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诗》稿约

《原诗》是同济大学诗学研究中心创办的大型学术辑刊,设有《古典诗学》《新诗研究》《比较诗学》《诗人观点》《诗对话》《新书评》等栏目。[古典诗学]侧重于汉语古典诗学理论、诗人、诗歌流派等的专题研究,兼及与诗学相关度较大的美学及文艺学研究。[新诗研究]侧重于百年来汉语新诗之作品、史料、流派及现象之研究,兼及对当代汉语诗歌现场之观察、批评和探讨。

疫病与诗歌

一、我病故我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中说:“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1这种本质论的说法自然无可厚非,但在《老子》中,如下说法也许更值得注意: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则吾有何患?如果说,“大患”乃是一种人的“精神状况”,那么,其归根结底还是“为吾有身”。身体,作为一种现象学的存在,正是人类“精神状况”的制造商和孵化器。换言之,所有的“精神状况”无不是“身体状况”的折射和投影。

陶渊明哲学思想及与魏晋玄学之关系

在陶渊明研究领域,关于陶渊明的思想,是最令人困扰的问题之一。不少人把渊明归入儒家,也有人说他出于庄老,还有人把渊明说成“第一达摩”^(①),或说陶诗“充满禅机”^(②),或说渊明找来了“佛家般若空观”^(③)。我认为,陶渊明的思想很难用任何一家传统思想来规范。这位伟大的诗人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及老庄思想的强大影响,又感受着魏晋玄学的新思潮,再根据自身仕隐经历的切身体验,艰苦的农耕生活及晚年贫困的感受,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思想面貌。他的哲学思想包括三个重要部分:有生必有死的生死观、化迁的哲学观、委运自然的人生观。

整体性、音乐性及物性论——《生命四重奏》侧记

很多人问过我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整体写作或计划写作与灵感写作的关系问题。我在完成“我的三部曲”(包括《我的孔子》《我的聂家岩》和《我的发音》)之后,第二个三部曲即“旋律三部曲”也已经出版了《唐诗弥撒曲》,《生命四重奏》是其中的第二部。这似乎显示出我的写作进程具有明确的计划性,属于典型的整体性写作。人们关心的是,如何处理计划性写作与灵感性写作之间的复杂关系,它们是矛盾的还是相互融合的?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非非主义:一个流派的传奇——非非主义三十周年忆事

非非主义是中国当代影响最大、坚持时间最久的先锋诗歌流派。本文是对非非主义创立三十年的追忆记述。文章从非非主义的命名、梦启与《非非》杂志、非非主义早期成员、非非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爆炸性影响,一直记述到非非主义的写作转型,前非非与后非非、后非非诗学,以及评论家们对“非非主义”的多种解读,等等。为了解非非主义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是研究非非主义历史的一篇权威文本。

秩序的图像:美学的与伦理的——向以鲜《生命四重奏》的一个导读

向以鲜教授的这部诗集将看似互不相干的金鱼与乌鸦、犀牛与孩子、春天与万物、孙登、嵇康与山中观音组成一部“生命四重奏”,意在将物性的论述与人性的思辨联系起来。诗总是涉及对物性的论述,可以把《生命四重奏》视为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物性论”,毫无疑问它也是一种独具视角的人性论,隐含着发端于古老世代却仍属于现代社会的伦理主题,而又处在美学主题的透视之下。可以说这是一部有着观念史与思想视野的诗作。

再论陶渊明享年说

史载陶渊明享年63岁,后人颇有异议。本文综合梳理各种证据,认为“相及龆龀”“年在中身”等均不能确指年龄,而弱年初仕、向立年归田、辛丑岁“闲居三十载”、义熙元年长子“自给为难”、戊申岁“奄出四十年”、丁卯年作《自祭文》等叙述相互规定,足以明确表达其年龄,支撑63岁的记载。初得长子、幼稚盈室、《与子俨等疏》、张野与陶渊明有“婚姻契”等,则以儿子的成长情况佐证了63岁的记载。

集句诗及其意义的生成——以李商隐集句诗为例

集句作为一种亚文类或写作手法,近于文本的游戏。在游戏规则下,创作者向前人及其著述乞灵,开始了一场“面对面作业”。在集句创作过程中,作者既积极运用自己的神思,又感受到文本的召唤或指引。因此,创作一首集句诗,不论是对仗,还是衔接,作者都有可能遇到“造化之手”的援助。这暗示了文本有自己的生命力,它总是蠢蠢欲动。作者实际是与文本进行周旋,达成共处之道。这样,集句诗文本的意义自何而来,就不完全取决于作者;或者说,即便作者是赋予意义者,他也常常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这个过程隐喻了作者、文本与意义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旧体译诗的两种翻译模式——以苏曼殊和马君武为例

