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订阅《南开经济研究》

《南开经济研究》是由南开大学主管、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经济学期刊,是国内经济学方面重要的核心期刊之一。自创刊以来,本刊在海内外同行的爱护和支持下,本着“鼓励创新、促进交流”的原则,为推动理论创新和学术交流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本刊倡导理论创新,鼓励学术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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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经济研究》是由南开大学主管、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经济学期刊,是国内经济学方面重要的核心期刊之一。自创刊以来,本刊在海内外同行的爱护和支持下,本着“鼓励创新、促进交流”的原则,为推动理论创新和学术交流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本刊倡导理论创新,鼓励学术争鸣。《南开经济研究》订阅方法:·国内订阅者可到当地邮局订阅,邮发代号:6-88。·国外订阅者可通过中国国际贸易图书总公司订阅,代号:BM827。·读者也可直接与本刊编辑部联系订阅。本刊为单月刊,全年出版12期;每册定价56元整,全年合计为672元整。

政府支出规模对创新的影响——促进抑或阻碍

自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创新已然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首先在理论层面上分析了政府支出对创新的正向激励效应和负向挤出效应,然后基于2007—2017年中国26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政府支出规模的创新效应,意在探索有利于促进创新的政府支出规模和结构。实证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中国当前的政府支出规模对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一作用主要是由政府支出中的科学技术支出和福利性支出对创新活动的正向激励效应所驱动。与此同时,政府支出规模对创新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和创新质量差异:在人均科学技术支出和人均福利性支出更多的东部与中部地区,政府支出规模的正向激励效应表现得更为显著;科学技术支出会同时促进高质量和低质量的创新活动,而福利性支出只促进低质量的创新活动。

国有资本入驻是否有助于民营企业减排

国有资本是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引擎,国有资本入驻民营企业,不仅可以有效规范民营企业污染排放行为,还可以通过打破民营企业发展桎梏以赋予企业创新活力,对于实现“双碳目标”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工业企业与绿色发展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考察国有资本入驻对民营企业减排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入驻后可有效减少民营企业污染排放,并且该减排效应在大规模企业、非战略性行业与财政分权水平较高的样本中表现更为突出。机制检验发现,国有资本入驻既可以通过放松企业融资约束与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方式促进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还可以通过将自身所承担的政策性社会目标融入民营企业中,以强化民企的社会责任意识,最终在“技术创新效应”和“社会责任效应”共同驱动下实现污染减排。特别的,虽然国有资本入驻不利于提升企业生产率,但国有资本入驻引致的“技术创新效应”有助于推动民企实现生产效率与绿色化的兼容发展。本研究为完善企业创新激励机制、优化环境治理与实现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提供新的视角和动力。

新发展格局下以城市循环能力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模式和机制研究

“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是新形势新条件下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的重大要求之一。本文提出“城市节点-城市群块-流关系链-双向循环网”的研究框架,以289个城市的循环能力衡量城市供需的特征性事实,并运用投入产出表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刻画国内大循环网络,探究以城市循环能力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模式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样本期城市循环能力面临着联动性不畅、均衡性不足和协调性不强的三重结构性困境;第二,破解三重结构性困境需要认识城市在国内大循环网络中的中间人角色及其联动模式。联动性不畅是由于联络人不多,均衡性不足是由于协调人角色较少,协调性不强是由于守门人和联络人较少;第三,在上述联动模式的基础上,本文从城市循环能力内生性、网络结构动力双重性和中间人作用异质性等多重角度,采用指数随机图模型实证探究城市循环能力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模式与机制。本文对于如何从城市层面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助力新发展格局构建具有借鉴意义。

地区司法水平与分工深化——来自巡回法庭设立的证据

推动分工深化对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具有深远意义,如何推动分工深化成为亟需探索的时代命题。企业之间的专业分工是分工深化在微观层面的重要体现。本文以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从微观企业视角实证考察地区司法水平对分工深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巡回法庭设立后,巡回区内企业专业分工水平显著提高。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巡回法庭主要通过改善契约环境、抑制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减少行政干预实现对分工深化的推动。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面临的市场交易成本较高、不具备政治关联以及与巡回法庭之间的地理距离较近时,巡回法庭对企业专业分工水平的提升效果更加显著。本文结果表明,地区司法水平的提高能够推动分工深化,拓展了法制环境的微观经济后果及企业边界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本文结论对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完善巡回法庭制度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垂直对外直接投资与服务创新

随着产业结构服务化,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部门,服务创新能力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本文利用1996—2018年服务企业微观数据,考察垂直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服务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第一,进行垂直OFDI的企业,专利授权数增加12.75%。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在消费性服务业中没有发现证据。这说明,垂直OFDI对创新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本地化倾向较高的消费性服务业无法通过垂直关联来增强其创新能力。第二,垂直OFDI的创新效应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只有高生产率企业和大型企业采用垂直OFDI能增强创新能力,中小企业和低生产率企业难以从垂直OFDI中享受创新溢出。此外,没有发现垂直OFDI战略的区域差异性。第三,“逃离竞争效应”在服务企业创新活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竞争压力越大的行业,垂直OFDI的创新效应越强。第四,机制研究表明,研发成本水平下降和市场规模扩张有助于增强垂直OFDI的创新效应。

