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先勇小说中的意象群落

对于那些接触过白先勇小说的人来说,都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白先勇在自己的小说中,对意象的精心营造和着意表现。作为“当代创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白先勇的小说艺术成就无疑是多方面的,而在这多方面的艺术成就中,意象的刻意设造不消说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由是,对白先勇小说艺术全面而又深刻的考察,都不可避免地要关涉到对白先勇小说中的意象群落进行深入的内涵挖掘和本质剖析。任何对白先勇小说中的意象群落的忽略,都可能意味着对白先勇小说世界的解读实际上是一种残缺和片面,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想进行一些初步的尝试。

评论者内在的灵慧——梦花著《海外文坛星辰》序

认识淑敏已经十年有余,记得在一次现代文学年会上初次见面,她自然拥有的那种典雅、灵慧就曾使我十分羡慕,特别是那种中国传统女性特有的娴静、含而不露,以及对别人的细腻的关爱,对于像我这样一个被风暴打磨得灵魂已很粗砺的人来说,确实有很深的吸引力,因为她所有的一切正是我所缺少的。后来,在匆忙的生活的漩涡中,我们见过几次面,也写了一些信,但每次都是意犹未尽,倒反而增添了一层惘然。

银碗的凹度酝酿着光的秒数——略论林耀德的诗创作

在揭橥都市文学创作的新世代诗人中,林耀德是最具冲击力的一位。他于1962年出生于台北,原籍福建同安,辅仁大学法律系毕业,1986年第一本诗集《银碗盛雪》获时报新诗推荐奖并于翌年出版以来,又有《都市终端机》、《你不了解我的哀愁是怎样一回事》。

台湾文字研究的新突破——评黎湘萍《台湾的忧郁》

就跟那一天的电视里都少了不台湾电视剧一样,今天,无论在那一个地方的书店、书摊,几乎一瞟眼就能看到装印得漂漂亮亮的台湾文学书籍。照文学理论的一般道理说,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文学的研究、评论应该是互相促进、均衡发展的。但是,综观近年来大陆的台湾文学作品传播和评论研究状况,却明显可以看出一些不平衡现象。例如,在文学传播中,纯文学作家、作品所占比例越来越小,通俗文学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覆盖范围上都占绝对优势。

苇鸣诗歌的精神世界

读苇鸣的诗,我被其丰富多变的形式和敏感触目的题材所吸引,更被字里行间所蕴含的历史感和现代悲剧精神所触动,苇鸣,原名郑炜明,1958年生于上海,现任澳门大学中文系讲师。迄今为止,苇鸣已出版《黑色的沙与等待》、《血门外无血的沉思》、《无心眼集》等诗集。

海峡两岸的“看张”

著名作家张爱玲的去世在海峡两岸引起了不小反响,该文即是对此情形的介绍评述。值得提醒的是,悼念文章固可以文情并茂,但与在文学史上给张定位似未便等量齐观。不然,何以在海峡两岸的“看张”中大多数论者对张40年代政治上的失误和她离沪去港所写的《秧歌》、《赤地之恋》鲜有责备之辞呢?理性的态度和历史的与美学的观点相统一的方法对评价历史人物应当还是可取的。总之,众多论者对张的缺失视而不见的现象,值得人们深长思之。

摆渡:传统与现代——郑愁予访谈录

郑愁予是当代世界华文诗歌重要诗人之一。他所创造的“愁予风”,已成为中国新诗浪漫主义一派的典范之作,不但迷醉了台湾两代诗歌爱好者,同时也在大陆诗坛形成持久而深广的影响。作为台湾诗学的大陆研究者,笔者曾以《美丽的“错位”》(全文收入拙著《台湾诗人散论》台湾尔雅出版社1996年版)为题对郑愁予的诗歌艺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并由此引起包括诗人在内的各种争议和讨论。对愁予的诗,两岸诗界皆已十分熟悉,但对诗人的诗歌观念和理论认知,则少有所闻,笔者也一直期待着能有这样的机遇,与郑愁予先生就此方面作一交流。1997年3月12日,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郑愁予先生休春假作客西安,笔者有幸于3月13日、14日两次与愁予先生聚会长谈,并就许多诗学问题以及愁予先生的创作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对话,现整理出来,以飨两岸诗界。

