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域主义视域下的数字华流:国际传播的认识论转向和实践创新路径

著名人类学家格尔茨倡导的解释人类学取向为国际传播研究的“跨域主义”认识论转向提供了理论基础,重新定义了全球一地方的动态关系。为检验这一关系,本文借用“跨域主义”作为理论框架进行个案研究,分析了以TikTok和《原神》为代表的“数字华流”及其多模态文化传播结构,以为国际传播的实践创新提供新的方向和路径。

虚实共生中追寻“真实”与“创造”的生命叙事

数智时代万物皆媒成为可能,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不断创新与迭代之时,反馈机制的进化不仅加快了传播速度,同时也改变着社会的基本交流模式与存在方式。虚实共生成为新的社会特征和生活现实,重组着社会权力与资源,同时也重现着作为社会组织方式的日常生活。尤其在超越现实与面向未来的意义上,虚实共生显露出日常生活之中个人感觉、感知、情感与表现、交流、行动之间指向真实与创造的复杂互动关系,赋予了“生命叙事”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从叙事的缘起与概念出发,将叙事放在人类存在与认知中探索,强调生命叙事内容与形式的一体化。本文从古希腊思想意义上的技艺代言视域来观看生命叙事,以生成理论与事件思想为生命叙事研究的基础,概括生命叙事的特征,即其深入内在的自我表现,并探究其对交流、行动及改变的可能影响,由此提出生命叙事应追求诗意性真实与创造特征的观点。

从城乡到终端:数字基础设施的适老化改造研究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在全国推行以来,以云计算、网络管路、智能终端为主的数字技术不断普及、迭代并与社会环境缔结多元关系,由此衍生了渐趋泛在的数字基础设施。该过程伴随的老龄少子走势加剧,迫使数字基础设施转向适老化。本文梳理并评析了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的三类改造议题,即数字城乡适老化、智慧社区适老化、终端界面适老化,指出其根本意图是实现全世代的数字包容,以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文明新形态。

“无价”之“价”:当代青年摄影师互勉交换的价值评判标准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以“互勉”为代表的强调免费互惠、去市场化、去关系化的社会交换模式,这种模式无法被现有交换理论和“价值一价格”研究充分解释。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当代青年摄影师的互勉“约拍”行为来探究这种新型社会交换模式中的价值评判标准。研究发现,在互勉约拍中,传统价格的“替代品”包括兴趣价值、情感价值、关系价值与以非货币形式呈现的经济价值,其背后是数字产品特有的价值生产机制和当代青年趋向内在满足的劳动价值观。这一研究有利于理解当代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的新型社会交换模式,并对当代社会的失范、疏离、断裂的纽带与联结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尝试。

俄罗斯青年群体数字能力分析

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方法,探究了俄罗斯青年群体数字能力的整体水平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数字能力的评价体系中,俄罗斯青年群体拥有较高水平的社交媒体使用能力与应用程序操作能力;但其媒介信息处理能力、进阶技能与数字安全意识仍有待提升。在数字能力的影响因素方面,人口统计学因素对俄罗斯青年群体数字能力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俄罗斯青年群体数字能力水平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小;包括个人创新、个人动机在内的个人因素的影响非常显著。俄罗斯的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发展速度虽快,但仍受制于投资不足与人才匮乏等问题。此外,俄罗斯各地的互联网接入水平与数字化转型发展差异较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俄罗斯青年群体的数字能力。

媒介使用行为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2021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年数据(N=3783),本文旨在从微观与宏观视角厘清媒介使用行为与国民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传统媒体使用、新兴媒体使用、社会信任感知、社会公平感知均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第二,社会信任感知与社会公平感知均可部分中介传统媒体使用—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第三,新兴媒体使用频率越高,社会信任感知与社会公平感知越低;第四,社会公平感知可完全中介新兴媒体使用—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第五,社会交往可分别调节社会信任感知、社会公平感知与因变量间的关系。同时,本文结合健康传播研究和实践的主要目的,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讨论。

虚实共生 真实、创造与传播

数智时代,新闻与传播学研究须更好地应和时代的发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形式不断迭变,技术与人类命运的关系愈来愈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与谈话中。新闻与传播学在其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探索中、在国际传播能力与国际形象建构的紧迫性中、在平台社会与认同传播的密切关系中、在通过建构数字基础设施来凸显的社会平等中,愈来愈呈现出其持续追问的姿态和传播思想价值观之转向中与个人自我的关系。