减税激励、企业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来自小微企业的证据

小微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主体,在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增加就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基于2010—2018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对小微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所得税减半征收通过增强小微企业的“投资动机”和“投资能力”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并且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对非制造业、未享受政府补助企业和融资约束较强的小微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提升了小微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增强了小微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但并未增强小微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总体而言,本文肯定了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对小微企业的积极影响,为完善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碳减排与南北经济差距——基于量化空间模型的分析

中国于2020年联合国大会明确提出争取分别在2030年和2060年前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与此同时,中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任务艰巨,面临着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明显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本文在Caliendo等(2018)构建的具有投入产出联系、人口流动的多地区、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引入二氧化碳排放,探究了碳减排对区域经济差异(包括八大经济区、南北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以及全国碳交易市场建立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按照目前的生产率增长速度,①若不存在全国性碳交易市场,碳减排会抑制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缩小南北经济差距;②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在通过碳价格一体化实现碳从低效率地区向高效率地区转移,从而提高碳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会加剧地区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南北经济差距增大。因此,在碳减排目标实现的过程中,需要同时结合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手段以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缩小此过程中伴随增大的南北经济差距。

“低技能排斥”下的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产出效应与收入分配

在中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过程中,地方政府针对不同技能的劳动力制定了差异化的就业政策,不少地区基于缓解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等方面的考虑,对低技能劳动力采取了排斥的态度。本文在量化空间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刻画了高、低技能劳动力差异化的流动特征,使用2005年、201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定量分析了“低技能排斥”下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产出效应。研究发现,第一,与高技能劳动力相比,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所面临的阻碍更大,使得低技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成本高于高技能劳动力。第二,“低技能排斥”下的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技能互补,造成GDP损失。第三,全面破除“低技能排斥”,充分发挥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技能互补性,将显著缩小地区之间劳动力的收入差距。因此,打破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中的技能歧视,引导高、低技能劳动力畅通有序流动,优化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同时还有助于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实现。

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测度——基于三种GDP分解的比较分析

依据单一GDP分解方法测度双循环存在多种缺陷。本文从增加值流转视角比较分析三种GDP分解方法下的直接指标,构建一种以间接指标测度双循环的新框架,并将其应用于中国经济双循环格局演化分析和国际比较分析。研究表明,1995—2018年,中国制造业国内循环比例呈逐渐下降又大幅回调过程,本质上是对中国双循环格局“大内循环倾向”特征的回归,并不代表“国内大循环为主”经济发展格局已经形成;不同经济体双循环格局具有明显异质性,即具有“大内循环倾向”或“小内循环倾向”。这种异质性相对稳定,经济体双循环格局的演变进程主要表现为国内外市场关联和上下游产业关联两种结构力量作用下,在双循环类型空间的局部调整。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出发,反映国内国际循环比例的直接指标不是合适的政策目标,中国应根据不同行业特点,根据间接指标所反映的双循环格局类型和结构特征,聚焦产业链整合和治理挖掘增长潜力。

债务置换、系统性金融风险与宏观政策搭配

我国推出债务置换政策致力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但关于该政策能否有效化解风险以及其作用机制如何,目前尚无定论。本文通过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探索如何防范与化解债务置换政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负面影响。理论分析发现,债务置换政策尽管能够缓解地方政府的短期违约风险,但是可能会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的副作用。其副作用来源于两种渠道:流动性渠道和违约转移渠道,债务置换设计中应该充分关注这两种渠道的副作用。本文还发现,搭配货币政策或宏观审慎政策可以缓解债务置换副作用,相比之下宏观审慎政策更加有效。因此,为更好地保障债务置换政策的成功,本文建议实施“债务置换+宏观审慎”的政策组合。

人工智能影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分别基于宏观省级层面和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利用企业机器人数据和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的准自然实验,采用交叠DID和双重机器学习等方法实证识别了人工智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发展应用在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均较为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宏观层面,人工智能对东部沿海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应强于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对高市场竞争环境下的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效应更明显。在微观层面,人工智能对低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强于对高技术企业的影响,对规模较大企业的影响强于对规模较小企业的影响。人工智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包括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降低企业成本和增强企业研发能力。本文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明确意义。