作为一门新学科的世界华文文学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在我国已有十多年历史。在这十多年中,参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各种团体、机构和人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艰苦的努力,逐渐将世界华文文学由一种课题性的研究发展为一门独立的文学新学科。随着当代人文科学各学科的相互渗透。

放逐诗学(摘录)——台湾放逐文学初探

台湾的放逐作家写出了什么样的放逐世界?放逐作品展现了什么样的放逐美学? 有家归不得是所有放逐作家意识里苦涩的提醒剂。“爆竹把时光炸成剩山残水”,思乡的人,每天午夜,“十寸的古唱盘流出江河水/木床回响以整夜的辗转反侧”。余光中的一首《乡愁》编成一首歌,暗示时代集体的抑结。类似辛郁如此的诗行:“啊这种天气/望乡之目是折翅的鸟”,随时可见。思乡戏剧化的展现经常以凝视的意象纾解。余光中的诗中人,生活於无止境的仰望和凝视中,从望远镜看故土,从枪炮的准星尖望大陆。洛夫以凝视的意象写下当代中国文学极具震撼力的诗行:

世纪的检阅与沉思——第八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述略

在新世纪的曙光喷薄欲出的时刻,对本世纪的历史进程和功过得失进行清理检阅,以便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大约是各门学科所概不能免的了。而对于世界华文文学这门新兴的学科而言,世纪之交面临的任务,不仅在于上述种种。

古龙武侠小说散论

一、为武侠小说创一条新路在《多情剑客无情剑·代序》中,古龙写道:“我们这一代的武侠小说,如果真是由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开始,至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到达巅峰,至王度卢的《铁骑银瓶》和朱贞木的《七条碑》为一变,至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又一变,到现在又有十几年了,现在无疑又已到了应该变的时候!”“武侠小说既然也有自己悠久的传统和独特的趣味,若能再尽量吸收其他文学作品的精华,岂非也同样能创造出一种新的风格,独立的风格。

“海洋精神”的诗歌 实践 意义——兼论朱学恕的海洋文学理论

台湾《大海洋》诗杂志以鼓吹“海洋文学”而独成气候。该刊在长年推出大量海洋诗歌的同时,还以较大的兴致从事着海洋文学理论的建构,“海洋精神”是该刊创刊人兼发行人朱学恕先生多次论及的话题。

新加坡当代华文诗歌的“中国情结”与“南洋色彩”(上)

如同新加坡在世界地理交通上是东西方的枢纽之一一样,新加坡华文文学,尤其是作为它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华文诗歌,也一直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与时代的枢纽点上。作为华夏文化的一种变貌,它背倚着五千年渊远流长的中国古典诗词传统;作为一个新兴的独立工业国的文学,它又面临汹涌而来的世界文化潮流。新加坡当代华文诗歌,就这样在“中国流”与“世界潮”的双重浸润中茁壮和成长。 在当前这样一个思潮迭起、文化昂进的时代,新加坡当代华文诗歌所经过的历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古老文明的继承与更新的范例,从这一意义上。

九十年以来台湾高山族“山地文学”的发展

一、“山地文学”生态 1983年前后萌现于台湾文坛的“山地文学”包含了汉族作家以高山族同胞生活为题材的创作和高山族作家本身的创作。其中以后者(现台湾一般称之为“原住民文学”)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它代表着在长期不平等族群关系下,似乎早已喑哑无声的弱势族群的首次系统的文学发言。汉族作家的创作,毕竟只是一种外部的观察,并无法深入了解少数民族的内部关系和深层的文化肌质,也无法以第三人称越俎代庖地表达弱势族群的真正内心感受和自我内在的生命形态。由高山族作家亲自操觚的“山地文学”方能达成这些使命,从而为台湾乡土文学增添了一个特异而又道地的成分。

