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禮制建設與士風轉向考論

《禮記·樂記》言:“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本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1是以先王製禮作樂本意在於教化人心,後世統治者循此亦大多注重禮制建設,尤其是立國之初更希望通過規範禮制來改良士風。當然,關於禮制與士風的關係,學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總體而論關注點却集中在宋前2,至於宋代士風,則主要是從統治者獎掖名士,改革科舉制度,實行“崇文抑武”國策等角度進行的討論3。事實上,與唐初君臣“禮樂乃不急之務”的態度不同4,宋太祖立國不久便意識到禮樂在“正人心,化風俗”方面的重要作用,後繼諸帝承此觀念也同樣希望以全新的禮制體系重塑社會道德秩序,改變唐末五代禮崩樂壞、士風凋敝的現象。本文擬通過考察宋初禮制建設的實施狀况來探析其對士風的影響,揭示宋初士風從“士弊於俗”轉向“名節相高”過程中的禮樂因素。

《白虎通》元本價值述論——兼談文本中層結構在校勘中的意義

《白虎通》是東漢章帝建初四年(79)白虎觀經學會議的最終成果1。此書因備載今文博士家言,又兼及古文經説,是經學史乃至中國古代哲學與思想文化研究的重要典籍。《白虎通》從東漢至今的近兩千年裏,一直以相對完整的面貌流傳。其現存版本以元大德九年(1305)無錫州學刻《白虎通德論》十卷(以下簡稱“元大德本”)和元小字本《白虎通》二卷爲最早2,明清傳本多據之翻刻。清乾隆年間,盧文弨在莊述祖校勘的基礎上,與孫志祖、周廣業等十數人共校《白虎通》,并收入《抱經堂叢書》刊行,是爲抱經堂本《白虎通》四卷3。

《四庫全書》所收《山海經》底本考辨——以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文瀾閣本、文溯閣本爲例

《山海經》是我國的先秦古籍,内容涉及地理、古史、神話、醫藥、動植物、礦産、宗教等,對歷史、地理、神話、科學等相關研究頗具參考價值。《四庫全書總目》將其收入子部小説家類,稱其爲“清内府藏本”1,但未注明“清内府藏本”更具體的版本來源。張春生先生認爲四庫寫本《山海經》底本爲《天禄琳琅書目》所録之元刻本2,後來學者多從其説,但此説是否可信,未見有人進行探討。本文現以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文瀾閣本3、文溯閣本爲例,結合《四庫全書薈要總目》《四庫全書考證》及《山海經》其他版本,對《四庫全書》所收《山海經》之底本問題進行考察。

林惟正《百家衣集》中的唐詩

一緒論林惟正(1153—1196?)《百家衣集》是一部高麗時期的集句詩集。一般認爲,集句詩虽非始於王安石,但王安石的集句創作對後世的影響巨大。林惟正的《百家衣集》無疑也是在王安石的影響下而進行的創作1。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以集句的形式進行詩歌寫作,既與王安石等宋人的游戲之作不同,也與一般的詩歌創作不同,他的創作是介於集句與自創之間的一種形式。通過他的詩歌,我們可以約略知道他的這種創作方式貫穿在他的整個詩歌創作歷程.

二十世紀以來域外所藏中國文學古籍書目的編撰

“流失在域外的中國古籍(包括殘卷),比如大量的敦煌文獻、《永樂大典》的一些殘本以及其他各類典籍,這些本來完全屬於中國,由於長期的戰亂,在中國已無存。”1這樣的古籍,一般被稱爲標準的“域外漢籍”。此外,根據張伯偉研究,中國典籍的域外刻本也可看作是域外漢籍。“域外漢籍雖然是一個涵括傳統四部之學的領域,但就目前取得的成績看,主要在文史研究方面”2,其中古代文學類漢籍占有很重的分量。

唐德宗時期對外政策李泌决定説辨正

引言唐王朝在安史之亂後,國力持續衰落,對外政策方面,肅宗與回紇和親,并藉助其力量平定國内叛亂;面對吐蕃,儘管其再三侵占領土,但肅宗仍以和爲主,采取交往、盟誓等策略,延其攻勢,從而專注於國内叛軍。代宗時期,沿襲肅宗策略,對外以和爲主。

珍稀漢籍《須溪先生批點孟浩然集》東亞版本論考

一引言盛唐詩人孟浩然(689—740)的詩集最早編成於唐代,現存一部宋刻本及諸多明清刻本1。《須溪先生批點孟浩然集》三卷是劉辰翁(1232—1297,字會孟,號須溪)於宋元之際對孟浩然詩集的評點本,也是現存最早的孟浩然詩集評點本2。是書元刻本今已不存,但可通過明代的翻刻本及以元刻本參校的諸明刻本中留下的相關信息窺見其面貌。《須溪先生批點孟浩然集》將孟浩然詩按題材分類,存世諸本多分爲十類,故十類本一直被認作是書之原始面貌。

