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与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高收入国家水平的距离进一步缩小,显示我国将会较快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需要完整、准确和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保持经济高质量增长。经济的高质量增长需要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本文比较分析了世界各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后的经济增长特征,指出此时影响不同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最重要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实际途径和政策建议。

集成治理:城市风险化解的理论框架

城市政府化解城市风险的路径,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制度化的应急治理和技术赋能的应急治理两种类型。由于这些路径具有碎片化、静态化等局限,作为动态回应城市风险的集成治理得以出场。集成治理是治理价值、制度、组织、主体和技术等要素的整体协同集成,其运作机制主要包括风险共识生产机制、动态风险决策机制、动员机制、协同机制及其动态逻辑联系。当前,集成治理实践面临缺乏信任和共识、数字技术低效赋能等问题,为此,需要构建稳定持续的跨部门合作网络,塑造主动吸纳最新技术成果的包容性组织环境。

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理论源流、历史变迁和发展路径

回顾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可以看到,中国乡村治理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乡村治理思想;党领导的乡村治理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等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在新时代,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建立健全以政治为领导、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教化、智治为手段的“五治”一体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快提升农村资源汲取、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以及制度建设“五能”并举的乡村治理能力。

民族国家的历史演变及面临的挑战

梳理民族国家形成和演变的历史会发现,民族国家并非某个民族的国家,而是一个取代王朝国家的国家类型,其本质在于民族拥有国家的主权,并通过国家机构来行使。因此,民族国家是一种嵌入了民族因素的国家体制类型,被世界上众多国家采纳,成为世界范围内主导性的国家类型,进而成为“现代国家”概念指称的对象。中国辛亥革命推翻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以民族国家体制取而代之,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完成了民族国家构建。民族国家出现后,一直面临着各种挑战。近年来,欧美国家出现的主观性身份对国民身份产生了侵蚀,对民族国家形成空前严峻的挑战,需要认真关注和深入研究。

新型工业化与新质生产力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新型工业化具有新的时代特征和内涵要求。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创新引领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和根本支撑,新质生产力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强大引擎和重要动力。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塑造竞争新优势的迫切需要,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实现新型工业化、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在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前瞻性谋划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人民民主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大意义和特殊功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可以切实保障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可以不断满足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以制度为保障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可以充分释放制度现代化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治理效能。因此,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必将有力拓展和保障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先进性和文明性、实践性和人民性,符合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共同价值和科学理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应当高度重视并大力加强对有关国家和地区对中华法系以及域外法律文化转化融合经验的比较研究,走出一条“借鉴”与“双创”相结合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构建之路;应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法治基本原理同中国法治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推进“中医法学”与“西医法学”有机融合,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法治文明新境界。

“传统—现代”逻辑重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研究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没有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清晰界定,就没有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创立和发展。而只有对现代与传统关系进行科学反思,在融通东西方的语境下切入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才能成功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叙事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本文深入分析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文化思潮,以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切入点,探讨经典现代化理论在“去文化”或“文化中性”方面的不足,挖掘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在此基础上,努力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深入分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破解“传统—现代”之间的二元对立,由此确立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发展范式。

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了深刻概括和重大创新,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科学阐释了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说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怎样有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重大问题。报告着力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不可逆转进程的历史内在逻辑,所具有的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前所未有尖锐复杂的风险和挑战,阐发和部署了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可靠的支撑。

现代农业产业集群融合发展研究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继提出以培育“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等产业措施促进农业集群发展,继而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本文突破对现代农业、农业集群与农村产业融合“两两关系”的既有研究范式,将现代农业、农业集群与农村产业融合作为有机整体,探究三者的内在机理与发展路径,进而提出推动集群农业产业有机融合发展的路径选择,以发挥农业集群发展的资源集聚优势与规模扩散效应,吸引更多的小农户融入农业产业的纵深发展中,有效促进农户增收。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理论上对共同富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在实践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实现共同富裕仍面临重大挑战,需要长期不懈的奋斗。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一要靠高质量发展,二要靠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共同富裕为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强大的动力和制度保障。

