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南北”学术研讨活动在大连、哈尔滨举行

1月7日,由辽宁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中心与《南方文坛》杂志联合主办的“文学南北:地方叙事与审美伦理”学术工作坊在大连举行。

启事

一、《南方文坛》刊发各类关于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文章,欢迎海内外同仁惠稿。二、惠稿一式二份,电子稿以Word格式请发至:nfwt@tom.com;打印稿请寄:南宁市青秀区建政路28号南方文坛杂志社,邮编530023。并请文末注明作者的姓名、单位、个人邮箱电话,以及通联地址。三、三个月后未接到采用通知,稿件可自行处理。编辑部有权删改采用稿,不同意者请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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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方文坛》刊发各类关于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文章,欢迎海内外同仁惠稿。二、惠稿一式二份,电子稿以Word格式请发至:nfwt@tom.com;打印稿请寄:南宁市青秀区建政路28号南方文坛杂志社,邮编530023。并请文末注明作者的姓名、单位、个人邮箱电话,以及通联地址。

“经典重释与文化传承”学术论坛纪要

张学昕(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非常荣幸能够担任这次论坛的学术主持。我们这次论坛“经典重释与文化传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从这个角度和视角审视经典,无疑可以为我们开拓出审美活动的新路径。当然,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要讨论经典与文化的关系,更重要的,还要围绕“经典重释”,重新审视我们时代的文学、文化状况,探讨如何重建我们时代新的审美伦理和美学价值判断体系。

汉语新诗创作及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蒋登科(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非常高兴在第八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开幕前夕,邀请到方长安、龚学敏、臧棣、朱寿桐四位先生莅临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吕进诗学讲坛。他们之中有长期从事诗歌研究与教学的专家,有诗歌刊物的主编,有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的诗人,都是当下诗坛的翘楚。这次对话会的主题是“汉语新诗创作及研究的现状与未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没有限定切入角度,也没有具体的内容限制,在座的专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创作经历和研究经历,对于当下的诗歌和诗学发表自己的见解。大家可以放开谈。

韩松与现实之梦

“在我看来,火车越往东开就越不准时。那开到中国又如何呢?”——布莱姆·斯托克(Bram Stoker),《德古拉》(Dracula)20世纪80年代,正值中国改革开放高峰时期。当时,中国对于能否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展开了广泛讨论——或如两个当代流行口号所表达的,中国能否最终“走向世界”并“与世界同轨”。“走向世界”意为走路或行军进入世界,“与世界同轨”可以被理解成与世界轨道的衡量标准相匹配。单就字面意思而言,两个短语中的隐喻呈现出一种具有反讽意味的对比:现代化快速发展的乐观梦想与较为原始的运输方式之间的对比。尤其,走向世界指的是一种只依靠人体本身(行走)的交通方式,不需要任何技术支持,而“与世界同轨”暗指一种基于轨道的运输技术,这种技术几乎与车轮一样古老。

朝向生活世界的文学批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院派文学批评崛起,取得丰硕成果。我自己正是在学院建制与培养方案的规定下学习基本的理论、知识与方法,初步了解何为批评与批评何为的。但身处“学术”与“思想”分野的漫长余波之中,我也深刻感受到批评实践中的撕裂感,亦即“经典的”与“社会的”、“知识的”与“生活的”之间存在明显的区隔。这种隔膜同样横亘于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实践之间。

影像、衣饰和边界——张爱玲的《对照记》及其他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更衣对照亦惘然——张爱玲作品中的衣饰》,把《更衣记》和《对照记》放在一起讨论,也涉及影像和服装。但这次我又重新学习了巴赫金的“边界”理论,就想把它放进来一起讨论,其实是把《对照记》放在中国摄影史和现代服装史这么一个交界、交叉的地方,来探讨能不能用这个“边界”来展开、研究现代文学的可能。为什么说这是在中国摄影史的边界上?我们知道,现代摄影是1839年发明的,它在1840年——就是鸦片战争那一年,就传到中国了。在中国内陆做摄影的第一批人是传教士。