《唐詩品彙》的東傳與江户漢文學

明初高棅所編的《唐詩品彙》是中國詩學史中最具影響力的唐詩選本之一,其中“四唐説”“九品説”“正變觀”等對明清詩學的尊唐復古思潮影響甚巨,而且其作爲唐詩選本的典範對後來的同類著作具有極大的示範意義,如舊題李攀龍《唐詩選》、唐汝詢《唐詩解》以及沈德潜《唐詩别裁集》等選本均受其沾溉。不僅如此,《唐詩品彙》還漂洋過海,影響日本和朝鮮,對兩國詩壇風氣的轉移、詩學的演進、唐詩理論的批判與討論等方面有推波助瀾之功。然而學界研究《唐詩品彙》的視野大多仍局限於國内,較少關注其在東亞漢文化圈内的影響。故筆者欲先從日本一國入手,考察《唐詩品彙》東傳日本的經過,并討論江户詩人對《唐詩品彙》的接受,進而折射江户時代漢文學的演進。

幽贊神明:洪武後期朱元璋搜訪“張三丰”新論

引言作爲神迹貫穿有明一代的道教活神仙,“張三丰”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就已被太祖徵召,永樂年間(1403—1424)被成祖多次尋訪,至天順三年(1459),被英宗册封爲“通微顯化真人”1。“真仙張三丰”在明代的廣泛聲名正是由上述帝王主導的政治崇奉活動所促成,在道教與皇權的互動層面,張三丰與明代諸帝關聯密切,頗具典型。其中,明代帝王對張三丰的訪尋始於太祖朱元璋。

删棄與修改:總集與别集對比下的王昶文學研究

删棄與修改是中國古代詩歌創作與詩集編纂過程中的常見現象。可以説,所有的詩作自誕生之時起,就面臨着可能被删棄或修改的命運。詩人年齡、身份、地位、創作技法與思想觀念的改變,都可能影響其看待舊作的態度。許多詩人甚至會在一生之中反復删棄、修改舊作,纔最終形成定稿。在此過程中,删棄、修改不但能决定具體文本的存亡與變化,還會影響相關别集、總集等文獻的編纂與校勘。

清初通州范國禄甲寅文字獄案考述

清朝定鼎後,爲建立和維護社會統治秩序,推行嚴酷的高壓文化政策,大興文字獄,關涉到不同位序的社會階層,其文網之密、處刑之酷、株連之廣,遠超前代,令人觸目驚心。文字獄作爲政治事件産生了强烈的社會震蕩,成爲考察特定時期文學創作無法回避的背景。“從一定意義上説,正是這些事件成就了詩人,當他們登上詩歌高峰時,那些具體事件成爲他們攀登的階梯;而事件也成爲人們理解詩人内心世界、考察詩史與社會歷史關係的一個界標、一扇窗口。”1“事件”深刻影響着文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學表達。

歷代《儀禮》刊本經文圈號考

自五代國子監刊刻監本《九經》以來,刊本逐漸代替寫本成爲經書主流物質形態。刊本時代流行的經注本、注疏本經書實際上是由多部著作重組而成,包括經、注、釋文、疏等不同的文本層次。對不同文本層次加以區隔,無疑是經書編刻者必須考慮的問題。兩宋以來的經書刊本,通常以大字刻經文,以雙行小字刻經文以外的内容。雙行小字中若仍含有多個文本層次,則多以圈號(“〇”)進行區隔。如較爲通行的宋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中,注文與釋文之間、疏文起訖語與疏文正文之間多有圈號,使同樣以雙行小字形式出現的注文、釋文、疏文仍然可以有效地分層。這種雙行小字中不同文本類型間的圈號屬於經書刊刻中的技術處理,較少涉及對經書内容的理解。

自家互文與他山之石:《汪文摘謬》探論

汪琬(1624—1690),字苕文,號鈍庵,晚年歸吴中堯峰授徒,學者稱堯峰先生。古文被時人譽爲“其文根抵六經,出入廬陵、震川間”1,與侯方域、魏禧并稱“國朝三家”2。葉燮(1627—1703),字星期,后寓居吴中横山講學,世稱横山先生。所作《原詩》“直抉古今來作詩本領,而痛掃後世各持所見以論詩流弊”3,兼具思辨性與體系性,是古代詩學史上非常有特色的一本理論專著。

潘鍾瑞《聽風聽水填詞圖》與晚清蘇州文士精神群像

引言潘鍾瑞1作爲晚清吴中詞壇後期的領袖人物,詞學造詣精深,後世留存《百不如人室詞草》稿本七卷、《香禪詞》刻本四卷、《香禪精舍叢詞》稿本八卷等。學界多將其置於家族文學或吴中詞派的研究視域2,《潘鍾瑞日記》的整理出版,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潘鍾瑞專人研究的拓展與深入,例如堯育飛通過日記探討潘鍾瑞的文藝志趣與人生理想3,李静利用日記尋踪其他文人的成長路徑4。大體而言,潘鍾瑞留存至今的文獻數量可觀且種類豐富,詩詞、日記、信札、書畫等交錯關聯,足以彌補特定歷史時期個人記憶與文學表達的缺失.