根苗和花果——中华文化与越南华文文艺

中越文化存在纵深横广的联系 如所周知,越南是中国的“远亲加近邻”,除了以华裔占全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的新加坡共和国以外,世界上没有那一个国家和民族,像中国和越南那样具有亲密的特殊关系,特殊的亲密情结。中、越两国不但山山相傍、水水相连,文化艺术之间的交通,也有如长山一样地长久、长江一样地长远。中国人和越南人,同吃端午粽,齐尝中秋饼,一道欢度相同的春节新年。即使是深山野岭,或者是穷乡僻壤,那里杂居相处的华越人民,家家户户都贴有“神”“福”之类斗大的汉字。越南人的普通话“京话”和我们中国两广方言非常接近。他们语文中的“汉越语”,

留予他年说梦痕 一花一木耐温存——琦君散文论

无论从哪个角度透视四十余年来的台湾散文,我们都无法漠视琦君的存在。就台湾当代散文发展而言,人们通常把活跃在五十年代散文文坛上的作家称为第一代作家,其中既有梁实秋、台静农等“五四”时期的老作家,也有五十年代崛起的散文新秀,如琦君、林海音、胡品清、徐钟佩等。这一代作家直接秉承了“五四”散文的流风余绪,开启了众多的散文领域,给台湾散文发展以恒久而深刻的影响。被誉为“台湾文坛上闪亮的恒星”

香港学者散文的文化品味

学者散文的勃兴和蔚为大观,是70年代以后香港文坛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这类散文以学识为基础,表现对文化、对人生深刻的领悟,显示出民胞物与、有容乃大的情怀。它大大提高了香港散文的文化品位,并为香港文学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所谓学者散文,指的是学者型作家创作的散文。余光中曾提出:“它包括抒情小品。

原住民族文化、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论台湾文学发展的文化基因和外来影响

台湾是个经由原住民族和汉族移民相继开发而发展起来,并受到过多种外来文化冲击的社会。由于台湾历史的这一特点,台湾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具有着双重的文化基因和比较复杂的文化背景。 台湾的原住民族指的是最先居住在台湾的兄弟民族。中国历代文献上,曾经分别把他们称作“山夷”(汉)、“琉球土人”(隋)、“毗舍耶”(宋)、“乐番夷”(明)、“番族”或“土番”(清)等,日据时期称“高砂族”,近年则有称“山胞”的。所有这些指的都是今天我们通称的“高山族”。关于高山族的来源,史学界普遍认为是居住于中国南部大陆的古越族之一支。古越族来源于亚洲北部大陆的蒙古利亚种人。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方法试论

8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发展,大陆对台湾文学的研究日益扩大和加深。1982年“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在广州暨南大学举行以来,经第二届(1984)“全国台港文学学术研讨会”、第三届(1986)和第四届(1989)“全国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

试论台湾电视剧的通俗化走向

台湾经济的发展,带来资讯时代的来临,工商社会及民众的信息需求、娱乐需求、消闲需求的增长,从而促使大都市资讯和消费文化的代表——影视文化的急剧发展和膨胀。电视台倚重先进的传媒优势和快速的传播功能,制作了大量的电视剧及其他类别的产品,满足市场需求和都市消费群体的娱乐的要求。这些大众文化产品,成为人们激烈竞争、紧张较量的社会生活的补充和休闲领域的补偿消费品。 电视剧创作源于生活又映照生活,它本应全方位地表现台湾现实生活、社会百态、生活情境、竞争节奏以及人们自我价值的肯定和个性的张扬、价值取向的变化以及都市思潮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