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儿论永恒真理的创造

笛卡儿有关永恒真理的创造的学说是理解笛卡儿“形而上学”的重要线索。这一学说暴露了现代哲学理解自然秩序的内在困难,其根源是现代哲学赖以建立的理性原则与其背后的神学前提之间的根本冲突。

无的发现与确立--附论道家的形上学与政治哲学

无是中国哲学传统中由道家学派所提倡的一个重要原则。此原则由老子发现,经过了庄子的提炼,最终由王弼加以完成和确立。道家由此建立起了一个以无和有的关系为主要内容、以无为本的形上学体系。此以无为本的体系落实到政治哲学中,具体表现为无名、无为和自然等政治原则。该传统与儒家持续地对话,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时间与自我

本文主要集中探讨了奥古斯丁《忏悔录》中时间和人的生存处境的关联问题。奥古斯丁在前人的基础上,把对时间的讨论从宇宙秩序之下转入人的心灵之中,将时间归结为“心灵的延展”。正是在心灵的延展活动中,时间对于人的意义、灵魂的时间性,以及时间和心灵中的三一结构才真正被揭示出来。因此,“心理学时间”可以看成是人领会“客观时间”的方式,而并没有否定其实在性。自我之所以成为一个“大问题”,就根源于人类生存的时间性;人在时间中既面临虚无的深渊,又有直观永恒的希望。所以,人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可能在时间之旅中失去自我,也可能在时间之旅中走向更高的自我,这种向下与向上的张力构成个人必然要承担的生存处境。从根本上说,人由于罪性和软弱,靠自身无法把握和救赎自己,只有依靠恩典才能成就自我、实现灵魂的上升。

新文化运动兴起前的“科学”--“科学”的起源及其在清末的传播与发展

本文首先从汉语典籍中挖掘出了多个“科学”用例并对其语义进行了分析,然后重点考察了“科学”在日本的诞生经纬及其由日本传入中国的过程。文章指出:英文“science”拥有多重含义,直到19世纪才被用来特指自然科学。中日两国早期用来对译“science”的词语之所以出现很多,与此有着很大关联。“科学”在中国的普及实际上发生在大批留日学生归国之前。继康有为、王国维之后,杜亚泉、蔡元培、钟观光、虞和钦等有过日语学习经历的学者很早就开始使用“科学”。受其影响,不通日文的严复等人也开始频繁使用“科学”。加上梁启超、马君武、鲁迅等赴日学人的推波助澜,“科学”很快就取代了“格致”,并对新文化运动以及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海德格尔与灵知主义

一1952年,约纳斯发表了他清算海德格尔思想的第一篇论文,名为《灵知主义和现代虚无主义》,此文后来扩充为《灵知主义、虚无主义与存在主义》一文,附在英文版《灵知宗教》书后。在这篇文章中,约纳斯提出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整体理解,即把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阐释为古代晚期的异端运动灵知主义的现代形态(modern counterpart)。

主体性问题的国内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主体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课题。在国内,该问题的凸显源自20世纪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讨论,并且经过三十多年的研究已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同时也生发出不同的理论研究路径,大致有:原理研究路径、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路径、文本研究路径和现实研究路径。此外,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呼唤主体性问题研究走向深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全球化进程持续深化,国际文化理论交流日益密切,新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在新阶段也不断涌现出来,这些都推动着主体性问题研究向新的方向发展。

论《管子》与邹衍学派--从占星学的角度看

《管子》中第一次出现了阴阳五行思想的哲学表述,这个思想实质上与当时的占星学是一体的,它的作者只能是邹衍学派。邹衍学派的思想除了突出表现在《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等篇中,还几乎渗透于《管子》绝大多数篇章中,是《管子》最重要的思想之一。邹衍学派的思想不仅直接影响了秦汉的统治理念,还是秦汉以降阴阳五行说之滥觞,对中国的政治、学术、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方旭东:《绘事后素——经典解释与哲学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就“在中国的哲学”而言,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作为两大重镇,其对垒的态势正在发生一些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与八九十年代西方哲学的强势地位相比较,一些西方哲学的从业者渐渐发觉,西方哲学以引进、介绍和解说为主流的研究方式正面临着“山穷水尽”的困境,而中国哲学界却暗流涌动,颇有“柳暗花明”的气象。①究其原因,乃在于同样作为“在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在方法论上的焦虑要远超过西方哲学,这就迫使中国哲学的研究者急于找到适合的研究方法,试图达到一种“方法的自觉”。这表现为十余年来席卷了整个中国哲学界的一场讨论,从早期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到后来更为具体的“反向格义”问题,几乎所有的中国哲学研究者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

