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存在与时间》中“作为可能性的死亡”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为了阐明此在的生存论结构而探索此在对死亡的领会,因为此在之整全取决于死亡,死亡作为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在基础存在论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围绕于此的争论也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误解大多是源于将死亡作为一个自然事件来对待,但生存论上的死亡现象并不是生命终结事件,而是高于现实性的可能性。作为可能性的死亡具有可能性的有限性和时间的有限性两个维度,而关联这两个维度的死亡之畏唤醒沉沦的此在,使其重演本己的可能性。只有将这两个维度结合起来,才能完整构画出《存在与时间》中作为可能性的死亡概念。

秩序、自由意志与自由——奥古斯丁历史神学——哲学的创见及影响

奥古斯丁是西方哲学史上较为系统地探讨历史神学—哲学的第一人,他在《上帝之城》中提出一种宏大的神学历史观以及历史发展的模式,从神学与哲学、信仰与理性交互的视角揭示了人类历史的起源、发展、终极目标和意义等。在以神学为旨归的历史思考中,高扬了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由的思想,表达了对自由、至善和永久和平等的向往和希望。奥古斯丁历史神学—哲学中关于秩序与神意、上帝的预知与自由意志、自由与永久和平以及两城的矛盾和冲突等的探讨,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秩序、宏大的宇宙计划、人类历史的普遍性和隐秘意义、人类历史中起决定性的力量以及人类历史的未来和终结,这些思想对维科、汤因比、赫尔德和康德等人的历史哲学有深远影响。

工夫之“一体”抑或“间断”?——朱熹“克己复礼”诠释的曲折与转进

朱熹对于“克己复礼”的诠释虽然历经曲折,仍有一贯的主张——“克己”与“复礼”是一体的“一项工夫”。此种“一体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心理状态之纯化应该根据道德规则,道德规则的规范则要落实在心理状态上。“克己复礼”作为“一项工夫”的直接理论根据是“己”与“礼”之间“对反”“消长”的关系,终极理论根据则是“理”“欲”二分的善恶二元性。“克己复礼”作为“一项工夫”所蕴涵的核心理论问题是道德规则之于心理状态的规范性;深层理论问题则是行动者应该具有透彻的道德认知与刚健的道德意志这一双重的动机状态,以提供充沛的动力。

马克思博士论文的“自我意识”概念及其理性主体维度

马克思博士论文的自我意识概念是对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怀疑派哲学自我意识概念的扬弃和否定,这种扬弃和否定正凸显出马克思博士论文自我意识概念不同于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怀疑派哲学自我意识概念的理性主体维度。马克思博士论文自我意识概念的理性主体维度是西方近代哲学理性主体的环节和体现,但同时它依靠“定在中的自由”“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等观点又蕴含着超出这种理性主体的可能,从而呈现出与唯心的理性主体的不同特征,并通过赋予主体以更多丰富的维度,预示着未来感性的自我意识的历史生成。

中世纪晚期共相唯名论学说建构的思想基础

在中世纪,共相通常与一个事物或实体的本质及其是否独立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受希腊哲学及自身思想传统的影响,中世纪哲学家们围绕着共相的性质展开了争论;因受共相本体论期待的影响,早期争论中实在论观点较为流行。托马斯·阿奎那以不同方式参与了这场讨论,他以存在与本质的区分和存在优先性理论为前提,对三种不同实体的存在特性进行了解析。本文认为,他的存在优先理论将本体论承诺从共相性质中剥离开来,在问题指向上突破了早期共相理论的意义界限,为中世纪晚期唯名论的畅兴提供了某种思想的可能与理论建构基础。

兼采、求实、致用:曾国藩经学改革的三条路径

与时人和前贤相比较,曾国藩的经学研究,呈现出鲜明而独特的学术特点,主要有汉宋兼采、以实证经、通经致用三个方面。第一,曾国藩在解经之时,常常用宋明理学即宋学的话语体系来进行阐释,但并未摒弃汉学家所惯用的声训、形训和义训等手段,有时候既采用汉学家惯用的考据方法,同时又融入宋学家的义理分析,刻意将汉宋二学调和整合,体现了鲜明的汉宋兼采经学倾向。第二,曾国藩对经学著作的诠释,特别注重求实,一是以“诚”“实”为义理旨归,二是在训释词语时特别注重用实际情况来予以佐证,使之通俗易懂。第三,曾国藩对经学著作的解读,也非常注重“经济”亦即经世济用这个维度,主张将经书义理应用于社会政治生活,以解决长年积累之流弊,而《周易》所提出的“研幾”工夫,也就是对事情即将发生而尚未发生之时的体察可以有效解决流弊,因而极其重要。

卢卡奇总体性思想的演进逻辑——基于诠释与理解的双重审视

本文旨在通过对卢卡奇总体性范畴做系统分析,揭示卢卡奇为总体性思想的演进逻辑所提供的不同“理解”论域。卢卡奇早期站在诠释学层面来“理解”德国古典哲学理性原则裹挟下的总体性范畴,并受马克斯·韦伯合理化思想的影响,进而在形式上,打开了总体性范畴的内在线索;随后卢卡奇借助历史唯物主义视野来“理解”总体性,基于对青年黑格尔劳动研究视域的分析,最终实现了对总体性思想内容上的丰富和把握。