金融开放、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

金融开放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否改善融资环境、驱动企业创新发展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使用2007—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从跨境资本流动视角检验了金融开放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金融开放提升了企业创新投资水平,经过工具变量法、PSM法、Heckman两步法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金融开放通过缓解整体融资约束、降低债权和股权融资成本、增加股权融资规模等路径驱动企业增加创新投资。调节效应分析表明,上述关系在非国有产权、资产规模小、区域金融欠发达以及不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和信息化水平强化了金融开放对企业创新投资的促进效应,并且金融开放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投资的市场绩效和经营绩效。本研究有助于理解金融开放、融资环境改善与企业创新投资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结论对金融开放的政策调整具有启示意义。

“土地换社保”能改变老年人的传统养老观念和养老行为吗?——来自征地养老保险政策实验的证据

“养儿防老”和“土地是命根子”塑造了中国农村社会千百年来不变的传统观念和养老模式,也构成了现代化转型的瓶颈。着眼于破解后者的“土地换社保”政策能否“一石两鸟”,既冲击“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又能改变养老行为呢?本文从征地养老保险的政策实验安排出发,使用2011—2018年CHARLS数据,考察征地养老保险对传统养老观念和养老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征地养老保险使得农村老年人“养儿防老”的概率显著降低28.7%,减少了来自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增加了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力度,促进了社交活动参与,而对居住方式、劳动参与和孙子女照料没有显著影响。而一次性征地货币补偿等替代方案均不具备类似功能。本文还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发现征地养老保险对老年人养老观念和养老行为的影响在高水平的征地养老保险地区和三个以上子女的家庭的影响更大。本文的结果表明,提供高水平稳定收入流的征地养老保险不但能弥补征地对农民造成的损失,还能改变农村传统养老观念和养老行为。

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产业结构与企业升级的机制探讨

作为一项重要技术变革,人工智能在推动产业智能化的同时,势必对劳动力市场的要素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运用2010—2021年中国城市与企业层面面板数据,从系统性视角考察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宏微观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人工智能应用在宏微观层面均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增加,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法、机器学习法估计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宏观层面,人工智能可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增加劳动收入份额。(3)微观层面,人工智能可通过提高创新质量、创新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来增加劳动收入份额。(4)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积极影响在城市层面的高人口规模、高市场化水平、高劳动力保护强度、高劳动力技能水平及企业层面的高企业规模、高劳动力技能水平、低劳动要素密集度的样本中尤为明显。研究结论为我国在数智化浪潮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启示。

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的经验证据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不仅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举措,而且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借助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主要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水平、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以及鼓励技术创新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环境不确定性高企业和成熟期企业,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加突出。随后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在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显著促进了企业经营规模扩大和产业链扩张。本文以上研究结论不仅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的经济效应,更是为培育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及推动企业提质增效的税收营商环境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有益启示。

企业异质、地区异质与多要素流动

本文将企业异质、地区异质与多要素流动统一到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中,发展了企业异质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当满足产业集聚的强条件时,企业分布异质性的增强强化了产业集聚的“黑洞条件”,反之,则会强化产业的分散力;区域间异质性增大导致区域均衡发展越来越困难。如果区域间的初始禀赋条件相同,则对称结构可能是一种稳定均衡结构,这时对称结构稳定对应的贸易自由度范围最宽。反之,如果区域间的初始禀赋条件不同,这时内部一般非对称结构可能成为一种稳定均衡结构,但这时对应的贸易自由度范围有所变窄;在区域异质性的条件下,内部非对称结构可能是一种稳定均衡结构,当地区同质时,该内部非对称结构就会演变为对称稳定均衡结构,并且,存在多重稳定均衡结构的现象。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集聚是可能的,也是渐进的,这一过程会变得可逆。

“一带一路”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下,“一带一路”贸易网络日益紧密,东道国贸易网络地位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逐渐显现,成为吸引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区位优势。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制造业的投入产出数据构建增加值贸易网络,结合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BvD-Zephyr以及fDi Markets数据,考察东道国贸易网络地位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东道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对中国企业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上述影响在发达国家、制度风险较低及开设境外园区的东道国更强,并且进一步激发了中国民营企业、初始投资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并购的积极性。此外,中国企业OFDI的结构得以优化,投资行业依托贸易网络呈现阶梯状分布。机制分析表明,中间品进口激励效应、投资风险规避效应和全球价值链嵌入效应是其重要传导渠道。本文为中国企业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投资策略制定提供有益参考,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人口“数量-质量”转换、经济增长与养老金可持续性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可持续的养老保险体系,但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劳动占比下降、老年抚养比上升等问题开始影响养老制度可持续性。本文从人口数量-质量转换视角,先建立数理模型研究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和养老金可持续性的影响,再通过数值模拟分析不同老龄化程度下人口结构变化的宏观经济结果,最后以2001—2022年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剔除西藏)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人口数量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人口质量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质量提高会缓解人口数量下降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冲击,即人口数量-质量转换可以促进经济增长。(2)人口质量提高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增强养老金可持续性。(3)人口数量-质量转换可以增强养老金可持续性。无论以教育投资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是父代主动的、有意识的行为,还是行政性政策的结果,人口质量的提高都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持养老金收支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