写作与批评主体的重建

2019年的深秋时节,我有幸参加了黄子平先生新书《文本及其不满》的发布会,那次发布会的标题也是“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当时就感到子平老师阐述的“同时代人”的观点蕴含了非常丰富的话题空间。这次看关于此次座谈会的海报,仔细阅读了一下出自黄子平手笔的内容简介,发现他关于“同时代人”的思想又有了新的拓展。阿甘本关于同时代人的阐发,最令人欣赏的是黄子平引用的这句:“同时代人深刻地感受时代的黑暗之光,像蘸着墨水一样蘸着时代晦暗写作。”这个关于“同时代人”的界定其实是很苛刻的。

重构转折时代的综合视野——路杨的1940年代文学研究

前一段时间,路杨发给我她即将问世的三本学术专著的电子版,其中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劳动”的诗学:解放区的文艺生产与形式实践》一书日前入选商务印书馆的“日新文库”第三辑;《革命作家的战时迁徙与文学想象(1937-1949)》则被收入李怡、张中良先生主编的民国文学史论第三辑“革命文学与红色文学研究”,即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关于新文学的论集《构造与重造:新文学的话语与形式》也列入“微光”青年批评家集丛,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出。

华夷风土——《南洋读本》导论

作为地理名词,“南洋”起自明末,泛指中国内地南方沿海区域,以及南海区域的中南半岛、马来半岛,群岛还有无数岛屿——即今日的东南亚。“南洋”至少有三种定义。清代水师曾有“南洋”舰队,顾名思义,镇守中国南方海域。更广为人知的则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人民“下南洋”之举(1)。18世纪以来,成千上万人漂洋过海,来到东南亚垦殖、避难或经商,在20世纪上半页达到高峰。“南洋”还有第三义:明治维新后,日本帝国主义兴起,对南海乃至南太平洋区有了觊觎之心,因有对“内南洋”与“外南洋”的前进计划,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

引言:断裂时代的文学与批评

我的学生去做概念的谱系学搜寻,说我在1983年的时候为赵园的那本《艰难的选择》写过一个很短的小引,在小引里边就已经提到“同时代人”这个词。其实是我年轻的时候读“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读来的。那年头除了读马列文论,就剩下“别车杜”可以读。我听说北大考研究生,问“别车杜”是谁,答得上来的不多,也难怪,年代太久远了。这三位的著作,里头大量出现“同时代人”这样的概念,因为19世纪俄罗斯突然冒出来很多人,提到一个就必须提到另外一串,所以这个概念用得很多。

我们今天的世界能不能纳入话剧的视野?——关于莫言的《鳄鱼》

除了《鳄鱼》,莫言的剧作还有《我们的荆轲》《霸王别姬》《锅炉工的妻子》《锦衣》等。1996年,莫言应编剧王树增之邀写作《霸王别姬》。该剧2000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小剧场上演。《我们的荆轲》发表于《钟山》 2004年第2期。2015年写完初稿的《锦衣》,修改稿发表于《人民文学》 2017年第9期。2012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莫言的剧作集《我们的荆轲》,收入《我们的荆轲》《霸王别姬》《锅炉工的妻子》三部剧本。这部剧作集也是同年作家出版社“莫言文集”之一种。《我们的荆轲》,还有云南人民版(2012)、中国台湾麦田版(2013)和浙江文艺版(2017、2020、2023)等版本。《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已经在国内外剧场演出上百场。

