乘的各种戒律，同时又参考和借鉴了儒家礼制，可以说是佛教戒律与儒家礼制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中国禅宗的特色。

湘学学统的文化条件

湘学学统与学术旨趣是相互促成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有一些共同的文化条件在发挥作用。这些文化条件，不仅仅能够促成有脉络可寻的区域性学派的师承、师友之间的直接学统的传承，同样也能够促进那些不同学派、不同学术形态的湘学学者在知识旨趣上表现出“家族相似性”那样的相同特征。书院、祠堂、书籍刊印、学者交往等共同形成了使得湘学学者具有共同学统、知识旨趣的相似性的文化条件。

论孔子的价值观

孔子的价值观由'义'的价值本体论、'修德''徙义'的价值修养论、推己及人的价值文化论等方面的内容构成。在孔子的价值观中,人文的、理性的人性价值修养占有关键地位。有人性价值修养的人,作为理想的人,不仅个人人格价值获得提升,生产生活质量得到保障,而且通过教育和政治等活动,推己及人,可以帮助他人以至整个社会重建价值秩序,实现理想社会,展示已有文明的光辉价值。可见,孔子的价值观主要是一种理性人学的价值学说,有强烈的人文性、辩证性、历史性、实践性。孔子的价值观,作为他儒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更加鲜明地体现了孔子思想的人学性质。其积极意义正在于,让国人的价值思考开始摆脱宗教的、信仰的、祈祷的路,站在人文的立场,运用人类理性能力,解决人的安身立命之所这一重大问题。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考

我们不主张把中华文化仅仅归结为儒学,也不同意简单地认为儒学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但绝不否认儒学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在中华文化中,儒学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现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绝不是简单地恢复儒家文化,也不能以儒学为核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和根本任务。要在全社会进行共同理想的教育;在全社会进行道德教育,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辩证地统一起来;发展教育和科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互联网等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要做好批判和继承的工作。

庄子思想略论

庄子平生以道为宗师，以德自处，是中国古代极有高行的哲人。他继承和发扬老子哲学精神，发明哲学怀疑的方法，保守独立自得的准则，寻觅走出乱世的端点，开启了全新的哲学探索，创制出许多中国哲学观念。他以气论和“道观”的方法论发展了老子道论。道观方法是道家思维完成普遍化、客观化的重要环节，在根本性质上“定义”了中国哲学。“逍遥游”捍卫存在与价值、人与自然、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统一。“齐物论”依靠两行逻辑建构起捍卫多元认识论的方法论，推动人们通过超越而臻于道的胸怀和视野。非如此，就不能平等、开放、公允地看待事物和言论；非如此，就不能包容小道、息辨止争而归于大道。庄子对儒家仁爱机制的反思有利于真正道德主体的确立。庄子从逻辑和形而上学的道论上寻求原则，对百家争鸣的终结和回归道的统领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主性精华”

在既往的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中，多数学者对我国古代是否存在民主性思想的精华，持否定的态度。这种见解缺乏客观全面性，也不利于我国长远的政治文明建设。20世纪我国一些学者肯认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民主性思想的精华，吕思勉、钱穆、刘师培即是典型的代表。研讨、评判、推介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思想理念，是有现实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

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而弘扬中国精神,离不开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创新成果极为重要。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紧密伴随、相互渗透。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方法;而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则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丰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二者既相互促进,又密切联系,共同推动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