话语体系转换视域下的儒家情论演变——以《乐记》“情礼”论与《复性书》“性情”论为中心的考察

“节情”与“止情”是先秦儒家与唐宋儒家在情论问题上的基本分野。先秦儒家以《乐记》为文本核心建构了“情—礼”论,试图以人情之常来论证礼乐制度的合理性;唐宋儒家则以《复性书》为文本源头建构了“性—情”论,并试图以此回应域外佛学与魏晋玄学的理论冲击。如果以福柯话语体系的视角来观察上述差异,则先秦“情—礼”话语体系导向“节情”,唐宋“性—情”话语体系导向“止情”;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但在概念与文本、知识与信仰系统、社会实践指向以及人性论上也具有一定差异,因而构成了话语体系转向。儒家情论问题的这个话语体系转向的实现,更多的是受域外佛学、魏晋玄学等外缘因素的影响。而话语体系的分析方法在认识儒家情论演化历程、推动当代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理论优势。

重构自我:利科的“自身诠释学”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在后期思想中提出并阐述了一种“自身诠释学”,这种“自身诠释学”从告别笛卡儿为代表的“我思之我”出发,借鉴当代哲学的发展成就,在语言学的、实践的、叙事的和规范的四个层面上重构了自我,尤其突出了自我的肉身方面,使“自我”成为“自身”,使沉思自我的诠释学成为肉身自我的诠释学。重构自我为自身的意义不仅在于提出了一种新的“自身诠释学”,代表着利科自己的诠释学的一个新方向,而且在当代西方诠释学的发展中突破了传统诠释学的固有发展方向,推进了“诠释学的肉身转向”。

“物”的中介性:朱熹“格物致知”思想新探

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以强调“物”的中介性以及“格物”作为一种中介活动为其根本特征。天理作为万物的普遍本体,必须要通过“物”作为中介才能被主体加以把握。“物”关涉主体的价值判断与实践,“物”与“心”基于“理”的普遍贯通而具有内在的关联与一致性,从而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格物致知”作为“心”与“物”之间循环往复、交织过渡的实践活动,最终指向对于“物”在“理”之“所当然”的整体性秩序中的生成。

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理论的三重批判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蕴含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层面的哲学批判。在本体论层面,恩格斯以“物质”概念为核心,确立了其自然辩证法理论的唯物主义性质,阐释了“感性之物”对“思想之物”的批判。在认识论层面,恩格斯论述了立足于生产劳动实践形式的新自然观,从现实基础、表现形式、内在逻辑和实践证明四方面,阐释了新自然观对形而上学自然观的批判。在方法论层面,恩格斯通过论述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现实性和合理性、自然规律和思维规律的关系,阐释了“作为科学的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凸显了自然辩证法理论的实践性、历史性与革命性。

情感的变奏——康德道德哲学接纳情感的三种方式

虽然康德道德哲学将道德的基础建立在纯粹理性之上,但情感仍然可以通过“变奏”而被接纳进道德哲学之中。情感进行变奏从而进入康德道德哲学的方式有三种:由理性而生发,由义务而纯化和由目的而升华。三种方式分别适用于三种不同类型的情感:敬重和道德愉悦这类智性的道德情感由理性自身而生发,爱和同情等经验性的道德情感通过成为德性义务而获得纯粹化,美和激情等自然情感基于道德目的论也获得了道德上的某种承认,因而由目的而得以升华。然而情感的道德化并不意味着取消自然情感,自然情感也并不能够被道德情感所取代,自然情感服务于人的幸福,道德情感服务于人的德性,二者相互协调,共同构成了人生两个相对独立但都极其重要的方面。

规则后果主义的部分服从问题——兼论阿内逊的批评意见

规则后果主义面对着部分服从的批评意见,胡克试图借助两个额外条款解决部分服从难题。但在阿内逊看来,胡克的策略并不成功:增加附加规则只会在另一个层次上复制问题而非解决问题;如果规则后果主义试图中止复制错误,则不得不求助于非后果论的理论资源。实际上,规则后果主义有足够的理论资源来回应阿内逊:一方面规则后果主义可以将部分服从问题转化为规则内化问题;另一方面规则后果主义可以在自身之中接纳一些道义约束,同时不损伤其理论融贯性。

论布伦塔诺的内意识概念

在布伦塔诺的论述中,内意识是对心理现象的知觉。在《从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中,布伦塔诺详细讨论了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即心理现象,并通过对内意识的论述详细阐明了描述心理学的立场和方法。布伦塔诺对内意识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三部分:内意识与心理现象之间的关系、内意识与无意识问题、内意识的分类。此外,布伦塔诺的内意识概念研究还涉及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如布伦塔诺的内意识概念与胡塞尔的内意识概念之间的思想联系,布伦塔诺与弗洛伊德、拉康的无意识概念之间的区别,布伦塔诺与其同时代心理学家李普斯就无意识问题所形成的分歧,以及布伦塔诺的内意识分类在哲学史上的意义等。