“庫真”與“庫直”:一個中古時期外語音譯詞的考辨

中古時期,伴隨民族交流與融合,大量的外來詞進入漢語之中。外來詞中的借音詞,或曰外語音譯詞,即用漢字來記録外來詞聲音的詞彙,如頻婆羅(Bimbara)、比丘(Bhik?u)、豆蔻(takur)、可汗(qaghan)等,往往因其難以追溯外語詞源,成爲外來詞研究中的難點1。而自書籍進入刻本時代以後,這些保留下來的借音詞.

“想象”的概念史析論

“近幾十年來,人們對‘語言’在理解‘現實’方面的重要性日譯增長的認可,已經急劇地改變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和研究方法。”^(①)這種改變的主要表現之一就是“概念史”的研究。“概念”作爲人類日用而不自知的生存要素,是簡化的現實及詞化的經驗,也是學術史研究中最基本的要素。例如,中國文論中的“想象”概念,在“中—西—日—中”的學術交流中,經歷時間化、民主化、意識形態化的過程,衍生出新的意涵并逐漸穩固化,其概念史的研究亟需梳理、拓展,追尋其流變軌迹,不僅可以提供古典文論與詩學現代轉换的鮮活例證,也可從中探視現代中國文論話語共同體的形成路徑,進而也可爲我國當下甚至未來的文學理論建構提供有益的參考與藉鑒。

《永樂大典》引《莊子》考校

《永樂大典》正本纂成於明永樂六年(1408)^(①),在現存的《永樂大典》殘本中共有《莊子》文本一百三十七條^(②),其間多見成玄英疏文。成玄英《莊子疏》單疏本已不存,疏文依靠注疏本流傳,然而注疏本的版本缺環十分嚴重,永樂六年以前的刻本僅存宋理宗寶慶三年(1227)壽春魏峴所刻一種,且篇卷已有殘闕。由是,《永樂大典》所引成疏自然具有較高的版本價值。但爲判斷《永樂大典》所引成疏的來源究爲單疏本抑或注疏本,尚需結合引文中的《莊子》正文與郭象注文部分進行探索。

康熙己未詞科《璇璣玉衡賦》試題與清初天文曆算研究主體的下移

天文曆算向稱絶學,至清代則大爲興盛1。前代研治此學者,每一兩百年甚至兩三百年纔出一人,而有清一代則激增至二百餘人,并且閨秀中也有通晓天文曆算者2。清人諸可寶(1845—1903)《疇人傳三編序》云:“聖祖首出,斯學大顯。”3康熙朝正當西學輸入的黄金時期,加上康熙帝篤嗜天算,特别予以獎掖和提倡,又有曆算大家如梅文鼎(1633—1721)極力推廣此學,這些重要因素共同促成了康熙時代天文曆算之學的繁榮局面。問題在於,康熙朝長達六十年之久,其間天文曆算的前後發展其實并不均衡。

《朝野僉載》史源爲開元唐國史考

張鷟所撰《朝野僉載》(以下簡稱“《僉載》”)一書廣泛記載南北朝、隋至唐各種朝野事件,一直被認爲出於張鷟本人“耳目所接”(《四庫全書總目》語),是現存唐人筆記中非常有價值的一種。然而,此書也因語言多有誇飾及“媟語”(洪邁《容齋隨筆》語)受到較多批評,故學者對此書記載的真實性持有戒心。這兩種看似矛盾的態度均源自對張鷟本人及《僉載》的傳統認識,直到現在仍影響着很多學者對此書的評價與利用。

駢文選本的生成與變格:南圖藏稿本《駢文博鈔》考論

清人嘗自詡有清一代駢文著述之盛云:“國朝文治昌明,曠越前代。駢儷之文,跨徐、庾而迫潘、陸。陶冶性情,杼柚尺素,爲不乏矣。”^(①)在類似於此的諸多論説中,清代駢文有“集大成”之氣象,這一結論亦得到近代以來文人學者的不斷響應,如錢鍾書云:“駢文入清而大盛,超宋邁唐。”^(②)然就目前學界所留意到的清代駢文選本而論,其文獻規模似尚未能與明代拉開距離^(③),一個重要原因即清代駢文選本的文獻發現與整理工作仍未完成,各處散落的稿抄本材料爲經典選本如《駢體文鈔》《駢文類纂》等所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