移动终端屏幕方向对短视频分享意愿的影响——心流体验视角

本文以2022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竖屏“春晚”为研究对象,通过两个实验,验证了移动终端屏幕方向对短视频分享意愿的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本研究发现:与横屏短视频相比,观众更愿意分享竖屏短视频(实验1),心流体验中介了屏幕方向对短视频分享意愿的影响(实验1),弹窗广告(有或无)调节了屏幕方向对观众分享意愿的影响(实验2)。本研究丰富了短视频屏幕呈现方式领域的相关研究,可以为主流媒体和自媒体强化短视频传播效果提供实践指导。

论平台权力的来源——一种转向“基础设施”的媒介政治社会学路径

平台权力的崛起带来诸多社会挑战,也给传播学提出了新课题。针对平台权力的来源,在传统的以“权力来源于传播”为核心观点的传播学既有理论之外,本文提出了一种转向“基础设施”的媒介政治社会学解释路径,指出了基于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based)的权力发生逻辑。基于架构性、连接性、跨国性,平台搭建了信息社会、网络社会、全球社会,同时数据和算法使这三个层面的社会融为一体,形成一个完整的数字社会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基础设施赋权完成了微观展开,最终,平台建设者在每一个维度上都获得了对平台的支配能力。基础设施赋权的深层逻辑是当今社会正在发生的一种深刻变化,即数字化和网络化正在改造社会逻辑,呈现出基础设施媒介化趋势,同时媒介本身成为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呈现出媒介基础设施化趋势。媒介与基础设施的相互融合是数字时代的整体逻辑之一,由此产生了关于权力形态乃至社会形态变化的后果。

天幕媒介:论风险时代的游牧式生存与部落情感

不可抗力风险减速下的社会生活加剧了个体化的疏离与冷漠。近期兴起的露营活动不仅刺激相关产业回暖,也提供了一种积极生活的可能。线上与线下的参与式观察研究发现,人们开始露营的主要动因来自对现实压力的逃避,在技术手段加持下,人们在一个人文化的自然概念中开启了游牧式的生活体验。露营中的天幕构建起了整个活动的空间,人们在其间的交往活动共同促进了集体情感的生成与发展。其中,共餐仪式促进了社会关系的整合与转型,对话仪式促进了人们之间的理解与沟通,而游戏以最大化的仪式效果实现了集体规范的形成以及对集体记忆的塑造,给予人们积极生活的勇气与信念。

“实境元宇宙”世界的建构

数字文化的创作和传播是今天数字文明时代的关键领域,其高级形态“元宇宙”迅速成为学界和业界的前沿焦点。其中,除了得到广泛讨论的线上体验和“虚境元宇宙”,相对应的另一条路线即线下体验和“实境元宇宙”也值得关注。本文呈现了“实境元宇宙”世界的源起分析、建构尝试和机制思考,旨在厘清具身认知论下身体体验真实世界的本质需求,并对数字文化线下体验的搭建逻辑展开了实质性分析。进一步,本文以“世界建构”理论与亲身实践案例相互印证,剖析了构成“实境元宇宙”世界的主要元素、媒介和传播方式,提出了“实境元宇宙”的创作机制,为数字文化线下体验提供了系统化的研究与实践思路。

思想的“后手”:重温西学东渐的启示

数字时代智能科技的大量算法中蕴含丰富的现代数学思想。本土科技创新的不足或与数学思想处于“后手”状态有关。本文以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为事例,简要分析明末清初之后中国数学思想与西方数学思想产生巨大差异的根源,指出现代数学“几何化”转向是智能科技未来发展中值得关注的重要动向。本文指出,要在数学思想上寻求新的突破,数学思想必须由单纯依赖计算的代数学思维转向几何学思维,这一新数学思想的涌现是摆脱思想“后手”状态的重要历史机缘,也是异域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一个重要窗口。

追求平等——对智能传播时代算法公共性重构问题的研究

2023年ChatGPT的火爆问世加速了智能传播时代的进展,人工智能三大核心要素之一——算法的“黑箱”属性引发的技术发展和社会平等问题也越来越引起公众热议。本文从哈贝马斯2021年最新文章中提出的公共领域形成前提——“活跃市民社会”的三个边界条件入手,分析其如何受算法的“黑箱”属性损害,即算法推荐新闻损害自由政治文化的形成,算法偏见以更隐蔽的方式影响社会平等,以及“算法霸权”概念使公共利益让位于商业机构。本文用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三个核心概念,即“行动者”“网络”与“转译”,强调了重建算法公共性的三条路径,包括针对不同“行动者”主体,界定不同行动诉求,将公共性与公开性纳入算法网络设计,以及做好自上而下的算法决策治理与自下而上的算法素养提升。