丰子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丰子义教授所著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一书2012年12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直面人类社会由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型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尤其是全球化时代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面临的困境,通过“问题导向”“史论结合”的方式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及其思想内容,开辟了社会发展理论的新视界。全书主题鲜明、视野开阔、逻辑严密、材料翔实、说理透彻、语言明快,是作者继《现代化的理论基础》、《现代化进程的矛盾与探求》《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等著作之后,奉献给学术界的又一力作。

明智与智慧--从亚里士多德笔下的泰勒斯和阿那克萨戈拉说起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5章和第7章中将明智(phronēsis)与智慧(sophia)对照起来考察,并且似乎以政治家伯里克利和哲学家泰勒斯、阿那克萨戈拉的例子强化了这种对照、甚至分离的关系。本文希望通过考察亚里士多德在这两章中的论述、在其他地方对泰勒斯和阿那克萨戈拉的提及,以及其他地方对明智与智慧关系的相关讨论,澄清明智与智慧之间的关系,强调那个对照具有的暂时性特征。并将对二者关系的考察引向对幸福的“包容论”和“排他论”,解释这个《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最后将讨论引申到政治领域,论证亚里士多德很可能像他的老师柏拉图一样也怀有“哲学家—王”的理想。

如何理解中国古典思想与学术--郝大维与安乐哲“中西思想比较三部曲”之启示

郝大维与安乐哲的中西思想比较研究揭示了中、西哲学之间的三个重大差异,即逻辑秩序与审美秩序、超越与内在、诉诸本质与诉诸典范之间的差异。由于这些差异,郝、安认为当我们运用西方哲学的那套概念库存来理解中国古典思想与学术时,就很容易产生误读,也很容易使得中、西两个殊异陌生的思想世界变得似曾相识。而他们认为比较哲学中寻求“差异”比寻求“共性”更有价值。因为这样,才能理解中国哲学对世界哲学的独特贡献。

论朱子的“诚意”之学——以“诚意”章诠释修改为中心

朱子易箦前尚在修改“诚意”章注解,其修改内容演变为后世朱子学者的一段公案。以元代陈栎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朱子易箦前将“一于善”改为“必自慊”,其最强有力的证据是此说乃朱子嫡孙所记,故亦为代表官方旨意的《四书大全》采用。以胡炳文为代表的学者则主张“一于善”是对“欲自慊”的修改,此说为南宋学者及当代学界所认可。全面考察朱子诚意之论述,尤其是对其前后“诚意”、“自欺”修改痕迹之比较,可证“一于善”说更合朱子本意。朱子易箦前念念不忘者是对“自欺”及“诚意与致知”关系之修改。朱子对“诚意”章频繁打磨、死而后已的修改历程,实为朱子数十年经典诠释所罕见。但学界自始以来即为朱子格物学所笼罩,未能正视其诚意之学的创造性贡献,故真切领会诚意之学在朱子学术生命中的独特地位,对于进一步实现对朱子思想之契合开拓具有重要意义。

君子困境和罪人意识

《中庸》的君子概念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本文发现,理解君子概念需要对“诚”有深刻的认识。“诚”作为一种直接面对自己的情感倾向是人的生存的原始情感。深入分析这种原始情感,我们接触到其中存在着两种“善”,其一是“本性之善”,直接呈现于诚中;其一是“善观念”,作为对本性之善的把握而具有观念性的形式。本性之善也就是“天命之性”,是原始的生存本身,因而是纯善的。善观念则是派生的,并在修身养性过程中不断完善。这两种“善”的区别是我们解读君子概念的关键。然而,这两种“善”之间的区别十分微妙,其中分寸不易把握,从而导致了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常常用善观念取替本性之善,导致君子困境。本文认为,君子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小人意识缺场。基督教的罪人意识深刻地表达了小人意识,引入罪人意识有助于摆脱君子困境。

恩典与良心:认识论的张力

基督教提出恩典概念以解决古希腊哲学在真理问题上所陷入的困境,显示出强大的认识论力量。在自然神学中,恩典仅仅被当作理性认识的对象,进而丧失了其认识论意义。在和罗马教皇主义者的争论中,马丁·路德注意到了恩典的应许性,认为神在基督里对世人许下不变的诺言,那就是,只要相信,从神而来的恩典就源源不断。这便是路德的“应许恩典”概念,认为恩典是信心对象,而不是理性对象。因此,人不可能凭着理性来认识恩典。然而,路德在面对罗马教皇主义者的压力时,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良心(理性)。于是,他很快就深深地感受到恩典与良心之间的张力,即:信心要求人放弃判断权,顺从神的带领;良心则是一个判断者,只能在判断中进行接受。在路德的体验中,这一张力带来的是良心的更新。笛卡尔分享了路德对良心主体性的体验,但对路德个人宗教生活中的恩典—良心张力缺乏体验。他把良心的主体性落实在对几何学逻辑力量的崇拜情结中,提出主体理性概念,认为认识并把握必然性便是主体理性的存在根据。在这里,主体理性和必然性预设乃是笛卡尔认识论的两根支柱。我们称此为主体理性主义。然而,必然性预设是可靠的预设吗?本文进一步讨论了休谟对因果必然性的逻辑分析,克尔凯郭尔对必然性概念的生存分析,以及海德格尔的“等待”概念,来追踪认识论中的解构力量。本文发现,缺乏解构力量的认识论是一种走向窒息的认识论,而认识论中的解构力量恰好需要引入恩典概念。

