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竞争与区域协同导向下先进制造业政策适配性评估——以粤港澳大湾区九市为例

先进制造业作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力量,政府政策支持是增强其竞争力与协同度的必要条件。在地市层面,先进制造业政策普遍孤立且内容同构。政策适配性作为专门的理论视角有助于解决此类问题。它包括政策竞争取向与产业竞争力适配、政策配置水平与供给能力适配、政策协同取向与产业协同度适配三个维度,突出积极政策目的和相对需求标准。进一步构建评估的操作化方案并用于粤港澳大湾区九市实证分析,发现部分地市政策在相应维度的适配性欠佳且行业差异较大,政策目标未能紧扣产业结构中的短板进行设置,政策工具泛化且统筹分工机制不健全。为此,可从政策导向与要素选择、资源利用与政策创新、权责划分与统筹协调等方面着力,推动地市先进制造业政策适配性提升。

中国26个沿海城市文旅融合水平提升的组态路径

文旅融合是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基于“推力-拉力-系泊”理论,对中国沿海经济带26个城市的文旅融合水平进行模糊定性比较集分析,归纳沿海城市文旅融合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和提升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文旅融合影响因素可概括为市场需求体现的推力,经济水平、资源禀赋、环境质量体现的拉力,科技赋能、信息赋能体现的系泊因素;任一因素都不是构成城市高文旅融合水平的必要条件,却是核心条件;城市文旅融合水平提升一共有6条组态路径,这6条路径可简化为多核心发展型、资源-科技协调型、经济-市场联动型3种类型,其中多核心发展型城市在经济、市场、科技要素上呈现明显的阶梯分布。研究结论对各沿海城市加快文旅融合进程,逐步实现文-旅价值耦合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价值、势能和技术:预算绩效指标共识的形成机制

交互式对话理论认为,政府绩效评价是评价方、被评对象和利益相关者通过对话谋求共识的过程,而绩效指标则是共识的基础。基于该理论,以C镇构建部门整体支出核心绩效指标体系为案例,对多元主体通过对话形成预算绩效指标共识的研究发现:势能驱动、价值牵引和技术弥合机制促成了共识的形成。其中,政治势能对价值牵引产生深刻影响,而技术弥合则通过协调政治势能与价值牵引之间的关系,凝聚三种机制合力进而助力共识形成。与交互式对话理论的比较发现,我国背景下交互式对话的实践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包括对话主体的多元化和对话基础的约束性。这一发现不仅能够为我国基层预算绩效管理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引,也有助于提升交互式对话理论的精细化和本土化,并为基层政府机构创建对话惯例和开展组织学习提供参考。

社区团购三级供应链定价与渠道决策

社区团购平台进入理性竞争的稳健发展期,如何整合线下便利店渠道优化团长服务,以应对多渠道博弈是社区团购企业关注的重要内容。针对“社区团购+社区便利店”渠道整合有效性问题,基于消费者效用理论和Stakelberg博弈理论,构建由供应商、社区团购零售商和社区便利店的三级供应链博弈模型,对比分析不同渠道策略下供应商和社区团购零售商分别为渠道结构主导者时,供应链最优定价决策和利润分配,研究供应商和零售商博弈情形下社区团购零售商渠道整合策略获得利润增值的市场条件。研究表明,除了在分散渠道策略下的线下实体渠道产品销售价格会下降,社区团购渠道产品销售价格和批发价格都会随团长运营服务水平的提升而升高;供应商和零售商的权力结构并不影响社区团购渠道整合策略的选择,仅影响整合策略后获得利润增值大小;只有在消费者对线上渠道偏好程度较低且团长运营服务水平不太高时,整合策略才对社区团购渠道有利。研究结论不仅实现社区团购三级供应链最优定价决策和利润分配,同时帮助社区团购零售商有效整合社区便利店,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和重要的政策启示。