百年来伦敦大都市政府职责体系的演化

19世纪末至今,伦敦大都市政府职责体系经历了多轮调整。回顾百余年来大伦敦市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其职责体系演化总体上呈现出“权责趋于上收、两级松散分工”的特点,都市政府职能集中于战略层面,地方政府承担具体事务治理职能。在此发展过程中,有多重因素对伦敦大都市政府职责体系的演化产生影响,但不同时期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不相同。分析和总结伦敦大都市政府职责体系调整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探索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发展规律具有特定借鉴意义。

从五重维度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五重维度彰显了其“新”意:在哲学维度上是“主主平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历史时间维度上是“生态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历史空间维度上是“和合普惠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经济社会发展维度上是“全要素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根本制度维度上是“社会主义的人本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本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逻辑机理、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加快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进一步深度融合,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力保障。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存在着数据要素流动不通畅、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不均衡、技术支撑要素储备不充足、数字经济生态体系不健全等制约因素。未来的优化路径主要在于: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据要素流通、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加强数字化人才培养、完善政策体系和监管机制。

国家统筹能力的数字化建构——基于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考察

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及异地办事诉求的剧增,亟需国家统筹推进全域性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在数字政府建设中,业务导向的“竖井化”和地方导向的“属地化”,成为国家统筹推进跨域治理的关键难题,具体表现为治理界面的分散化、创新扩散的局域化和层级治理的阻滞性。考察我国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的开放嵌入性,为治理界面分散化的跨界整合提供了技术架构;区域协作体嵌入一体化平台,为跨域治理创新局域化的串联式扩散提供了组织网络;高频事项清单的渐进调适,为层级治理阻滞性的敏捷迭代提供了制度基础。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赋能国家跨域治理和层级互动,为理解国家统筹能力的数字建构提供观察窗口,构成理解数字时代国家能力转型的重要维度。

拉美现代化新解:以权力结构为中心

迄今为止,拉美地区的现代化并不成功,既往研究将其归咎于世界体系中中心国家的剥削、民粹主义、军人干政等因素。本文使用“权力平等发展理论”这一新的分析框架重新解读拉美现代化。独立200多年来,拉美地区的权力资源集中于经济精英和保守派政治精英组成的利益集团手中,这导致土地集中,使拉美国家走上了排斥型发展道路。由于多数人口始终被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之外,拉美国家无法产生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并实现结构升级,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模式、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和新自由主义模式先后归于失败,经济现代化受阻。拉美国家的上层集团还长期控制政治权力,通过立法、政治庇护主义、暴力等方式压制左翼和激进民粹主义力量,长期维持不平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并导致“双面国家”现象和政治动荡,政治现代化同样受挫。拉美现代化的挫折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重要启示。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与无锡、保定农村调查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半期,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激烈论战。著名学者陈翰笙组织青年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从当时中国最急迫的农村问题切入,在无锡、保定开展深入系统的农村经济调查,搜集了大量的实际证据,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性质和经济结构,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问题进行了扎实的论证。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近代中国农村,地权分散、捐税负担较重,农民受到地租、高利贷等的多重剥削,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特征,由此证明了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成果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提供了现实支撑,客观上促进了革命理论和思想的传播。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主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分析为逻辑起点,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历史方位和理论涵义,阐发了新时代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要求,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意蕴和重要意义,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科学指引。

中国现代化道路经济背景的历史演变

经济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起点,经济基础是各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先决条件。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的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理想与实践,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和人类发展的重大贡献。本文阐释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经济背景的历史演变,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意义,指出“四个现代化”是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在“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探索中为中国选择的现代化目标;“中国式的现代化”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探索出了一条现实路径,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构筑了坚实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基于雄厚的经济基础,开启了历史演进的新阶段、改革开放的新征程、社会发展的新篇章、人类文明的新境界、世界和平的新格局,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理论高度和实践高度。

中国传统心理的现代转变研究

心理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领域,它涉及个体—群体心理结构的质态变化。探索心理现代化,首先需要置身近百年来中西思想之争与古今差异之辩的背景之中。中国传统心理作为影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传统力量,对今天的国民心态、认知范式以及行为模式仍然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中国传统心理的现代转变,需要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沃土,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心理的融合路径。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也能为现代心理学的本土化理论和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