旧体译诗有力地证明:在翻译中适当恪守目的语自身的规范,而非无条件依附源语言,往往是翻译成功的首要保证。旧体译诗成功的翻译模式,或是严酷地遵循旧诗典范语言的诸项要求,或是在格调上逼近旧诗的风貌。前者以苏曼殊为代表,后者以马君武为代表,这是旧体译诗目前达到的最高尺度。

况周颐、赵尊岳“咏梅词”辑录

况周颐、赵尊岳的咏梅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咏物词,而是为梅兰芳以及“香南雅集”而作。况氏咏梅词在秦玮鸿校注、2013年出版的《况周颐词集校注》中收有53首,并非全帙。赵氏咏梅词,笔者迄今所搜集到的共有25首,其中12首《清平乐》散佚在《申报·梅讯》中,未入集。这些作品一方面可以广泛地反映梅兰芳的艺术和生活,对于梅兰芳研究有着十分珍贵的价值,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旧体诗词在“革命”与“现代”双重冲击下的顽强生命力,同时还可以观照那个新旧变革的时代,相当一部分清季文化遗民的生存状态和文化情怀。

近代“陶谱”的里居问题之争

北宋乐史提出“渊明始家宜丰”的观点,引发了学者对陶渊明里居问题的持久争辩。民国时期的十三种“陶谱”类著作,对陶渊明的里居问题有深入的探究与热烈的讨论。柴桑问题:古直认为栗里为柴桑属地;而逯钦立认为柴桑有浔阳县南、庐山西南之面阳山两种观点,古柴桑在九江县西南,栗里即所谓的古田舍,在浔阳南郊,庐山北壁。上京问题:梁启超发挥朱熹旧说,以为上京是“上荆”之误,上荆即荆州;古直承李公焕之说,认为上京为地名,在玉京山前;朱自清承陶澍之说,认为上京乃为山名,为渊明旧居所在地;逯钦立认为上京是一里之名,玉京山为山名,二者实不相关,上京即上京里,在浔阳负郭;宋云彬承王质、吴仁杰之说,认为上京即上都,亦即京师建康。南村问题:与李公焕的南村即栗里、何孟春的柴桑之南村的观点相异,古直认为南村在浔阳负郭;逯钦立认为南村在浔阳附近。民国学人的观点或有从古人之说,然均各持诸据,反复论证,此乃民国学者之创新与功绩。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诗歌批评家?

现代汉语诗歌的迅速发展向批评家赋予了严峻的使命和责任,那就是批评家应该如何关注诗歌,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应该进行何种训练。当庸俗浅薄的诗歌盛行诗坛之时,批评家应该秉持的批评尺度,当在于坚持诗歌指向生命本身,指向一种个体的自我关心、自我修行和自我治理的言说方式,而这将有利于避免部分批评家沉迷于语词技巧装饰性批评。思想和艺术具有同一性,优秀的批评家必须是思想者,又必须是具有敏锐的艺术感悟力的创作者。他们强调生存的现代经验,重视生活与艺术的内在张力,从而立足于生活考察艺术,又从艺术反观生活。在对以向以鲜《生命四重奏》、典裘沽酒《看守所》、阿吾《一个人的编年史》、老非《秋天深了》等诗集或诗篇为范本的阐释中,文章分析了诗歌批评家所应具有的伦理主体自觉、现代生存经验的把捉、在日常与神圣中不断逆转的诗学坐标和诗学理论建构等诸问题,以期唤醒当代诗歌批评界,以致力于现代汉语诗学理论的多维建构。

是故乡,也是宇宙

是故乡,也是宇宙每一个人,他观察弘广宇宙的最初立足点,是自己的故乡。“在微观的世界里发现宏观的宇宙。”每一个人的故乡,只要认真探究、认真深入、认真想象,就会发现:故乡,就是宇宙的全息。真正的诗人,永远站在自己的故乡发言。在故乡的立场上,探讨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他既不随波逐流,也不人云亦云。他拥有自己的肤色和性格。我曾解剖过我所生活的具体地域的基本元素。我的故乡,在江苏省南端的一个乡镇,它是著名的中国陶都。在水乡、平原、山丘的农业背景上,那里存在着泥土和火焰的手工艺。

南方有诗——论《南方诗选》中女性诗歌的“自我”建构

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再次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并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在中国,“南方”作为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无论在地理区域还是人文精神方面,都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意蕴,即远离政治权力中心、毗邻海洋的独特地理位置孕育了自由、开放的精神。《南方诗选》中一批南方女性通过诗歌对“自我”的建构与追求,非虚构地呈现了鲜活而独特的南方,展现了自由、开放、包容的南方精神。“南方有诗”既是对南方女性追求自我精神的肯定,更是对南方文化精神的描述。