沉睡的抑或苏醒的主权者?——基于主权与治权之分论人民主权的政制模式

自博丹创建现代主权学说以来,主权国家才开始真正落地建构。实际上,主权国家建构历程同样是人民主权政治方案的落地过程。霍布斯与卢梭沿袭博丹区分主权与治权的路径,渐趋倚重政府治权力量去落实人民主权政治方案。长久下去,当治权越过主权而主统政治,人民则销声匿迹于政治,成为沉睡的主权者,国家也失去了灵魂。人民主权国家应是有灵有肉的国家,人民主权的共和之治以法律保证人民主权的灵,同时辅以德性和法制肉身治理,融合了国家的灵与肉,让主权与治权和谐共生,携手共促人民主权国家的良性发展与稳定。

功利概念的发展——对休谟与边沁道德理论的互文性解读

休谟与边沁对功利概念的探索与研究,在哲学史上分别有着丰富的讨论。但是,如果将其放在道德理论的维度中,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事实上,在这两位哲学家的功利概念中存在着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是在休谟与边沁不断对功利概念中主观主义的反思和对功利概念的规范性的发掘中逐渐清晰的。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到二者在论述功利概念间明显的差别;另一方面,我们要探索二者在道德理论的维度下对功利概念的发展与完善。如何克服功利概念及其之后的功利主义理论的各种问题,从休谟开始至今都是功利主义哲学的核心话题。而对其文本进行互文性解读是解答这一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

试析黑格尔“贱民”和马克思“无产阶级”的逻辑关系

黑格尔的“贱民”概念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之间是否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是近几年国内外学术界争论的一个学术问题。国外激进的左翼思想家如齐泽克等认为黑格尔的“贱民”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但国内的一些学者则持相反意见。在黑格尔哲学中,“贱民”不仅表现为经济的贫困,更表现为精神上的好逸恶劳和轻佻放浪,所以是应该极力消除的现象。为此,黑格尔提出了若干减少贫困的举措,但他的唯心主义思辨哲学决定了这些举措无法根除“贱民”产生的土壤,陷入理论的困境。马克思通过批判德国的现实和黑格尔哲学后认识到一个日益贫困、却又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的社会阶级,马克思将其命名为“无产阶级”。马克思立足历史现实,赋予“无产阶级”崭新的内涵与历史使命。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并不是直接从黑格尔的“贱民”概念发展而来,但两者也并非是完全断裂的关系,“贱民”与“无产阶级”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联系。

超人类主义会损害平等吗?——驳福山的生物保守主义观点

超人类主义主张依靠科技手段从根本上超越人自身的生物极限以改善人的境况;但以福山为代表的生物保守主义者担忧,这一方案将从根本上触动人的本质,以及建基于其上的人的平等和尊严。本文则力图指出:福山所主张的“自然权利”理论将允许权利分配的等级制度;并且,由于他对人的本质及其与平等的关系的错误理解,福山反对超人类主义之论证的两个关键前提是错误的,因此他的整个论证不能成功。

道德义务与完善性:沃尔夫与克鲁修斯对康德早期伦理学的影响

康德伦理学的缘起和发展,与近代启蒙伦理思潮的深入影响密不可分。其中,沃尔夫和克鲁修斯的理论影响功不可没,二者的伦理观点及其相关争论,潜在塑成了康德早期道义论思想形成的历史语境。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使康德认清,行动的必然性必须被严格界分为“法则的必然性”与“问题的必然性”。前者才是真正的道德义务,确立行为内在的道德价值,后者只是普通的实践规范,仅规定行为工具性的实用价值。这种区分方式后来演变成康德“绝对命令”与“假言命令”的对立模型。其二,在克鲁修斯的启发下,康德批判性地改造了沃尔夫的“完善性”概念,将其道德化地转变为理性意志意欲促成的客观目的。这使得“完善性”这个原本抽象空洞的形而上学概念,通过与理性意志的内在勾连发挥出其应有的实践意义。康德最终认识到,“完善性”绝非规定意志或法则的客观根据,而是道德法则独立规定意志的理想结果,即自由人格的道德完善。

不朽与有朽的冲突——亚里士多德灵魂论背景下的两种幸福论述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一卷与第十卷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包容论与排他论两种截然对立的幸福观,如何调和二者成为哲学史上的一大关键问题。从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观点切入,可发现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不朽的神性灵魂与有朽的属人灵魂,前者高贵而难以运用于日常,后者平庸却泛用于人的生活。正是两种灵魂功能上的张力导致了两种幸福观的对立。不朽的神性灵魂因为最为高贵,属于它的沉思活动最为符合“幸福”的定义,因而亚里士多德在第十卷提出的“完善幸福”仅需要沉思。但是,人作为不朽与有朽的混合存在,又不可能在生活中缺少属人的政治生活,因而亚里士多德又在第一卷中提出了同时需要沉思与政治的“在世幸福”。就此而言,“完善幸福”是就纯定义而言最切合作为“最高善”的幸福概念,“在世幸福”更能表现在世的人所实际应当追求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