重读“文学家”莫言或文学世界中的小说与戏剧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简称诺奖)都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事件”。这并非说诺奖的加持能一劳永逸地将一个“历史中的”作家铆定为超越时限的“经典作家”,而是莫言的获奖在各个层面都象征性地满足了自鲁迅以来中国文学对于诺奖的种种复杂情结。在中国文化现实中,种种复杂的情结已经超出了文学范畴。在学术上批评莫言的创作是正常的文学批评现象,但这些年由于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一些对莫言的非议已经成了一些人的政治情绪宣泄,他们口中的“莫言”已非莫言本身。因为诺奖,莫言这个名字从此之后就不再仅仅是其作品序列的总名,更是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场域中一个面目清晰的坐标。这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对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赛先生:当代中国人文学研究的重要视角——关于李静《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

我的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始终有浓厚的兴趣。我对当下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研究,在满怀焦虑的同时,又充满好奇心:在后疫情时代的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动中,和我们每个人生存息息相关的文学与研究,在面对危机的同时,又迎来什么新的机遇,拥有哪些“历史再出发”的新的可能性?正是在这样的困惑和期待下,我读到了李静的《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眼睛为之一亮:我欣喜地发现,在年轻一代学者中,还有人在通过回顾“历史”、总结“现状”,来寻求、思考。

史论与史料并重:陕西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建构

这次由浙江大学文学院和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会议,有个相当宏大的总主题,即“东亚、东南亚与世界汉学: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的新方向”,通知中还特别提示了五个分议题,涉及世界汉学视域中的文史哲教、世界汉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联等重要命题。笔者来自陕西,从“废都”西安瞭望世界汉学包括华文文学也是若有所悟,窃以为从古长安到新西安的文化发展都与人类世界、世界汉学有着深切的关联,笔者曾提前给会议召集人金进教授报了两个题目,其一就是《在中国大西北关注华文世界》.

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

我们注意到,在时间的脚步跨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文坛曾经先后出现了一批旨在关注、思考和表现知识分子这一特定人群的长篇小说。具体来说,这一方面值得引起高度关注的作品,主要包括有宗璞的《西征记》、格非的《春尽江南》、范迁的《锦瑟》、刘醒龙的《蟠虺》、严歌苓的《陆犯焉识》以及田中禾的《父亲和她们》等。

时代变局中人性与命运之殇--贾平凹长篇小说《河山传》读札

一.最初看到《收获》上长篇小说《河山传》的名字时,我便感觉到这部小说一定是具有深广的象征性意蕴和时代隐喻的作品,如此前《废都》《秦腔》《古炉》《山本》,甚或《秦岭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作家在叙事中选择两位最重要的核心人物“河山”洗河和罗山作为——“传记”的传主,其叙事意图似乎已经很明显:通过两个小人物的命运、人性状写大历史,并采取对生活和现实的民间化、俗世化处理,将世相和人性的真实样貌呈现出来,我想,这或许就是贾平凹叙事的题中要义。

《尝试集》百年阅读史上的另一种读法——以废名的《谈新诗》为中心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中国新诗的源头性作品集”①,是新诗研究中一个不断回返的起点,其百年阅读史上的主流读法,是将之置于新诗发展历史中,强调其作为“开山之作”的尝试性贡献与历史地位,搁置或贬抑其诗性追求和艺术价值。废名在《谈新诗》一书中,以对“新诗”的共时性理解介入具体诗作,聚焦诗歌“内质”,背离了主流读法的历史理性逻辑,开创了《尝试集》的另一种读法。

且看孤独如何被击败——吴锦雄诗作印象记

孤独或许可以被视作吴锦雄诗歌写作中最重要的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与吴锦雄生活的城市——深圳——恰相呼应。众所周知,孤独是现代性的特产。而深圳的体量、深圳自带的现代色彩、深圳潜藏的危险、深圳的孤绝、深圳的无情和它偶尔的诗意与温情,不仅与吴锦雄的孤独正相匹配,还让孤独一词不至于陷入语义空转的尴尬之境。在钢筋混凝土铸就的大深圳,孤独永远是具体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深圳被孤独环绕,被孤独装饰。孤独是深圳的伴音。仿佛是出庭作证似的,吴锦雄的《雨夜》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