知识产权比例协调政策与比例原则的区分

比例协调是近年来知识产权司法工作的基本政策,但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其和比例原则的关系存在误读。在规范目的层面,比例协调政策与比例原则虽然都以规范权力行使、保护公民权利为目的,但前者旨在指导法院给予被侵权人适当地救济,后者却以公民权利可被侵犯为前提,希望实现对公权力行使的限制。在规范功能层面,比例协调政策可以指导法院确定知识产权权利边界以及填补被侵权人的财产损害,比例原则只能针对被损害的价值进行损益权衡。在价值基础层面,比例协调政策体现分配正义与利益平衡的价值取向,比例原则的价值本源却是保护公民的消极自由以及对行政行为进行利益衡量。在具体适用上,比例协调政策与比例原则在适用阶段与裁量空间上也存在较大差异。这表明比例协调政策不是比例原则在知识产权法中的类推,而是知识产权法的个性表达。

从“各行其是”到“同舟共济”:乡村情感治理的生成逻辑

随着社会转型升级,乡村由“熟人社会”过渡为“半熟人社会”,村民异质性凸显,旧有情感规则生存的社会基础发生巨变,原有社会规范式微。在理性选择下,集体行动的生长空间被严重压缩。尤其面对转型中的风险,显著地表现为村民行为原子化、响应服务被动化与资源储备薄弱化,消解了乡村治理的效力。如何推动村民从“各行其是”转向“同舟共济”,打造面向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面临的重要课题。通过对M村的考察,构建情感治理的分析框架,分析情感治理如何作用于基层治理体系。研究发现,“情感嵌入—情感融合—情感输出”能有效重塑个体情感,改善邻里关系;在情感共鸣中催生群体认同,促成情感联盟,凝聚集体力量。在集体联盟的感召下,乡土情怀升华为家国情怀,打造乡村治理共同体。“个体情感—群体情感—家国情感”相辅相成、螺旋式地演进,推动基层治理有效转型。

生物安全与环境健康安全协同保障的法治路径

生物安全与环境健康安全法律制度息息相关,须协同治理生物安全与环境健康安全问题。由于公众健康保护优先理念未得到充分贯彻,生物安全与环境健康安全制度体系之间协调衔接不畅,实现生物安全与环境健康安全协同保障的专门制度供给匮乏等问题,导致生物安全与环境健康安全协同保障实现公众健康目标的效果不佳。因此,生物安全与环境健康安全协同保障应坚持公众健康保护优先的价值理念,促进社会经济、生物安全与公众健康保护协调发展。实现生物安全与环境健康安全协同保障,须加强生物安全与环境健康安全法律制度之间的协同配合,构建协同生物安全与环境健康安全保障的专门性法律制度体系。

绿色信贷指引对重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在可持续发展战略背景下,国家和民众对环保问题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国家从多方面出台环保政策规制企业行为,绿色信贷便是从银行金融业出发,通过限制金融机构对企业的放贷行为,促使企业经营更低碳环保。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探究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对重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使用词典法和文本分析法对企业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模块环境信息叙述性披露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绿色信贷政策的颁布确实对重污染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有积极影响。具体表现在企业年报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模块中有关环保的叙述性披露更多,更具体且更具有可读性;这一结论经过内生性检验、安慰剂检验后依然成立。还探究了该影响的中介效应,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既能直接影响重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也能通过提高企业融资约束以及环境代理成本使企业加强环境信息披露。此外,企业的所有权性质会对该过程起到调节作用,国有重污染企业会披露更多、更具体的环境信息;股权集中度高的公司倾向披露更少的环境信息,但披露的可读性更高。最后基于以上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商品期货尾部风险及其决定性因素