陶渊明及其诗文的诗学价值与意义

作为中国古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陶渊明和他的作品对于文学史的意义至今已经得到充分承认,但在诗学上的价值和地位还有待于充分挖掘。王运熙、杨明《中国文学史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1996年版)在论及东晋文学批评时没有关注到陶渊明,这可以代表文论界学者看待陶渊明在诗学史地位的一般态度。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1996年版)始专列一节《陶渊明的创作倾向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价值》讨论陶渊明的文学思想。1997年,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一文发表之后,关于陶渊明的文学思想才开始得到集中而深入的探讨。

在诗歌背后隐匿——诗人田雪封访谈

王向威:不同的诗人会有不同的生活状态或生活选择,有陶渊明式的隐逸生活,有杜甫式的不停奔波辗转辛苦的生活,也有波德莱尔、兰波式的不羁的狂放生活等,各有各的生活状态,包括职业、爱好、交往、生活习惯、性格,等等,这种生活状态或者说生活选择,本身也是构成诗人形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之间不多的几次见面,几乎都是在诗会上,诗会让所有参加的处于不同生活状态的写作者暂时与自己的生活状态脱离开来,而把诗人的形象呈现出来。

陶春论:挑战天命的诗者

诗歌民刊作为诗歌写作独立性、个性化的重要标志,成为推动当代汉语诗歌多样化发展的重要力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各种诗歌民刊已达数百种之多,大批优秀诗人和文本通过诗歌民刊被推向诗坛,形成了与世界接轨、与时代共鸣的开放文学格局。诗歌民刊因其风格不一,实验色彩强烈,一直是批评界关注的焦点,在推动文本创新的同时,也带来诗歌观念的嬗变。中国当代代表性诗歌民刊《存在诗刊》就是与其创办者之一陶春有着强烈呼应的,本文在系统回顾陶春的诗歌创作和创办刊物历程中,综合运用精神分析、现代诗学、接受美学等理论,深入分析陶春的诗歌创作特点和写作精神境遇,探讨陶春对当代汉语诗歌的重要影响,提出了陡峭类型写作、悲悯写作、时代观察、幻象美学等陶春写作蕴含的诗学价值。

汉语惊鸿的诗歌时代——《非非》与《今天》的比较研究

《今天》和《非非》是新时期文学开始以来,中国最重要的两本民刊,两刊都出现于“时间窗口”开启的20世纪80年代;皆发表了大量进入历史的诗歌和其他文本;皆推出了众多有影响的诗人、作家、评论家等。多年来,关于《今天》的研究已经比较多见,而关于《非非》的研究还处于开始阶段,更缺乏关于两刊的比较研究。本文从历史背景、内容、文学史结论、刊物、理论、流派、诗学特征几方面对《今天》与《非非》进行比较研究,在总结两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的同时,对两刊的刊物特点、历史贡献、历史地位和诗学影响等进行了分析,认为就民刊来说,从某种程度和某些角度来说,《非非》是对《今天》的发展,并且拥有了自己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本文还通过对《今天》和《非非》的相关研究,肯定了民刊是中国先锋诗歌的第一现场,民刊对中国先锋诗歌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非非:诗性之光的烛照与穿越

本文将“非非”诗派及其代表人物周伦佑放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历史框架中加以把握,既整体而又具体地揭示了周伦佑诗歌及诗论的卓越品格,揭示了“非非”诗派之于百年中国历史与诗艺的烛照,之于现代中国“隐喻性写作境况”的承担与穿越;同时又反过来对百年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当代诗歌,给予了意义形式结构的重构。它既是针对一个诗人、一个诗派的诗论,也是百年或当代历史与诗歌精神的整体性观照。

王夫之“诗象其心”诗学观

“诗象其心”是王夫之在《诗广传》中阐释《诗经》祭祀时提出的诗学命题,即“诗者,象其心而已”。这一诗学命题,包涵两方面的内涵:即诗人(祭祀者)心中之“象”,与读者(与祀者)在阅读(吟诵)过程中感受到神之“象”。两“象”辉映,从而使诗歌获得了超凡的特质。无论是诗人所绘之象,抑或读者心中之象,皆由心灵之所感而生。心灵与理智不同,它的纯净、绝俗决定了超凡的能力。“诗象其心”的诗学意义在于揭示心灵是诗歌创作的源泉。探究这一诗学命题的意义,在展示船山丰富诗学思想的同时,体会王夫之《诗经》学诗学体系的复杂性与其哲学思想的密切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