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上圆了对近代中国佛教改革理论的影响——以“人间佛教”创始人太虚为例

太虚与近代日本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关于佛教的理论阐述具有相近、相通的倾向。井上圆了在20世纪初期先后共有十数种著述被翻译成中文,为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文化提供了一种理论工具,太虚与井上圆了之间的影响关系也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展开的。井上以西方近代哲学与科学改造传统东方佛教的方法为近代中国的开明佛学家广泛接受。太虚作为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的实践家,不仅强调佛法与哲学和科学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他把佛教的近代化与国家的近代化联系在一起,毕生致力于把传统佛教改造为顺应时代方向、建立完善人格的'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井上圆了的佛教哲学是太虚的佛教改革运动理论的重要来源,可谓太虚顺应时势,以传统佛学吸收融合西方哲学和科学成果,从而丰富提升佛学理论的参考和范本。

从太虚对陈独秀《自杀论》的批评管窥其人生哲学

本文探讨了既往几乎未被学界关注的有关太虚大师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以北大学生林德扬的自杀事件以及思想界展开的大讨论为背景,太虚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有关自杀与人生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本文分析了太虚批评陈独秀的背景原因、批评的内容,并进而说明了事件所折射的太虚的人生哲学。

太虚退出中国佛教会声明发微——兼论太虚护法“旅华韩商”玉观彬

1936年6月2日太虚大师及其弟子玉观彬(慧观)在《申报》刊登声明宣布退出中国佛教会。但3日后玉观彬又在《申报》发表声明,替太虚大师收回了退会声明。太虚大师退会事件反映的是第三届中国佛教会之争。太虚大师退出中国佛教会事件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是玉观彬。玉观彬1891年出生于朝鲜平壤,祖籍云南昆明,早年为基督徒,在报馆工作,积极反日,宣扬朝鲜独立。因'寺内总督谋杀未遂事件'入狱五年;出狱后开始经商。1919年'三一'运动后来到中国,定居上海。1924年在上海入伊斯兰教,撰写《中国回教振兴策》,1926年皈依太虚大师,撰写《中国佛教振兴策》,并积极兴办佛化事业,创建佛慈药厂,成为太虚大师的左膀右臂。1933年在上海被韩人除奸团暗杀。

太虚的世界佛教运动与文明论述——以1920年代为中心

本文立足于思想史的视野与方法,对太虚在20世纪20年代的世界佛教运动及其文明论述进行详密的讨论与分析。文章分别从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首先,把太虚的东西文明论放置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有关东西文明与文化论争这一脉络中来加以审查,以理解太虚相关论述的思想史处境。其次,太虚欧美布教中文明论论述的特点体现在他是如何'格义'佛教与西方的科学、哲学而另立新说的。最后,太虚佛教世界化的文明论述之背后蕴含了复杂的思想面向,特别是他的文明论述中所隐含的东方主义及其民族主义观念。

太虚创立佛法僧园法苑始末

太虚大师1926年底归国后,主要致力于佛化教育社的工作,原本即计划开办佛化学校,派遣学员外出工厂、军队等社会各界宣讲佛化,并兴办佛化图书馆。太虚大师在得到上海韩籍富商玉慧观等人支持后,积极开办佛法僧园法苑,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践佛化教育社的诸多理念。佛法僧园本质上说是一所全新的佛教寺院,里面居住着新着制服、举行佛式婚礼等新式人生礼仪的'新僧'。佛法僧园法苑是太虚大师僧制改革、寺院制度改革的一次大胆创新,并非仅仅计划以推行佛化婚礼,改革经忏来使僧侣获利自养。

戒杀以弭战 素食以护生:太虚“戒杀护生”思想综论

太虚致力佛教改革运动将近40年,又穷其大半生构建'慈宗'。'人生佛教'思想是太虚针对近代中国思想潮流、为对治近代佛教各种弊端而构建的理论体系;'慈宗'是他为总持全体佛法而设计的行门,是人生佛教思想的信仰实践。'慈宗'得名于'慈氏(弥勒)','慈氏'得名于有关'戒杀'的弥勒本生故事。太虚认为,当信受奉行菩萨第一戒,从戒杀起步修大悲心;当恭敬景仰慈氏菩萨,从断肉起步修大慈心;'人生佛教'即面向'凡夫'、以'慈悲'为根本的大乘渐教。戒杀护生思想是太虚整个思想体系和宗教实践的基石。

重新发现太虚——大师背后的中国与世界

佛教在近代史上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近代佛教是否只存在着唯一一条由凋敝到复兴的叙事线索?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近日主办的'太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以近代佛教史上最著名的高僧——太虚大师(1890~1947)为焦点,发掘人物背后的丰富历史维度,为我们展现了突破现有研究框架,建立新的学术增长点的可能性。