近年来,中国商品期货市场快速发展,识别和化解商品期货市场的金融风险成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内容。采用2012年1月至2022年3月间活跃交易的20种商品期货数据,基于可判定系统性风险决定因素的尾部事件驱动的网络模型方法构建中国商品期货市场的尾部风险溢出网络,分析了商品期货市场中尾部风险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商品期货市场的整体风险水平在危机期间呈现上升趋势;所有商品类别中,农产品是影响中国商品期货市场稳定最重要的品种;商品期货间明显存在同一类别聚集效应,跨商品类别间的溢出则主要出现在危机期间;资金流动性和过度投机是中国商品期货市场尾部风险变动的关键性因素。因此,要高度重视并持续监测商品期货的风险溢出效应,提高对投机性期货交易的监控能力,提升商品市场稳定性和应对风险冲击的抵御能力,坚决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三维框架下非政府科技奖的认同困境与出路——以科技社团奖励为例

认同是科技奖励系统的动力机制,以全国性学会为主的一流科技社团奖励代表着中国非政府科技奖励的较高水准,但外界对其认同程度远不及政府科技奖励,因此限制了科技社团奖励作用的发挥。结合以认同为基础的组织合法性理论,从奖励地位、奖项设立、奖励评审及效应几个方面比较分析国家、行政部门、科研人员和其他社会公众对政府科技奖励与科技社团奖励的认同度,发现不同主体对两种奖励之间的认同度存在互斥与互补并存的非均衡特点。这反映出政府通过法律认同层面的设奖主体地位压制、行政认同层面的设奖权力限制以及社会认同层面的制度高压与功利诱导挤压了科技社团奖励的生存发展空间的问题。基于此,可以加强非政府科技奖励的协同性、社会性、价值性和有效性以提升其外界认同度,进而扩大科技社团等社会力量在科技奖励中与政府互补与共治的空间。

一体化视野下自由刑执行衔接机制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的自由刑执行需要司法机关、执行机关以及安置帮教机构的协同配合。然而,多部门在自由刑的执行过程中呈现出交付执行衔接脱节化、执行变更衔接割裂化、执行完毕衔接滞后化、执行监督衔接形式化的现实表征。自由刑衔接困境的形成是执行理念、执行体制以及刑事治理体系综合形塑刑罚执行机制的结果。为此,应当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系统观念统合多部门之间的工作理念,以特殊预防为目标统筹指挥不同机关的协作配合,以刑罚适应性原则促进自由行执行与刑事治理体系的协同发展。遵循国家的顶层设计,从刑罚执行的管理机制、指挥机制、协调机制三方面入手,促进自由刑执行全链条管理、统一性指挥、适应性协调的现代化转型。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城中村公共空间“微改造”研究——以广州园夏村为例

在我国城镇化由高速发展转为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城中村的全面更新已经成为城市建设的迫切需求。将城中村公共空间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如何将城中村公共空间与城中村居民日常活动结合起来,更加全面地了解城中村居民的实际需求,通过“微改造”的方式来改善城中村居民的生活环境。以广州市园夏村为例,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采集人群活动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借助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及可视化插件Netdraw对城中村公共空间网络进行分析,建构城中村公共空间网络模型,研究公共空间网络和公共生活网络、空间与活动网络匹配度。从而明确存在问题,由此提出针对园夏村公共空间的“微改造”策略,为激活城中村公共空间提供新的思路。

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影响预算分配的关键因素及作用机制

绩效目标管理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前提和基础,但其能否实质影响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预算分配仍待检验。为此,基于H省市县乡一线预算官员问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对预算分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预算绩效目标管理能够优化预算分配;项目绩效水平与绩效反馈在目标清晰度、目标参与度影响预算分配中发挥着链式中介效应;组织学习在预算绩效目标参与度对预算分配的影响中发挥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在目标清晰度影响预算分配的路径中,经济发达地区显著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在目标参与度影响预算分配的路径中,预算单位负责人有专业背景的地区更为显著。这些发现为财政部门优化绩效目标设置、改进预算绩效管理提供了决策参考。