算法规训与“弱者的武器”:算法时代人的自主性

随着算法在人们生活各个领域广泛铺开,算法对公民的规训作用无孔不入,对公民的自主性形成巨大挑战。本文从詹姆斯·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理论入手,探讨算法时代算法和公民规训—反规训的力量博弈。本研究认为,算法对公民的规训有间接规训和直接规训两条路径,分别对公民产生同化和异化作用。根据公民和算法的不同关系,即公民为供应方面主体或需求方面主体,公民反抗被算法规训的方式和动机也有差异。然而,作为两个方面主体的公民在反抗算法规训方面存在共同点:第一,公民的反抗行动大多是在遵守算法规则的前提下开展的个人层面的行动;第二,公民的反抗行动一般是对算法规则的微调,不能从根本上颠覆算法和公民的不平等关系。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新闻与传播专业教育改革——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

当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技术之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这为传媒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与此同时,新文科建设的学科交叉与学科融合思想为新闻与传播专业教育改革打开了一扇新的认知视窗和希望之门。那么,如何在网络智能社会中把握传媒教育的内涵特征、找准传媒教育改革的关键及破解瓶颈之道,成为当前新闻与传播专业教育改革必须直面的时代之问。本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探照视角,系统分析传媒教育改革行动者网络中的人类行动者与非人行动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与生态配位,深入探析关键行动者在教育改革网络系统中的“转译”过程,寄寓寻求纾解传媒教育痼疾之策。

第五代整合营销传播:拓展领域至利润、人类和地球

本文描绘了下一代即第五代整合营销传播所涵盖的领域。本文指出了引起这一演变的关键的社会、技术、市场力量,并描述了整合营销传播的发展轨迹和未来方向。其核心转变是,从主要关注某一方利益相关者到关注多方利益相关者,包括人类(员工和社会)、地球(环境)和短期长期利润。本文从美国广告行业中找出了体现多方利益相关者决策的案例,并利用这些例子提出了学界和业界应该研究的问题。本文中的案例和研究方向是围绕着营销策略、传播媒体和信息以及测量系统组织的。

古琴文化对外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阶段,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崛起的中国需要通过对外传播建构良好的国家形象。古琴艺术是唯一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中国器乐艺术,体现了关爱自然、天人合一以及君子之道的人文精神,是中国礼乐文化的重要代表,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诸多文化记忆,理应承担起建构国家形象的历史使命。本文在传播价值实现过程逻辑中的信息触达、信息解码和信息认同三个关键性传播节点,建构国家形象视域下中国古琴文化对外传播策略。首先,在信息触达环节,须加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协同发展,形成对外传播合力;其次,在信息解码环节,应优化传播内容与形式,减少对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最后,在信息认同环节,要强化“受众本位”意识,寻找对外传播共性。

试论中国乡村政治传播的“差序格局”:基于五省的调查分析与成因阐释

本文在中国五省乡村居民的问卷调查基础上,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在政务信息的获取度、满意度和政府信任度方面,乡村民众的政治态度因政府层级的变化而存在着显著差异。本文据此总结了中国乡村政治传播中存在的'差序格局',并初步探究与阐释了造成这种'差序格局'的原因,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传统的乡土政治文化的影响、媒介与传播技术的形塑作用,以及基层政府权威的逐渐失落。

基于兴趣的社会交往:同乡社会网络内的交往逻辑——基于“SZ人在北京”QQ群组的虚拟民族志研究

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目标对象,基于对'SZ人在北京'QQ群组的虚拟民族志研究发现:(1)兴趣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借由QQ群组构建起的同乡社会网络内的交往逻辑,兴趣交往的话题涉及休闲活动等六个方面;(2)'趣缘'交往具有选择性、主动性以及稳定性;(3)新生代农民工在同乡社会网络内的兴趣交往更多的是基于一种满足个人私人利益的交往,这一方面反映出他们个体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公共利益兴趣的缺乏或者不足;(4)兴趣交往体现出新生代农民工网络化个人主义的发展趋势。

侗族大歌的国际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

侗族大歌所蕴含的自然、和谐、团结、勤劳、进取等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做好侗族大歌的国际传播,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国良好国家形象的建构;当前侗族大歌国际传播中存在＂去生活化＂本真性缺失,以及资金和国际传播人才缺乏等问题：要做好侗族大歌的国际传播,推进中国国家形象建设工作,需要解决好信息的＂本真性＂问题,提高传播主体的自觉意识。谙熟国际传播规则,注重传播中的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