“太虚研究”叙录——从辑佚文史、重构形神到指涉世界

本文重新反思'太虚研究'中的基本方法、史料类型、学术源流、概念边界、逻辑基础和价值导向。与此同时,追问'太虚法师'这个经验实体的面相形变和价值纠缠,并将成因归结为'太虚史料'未曾被有效区别为三种类型。需要将'太虚史料'离析为'宗派自述'、'他者舆论'和'国家训示',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一个新的整体和系统,才可能比较有效地解释'太虚现象'及其成因。'太虚现象'本质上超越'太虚个体',有更为广阔的、从1844年到1953年间的历史边界;同时,它也包含着近现代中国之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一隅走向世界的基因。正是在'近现代中国'和'现代性'的条件下,太虚的'佛教-宗教'改革、'政治-宗教'实践,才能在可供'批判'的意义上服务于当下和未来,而不仅仅滞留于'好古'和'纪念'层面。

纪念太虚大师圆寂七十周年暨《太虚大师全集》编修研讨会召开

为纪念、弘扬太虚大师精神,研究人间佛教思想,2017年3月19日,'《太虚大师全集》编修研讨会'在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召开,由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与闽南佛学院合作的《全集》编修项目正式宣告启动。会议由闽南佛学院和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闽南佛学院的相关代表共计20余人参加了会议。

佛学演讲集 巴黎 1928

译者序太虚大师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一代高僧,他对以佛法拯救世界之颓败一直抱有热望,同时也希望佛法在欧美的传播有助于国内佛教革新事业的开展。1928~1929年的欧美之行,对于太虚的弘法生涯和佛教事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我们从《太虚自传》《太虚大师年谱》《寰游记》中可以大致了解太虚大师在不到一年的欧美之行中所见之风物、所接触之人与事,但是对于太虚如何完成此行最重要的使命———将佛法传播于西方世界,却所知不多。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见太虚手札选录

本文特选录太虚大师手札15份,分为四类事务。具体说明如下:(1)太虚手札,在中国等地档案馆中均有所见;本刊所选,出自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从目前已开放档案中辑选,共15份。(2)在档案中,署名'太虚'并加盖私章的材料,为数不少。在这些材料中,部分是亲笔,但不多;多数是他人代笔或誊录。太虚的字体,特征明显:潦草凌乱、不拘一格;点画毫不装饰,尖峰起笔,重挫收势;整体姿态则斜上右倾。因此,太虚手迹还是比较容易辨认的。(3)手札内容均为太虚与当时部委相关负责人之间的事务往来,主要涉及四类主题及事务:汉藏教理院时期办佛教教育和请免兵役事;'滇边特区佛教联合会'筹备事;救济合川饿殍儿童事;抗战时期印缅访问团事。(4)由此手札,或可见太虚对佛教组织、教育、兵役、慈善与外交等的着意。

藤井草宣所藏民国佛教资料与太虚

藤井草宣是净土真宗大谷派僧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佛教界知名的'支那通'。1925年,藤井在东亚佛教大会与太虚大师相识。1928年8月,藤井赴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留学,一边学习中文,一边与中国佛教徒交往,同时收集了很多民国佛教资料。1931年,受九一八事变影响,藤井回国,但此后依然保持与太虚及其弟子的交往。藤井收集的资料原保存于他本人担任住持的爱知县丰桥市净圆寺。该寺毁于战火,但资料幸免于难。本文重点介绍藤井藏品中保存的在中国已经佚失或尚未发现的有关太虚大师的珍贵资料。

发刊辞

本集刊由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创办。凡属佛教研究相关领域的内容,无论哲学、历史、考古、艺术、宗派、人物或其他,皆可纳入本刊选题范围。北京大学有悠久的佛教研究传统,是中国最早开设佛学研究科目的国立大学。除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佛学家、佛教史家梁漱溟、熊十力、汤用彤等诸先生外,钢和泰、李华德等外籍学者也曾任教于此,课程涵盖佛教哲学、佛教史、佛教古典语文、佛教文献等各个方面,引领风气。

旧材料、新视角:新加坡本土报章中的太虚

本文以新加坡本地报章材料为基础,以当地的视角来分析太虚大师三次访星过程的缘起、组织、经费来源、地方参与和互动、影响等,以此补充过去太虚生平研究中若干的遗漏。并以此揭示新加坡本地闽南僧团所具特性,以及太虚大师在三次星洲之行中因与此一地方僧团组织关系的变化而导致访问效果的微妙差异。通过材料分析,还可以发现民国时期佛教发展的若干共性,即社会、政治精英与社群组织在佛教传播中发挥了作用。

太虚法师1928～1929年的德国之行

太虚法师一生除了积极提倡'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思想,为推进中国佛教适应时代发展做出了贡献之外,也特别关注中国佛教的国际化问题。1928~1929年的欧美之行,使他成为近代中国佛教国际化的践行者。对他的德国之行的一些事件,包括赴德之前的准备工作、太虚和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等的交往、《与德人谈话鳞爪》中的人和事进行了钩沉和考证,同时对太虚与德国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指出太虚法师的此次欧洲之行实际上属于19~20世纪全球信仰与知识互动的一部分。

评太虚大师《佛学演讲集》(巴黎 1928)

当我们刚刚读完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法国东方之友协会(A.F.A.O)发布了一份通告,宣布在巴黎成立'国际佛教研究所'的计划。该通告罗列了应该已经积极回应了中国佛学会理事太虚大师的号召的几位东方学者的名字(名单中有时也难免混淆了已入会者与愿意申请入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