革故鼎新:中国哲学转型期脉络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的广泛传入,使中国哲学发生了显著变化,涌起三次浪潮。第一次叫作“西情东渐”,发生在鸦片战争时期。第二次叫作“西技东渐”,发生在洋务运动时期。第三次才叫作“西学东渐”,发生在戊戌变法前后。西方哲学在此过程中传入中国,中国近代哲学没有照着西方哲学讲,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方式,作了创造性的诠释,促使中国哲学发生第二次变革。中国现代哲学发生第三次变革,实现由自发哲学转向自觉哲学。

系统思维视角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解读

中国式现代化叙事方式具有系统思维特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叙事的根本立场。中国式现代化汲取了西方以“线性思维方式”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经验教训,呈现出系统思维特征,具有整体性的理念、全面性的战略、协同性的制度与有序性的过程。需要发挥系统思维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引功能,在整体性维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环境变化,在开放性维度预判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发展前景,在协同性维度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协调联动。在实践中运用系统思维,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介体、客体、环体,在党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良性互动、供给与需求的内在耦合、国际与国内的有机关联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托育服务能否提高适龄生育人群生育意愿?——基于2021年CGSS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背景下,使用CGSS 2021年调查数据,对托育服务与适龄生育人群生育意愿之间的关联及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托育服务与适龄生育人群生育意愿间呈倒“U”形关系,托育服务对适龄人群生育意愿在阈值范围内具有促进作用。适龄生育人群偏好营利性托育服务,发展型托育服务对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强于普惠型托育服务,但普惠型托育对低收入家庭养育成本改善明显,托育服务需求多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托育服务通过改善适龄生育人群的生育态度,从而提高其生育意愿。因此,应建立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高质量、严标准、高水平的托育服务体系,满足不同生育人群的托育需求,以提高适龄人群的生育意愿。

技术治理视角下商事登记制度的优化——基于世界银行公布的171个经济体的经验

新格局下如何保障国内市场及供给能力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命题。商事登记“减负”成效显著,成为我国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要抓手,但国内企业家们仍反映获得感不强,技术治理效用不足。基于世界银行公布的171个经济体2014—2020年开办企业指标情况,引入聚类法、熵权法等分析先进经济体政策偏好,并结合回归分析法解释潜在因素。研究发现,先进经济体皆偏向优先调控“程序”指标;且其政策偏好均为“程序+X”组合式调控模式,抓重点、多指标的改革方式更利于商事登记制度深入调控;企业入市门槛高低受到商事监管能力和社会征信水平两大因素影响。借此提出加强社会征信建设、规制政企关系、完善市场监管体系等建议。

电信网络诈骗中罪名认定争议及其教义学应对

对近五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判决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该种犯罪的罪名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关联犯罪上下扩散、罪名群内部认定混乱、帮助行为定性分歧等问题,而这主要是由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法益、行为要件、既遂标准的不明确所引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侵犯的法益具有复合性,即在财产法益之外还有网络公共秩序法益。法益复合性决定了单以诈骗罪无法完整地评价电信网络的诈骗行为,既有的司法解释忽视了电信网络诈骗在行为方式上的特殊性,采用拟制方式将其纳入诈骗罪评价范围考量,导致司法人员在罪名适用时无所适从。因此,必须通过教义学的途径明确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上下游关联行为的罪名归属,从而妥善解决司法适用中的难题。

关于现代化的双重属性问题

综观各国现代化进程,可以看到两种关系:一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种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由此决定了现代化的双重属性,即现代化既有很强的自然属性,也有产生广泛影响的社会属性。现代化的自然属性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变化(这是主要的),也包括地理自然禀赋、科学技术水平、文明传承、国民素质等要素。现代化的社会属性反映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既包括由社会根本制度所决定的社会属性(这是主体),也包括由现代化所产生的各类社会问题。所谓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共性与特性特征,就是在此基础上生成和发展的。现代化的双重属性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深化,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直至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本刊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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