“洞穴喻”发微--海德格尔真理之路的转折点

海德格尔1930年代初期对真理的集中探讨展示了他思想的转向和更深入更丰富的开展。他对柏拉图的“洞穴喻”的解析表明,原始的遮蔽状态笼罩着人的生存,支配着人揭示真理、获取自由的过程。真理是去除遮蔽,是筹划着将自己系缚于一个理念,从而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但作为绽出的自由的真理仍在原始的遮蔽统治下。由此,真理也不能由一个理念而一劳永逸地获得,而必须返回洞穴,持续地进行去除遮蔽活动,才能保持住真理。作为始终处于遮蔽和迷误的笼罩下的真理追问,哲学活动就是不断探求存在的意义的来源,即柏拉图的至善。这既是对存在的意义和存在的真理的无尽追问,也是对人自身和人的本质的探求。海德格尔对“洞穴喻”的解释对柏拉图以及古希腊思想诠释开拓出新局面。

马克思的权力观:从政治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

“权力”作为一种有意志的力量关系,既是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也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要真正揭示马克思的权力观,就必须在其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揭示权力理论演进的逻辑脉络。大体看来,马克思对权力的认识经历了从政治哲学批判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变。在政治哲学批判时期,理性和自由是马克思权力批判的理论武器,由此加深了对社会现实关系的认识;在政治经济学的初步批判阶段,马克思从微观视角研究了劳动异化背后的权力异化,同时也分析了生产权力对政治经济关系的支配;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马克思的权力研究视野由生产批判进入到了资本批判,并指认资本是资产阶级统治一切的经济社会权力。

论《庄子》所谓“忘”

在《庄子》中,“忘”是一个重要范畴。其所谓“忘”,除了“忘”之超越活动本身外,在其思想结构中还有“忘”之所“忘”的被超越对象,以及“忘”之所“至”的超越境界(“无境”),和“忘”之所“成”的现实生活之两端。对《庄子》“忘”之思想的分析,需要就此三个方面予以深入之剖析。对“忘”之思想的分析,可以成为一个透视的窗口,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庄子》和道家思想,尤其是在方法论层面。

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

一引言自人权概念问世以来,人们对于人权的来源、本质及其具体内容等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有人对它持否定和批评的态度(甚至是全盘否定的态度),有人则认为它是上天赋予的,与生俱来,神圣不可侵犯。关于人权的具体内容,更是众说纷纭。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下,英国学者米尔恩先生的《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一书体现了一条中道而非折中的立场。他开篇即正视了人们对人权概念的许多非议,并提出“最低限度的人权”观念以回应这些责难。“我要论证的经得起理性辩驳的人权概念不是一种理想概念,而是一种最低限度的标准的概念。……它们是无论何时何地都由全体人类享有的道德权利,即普遍的道德权利。”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及其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魏晋玄学研究,学术界公认是由汤用彤开创的。他率先提出以“有无之辨”来概括魏晋时期的主要思想论争,并由此出发,历史地考察各派思想的演变,从而揭示出玄学发展的主线。这是他对中国学术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大贡献。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汤用彤学术精选集”之二《魏晋玄学论稿及其他》就充分展现出了汤用彤在魏晋玄学及相关领域研究的治学硕果。与这套“精选集”中的《隋唐佛教史稿》、《印度哲学史略》和《印度佛教汉文资料选编》三册不同,《魏晋玄学论稿及其他》旨在选取汤用彤最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汇编成集,包括《魏晋玄学论稿》、《往日杂稿》、《康复札记》三部分。

方旭东主编:《道德哲学与儒家传统》

一方旭东教授主持了一项编译工程,旨在引介海外学者高水平的中国哲学研究论文,《道德哲学与儒家传统》(以下简称《道德》)便是此项工程的终端成果之一。历史地看,20世纪80年代,中国哲学界已注意到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兹举两篇完成于80年代中期的博士论文为例:陈来《朱子哲学研究》提及福岛仁《朱子心性论之成立过程》,杨国荣《王学通论》则跟R.C.Neville(南乐山)、荒木见悟等展开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