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潘忠岐教授访谈

21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进行研究,取得很多开创性的成果,并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促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中国元素的增加。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取得了哪些成绩?其中,中华经典国际关系研究有何特别之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在多大程度上能助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国学派的构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存在哪些主要问题?是否一定要突破既有的理论框架?在研究方法上应该注意什么?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信岩呈专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潘忠岐教授。潘忠岐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对外政策与战略、中美与中欧关系、中华经典国际关系等,著有:《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针锋未必相对:战略思维与中美互动的对弈逻辑》《国际政治学理论解析》等。

竞争性压力与制度互补性:构建中国制度型开放的政治经济学

推进制度型开放是中国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针对国际通行规则,中国在反洗钱领域的制度型开放水平较高,在公司治理领域的制度型开放水平中等,而在出口信贷领域的制度型开放水平较低。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与中国制度型开放水平的两大关键性变量密不可分,即竞争性压力和制度互补性。在反洗钱领域,中国面临金融市场准入等方面的竞争性压力较大,“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40+9”反洗钱规则与中国金融市场的制度互补性较强,导致中国制度型开放水平较高;在公司治理领域,中国面临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等方面的竞争性压力较大,而《经合组织公司治理原则》与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互补性较弱,使得中国制度型开放水平中等;在出口信贷领域,中国面临的竞争性压力较小,而出口信贷“君子协定”与中国政策性金融制度的互补性较弱,使得中国制度型开放水平较低。

制度型开放与“再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

当前,经济全球化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并进入重塑国际制度体系“再全球化”的发展新阶段。从发展历程来看,作为制度与开放的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动态发展的关键在于开放。经济全球化既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开放的制度”,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的开放”。制度型开放包括制度的内涵型开放和外延型开放。制度内涵型开放旨在通过不断破除制度的自我锁定来实现制度的有序演进和成员权益的动态调整;制度外延型开放旨在通过不断推动制度之间的对接来构建相互协同的全球制度网络。在可能较为漫长的“再全球化”进程中,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保障的全球制度将面临改革和重塑,全球要素和资源将面临重新配置,全球分工体系将面临系统性重组,从而达到合理分配全球化收益的新的制度均衡,实现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之治。

走向整合的国际竞争理论构建:地缘竞争、技术竞争与国际制度竞争

竞争是行为体之间为获得稀缺物而展开斗争的行为,其目标在于胜过对方。作为国家间互动的一种基本形式,国际竞争发生在多个领域中。地缘竞争反映了地理系统这一人类必须面对的基本自然环境对国家的约束,技术竞争和国际制度竞争则是国家在用于达成自身目的的物理系统和信念系统中所展开的竞争。随着国际系统的社会演化,地缘竞争、技术竞争和国际制度竞争相继在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部分自由制度主义的世界中出现。国家之所以在地缘、技术和国际制度领域中展开竞争,是因为这些领域都具有报酬递增特性。这些类型的国际竞争共存于当前的国际系统中,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产生了制域权的发展、国际技术标准之争和国际制度武器化等多种后果。

全球南方崛起与当代国际秩序变革

全球南方崛起是当代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事实,它已经导致而且必将持续造就国际秩序的巨大变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殖民化进程以来,全球南方崛起先后经历三个时期,即非殖民化(1945—1989年)、全球化(1990—2008年)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2009年以来),全球南方自身也相继经历“体系内的反抗者”“审时度势的融入者”和“积极的能动者”的身份变化。在以上三个时期,全球南方崛起所引起的国际秩序变革,在不同层次、地区和领域均各有不同表现,但都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权力结构、交往方式、国际规则和制度。在纵横两个维度上揭示全球南方崛起与当代国际秩序变革的互动关系及其机理,有助于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政治的大变革和大方向。

产业地理与美国对华贸易决策

自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战引发美国国内的利益分化,部分州坚定支持对华发动代价高昂的关税战,部分强烈反对,还有一些则摇摆不定。从产业地理政治视角出发,基于贸易结构和对华依赖程度两个维度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产业政治地理进行类型化分析后发现,美国各州对华贸易偏好的有四种主要倾向:出口导向—对华贸易依赖度高的“经济接触派”、出口导向—对华贸易依赖度低的“观望派”、进口竞争—对华贸易依赖度高的“经济遏制派”及进口竞争—对华贸易依赖度低的“议题联动派”。贸易结构和对华依赖程度塑造了美国各州差异化的经济利益,所形成的地区整体对华贸易政策偏好经由选举制度投射至决策主体——总统和国会,对国会议员而言,重点关注本选区选民的诉求;对总统而言,侧重点在于摇摆州和票仓州的选民利益,二者在沟通、互动和妥协后达成“有限一致”并输出为最终的政策结果。通过对两组代表性案例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与密歇根州和马萨诸塞州进行比较分析,印证了美国对华贸易决策背后的产业地理逻辑。

金融政治学:地缘政治竞争下的新议程

金融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和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金融研究已形成较为明确的研究内涵和边界。但是,由于其诞生和发展植根于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之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金融研究议程在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变化及其所导致的国家间关系和国内政策调整上仍存在局限,尤其是对国内政治和比较政治层面的金融活动和政策关注不足。作为研究方向和研究议程,“金融政治学”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的基础上,更加全面地囊括和融合国内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金融议题,尝试对政治和金融的关系进行更加系统的探索。在国际秩序变革期和地缘政治博弈回归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政治学核心议题至少包括五方面内容:支撑中国经济和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最匹配金融体制,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最佳系统性策略,提升中国国际金融权力的最稳妥金融方略,应对大国金融博弈和国际金融制裁的最有效手段,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和国际金融秩序有序变革的最可行路径。

新书讯

具体和可能的“是”:海德·格尔思想重探唐士其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定价:162元本书以海德格尔的“是论”为核心,对其思想加以重构。本书认为,直到海德格尔,才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对什么是物之“所是”、物何以能“是”,以及如何“是”其“所是”(即本质之真与真之本质)等提出质问.

第十六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公告

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共同发起的第十六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将于2023年11月25—26日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召开。本届论坛由北京大学研究生院资助,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和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联合主办。论坛组委会诚邀海内外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政治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外交学等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踊跃参与并提交论文。

欧洲政治生态的“中东欧化”:内涵、机制和前景

政治生态变化是欧洲政治秩序变迁的重要维度。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洲政治生态经历新一轮的调整和重塑,其“中东欧化”趋势明显。欧洲政治生态的“中东欧化”集中体现在加速“去俄化”,尤其是在经济、能源、安全等政策领域同俄罗斯部分或全面“脱钩”,在安全上进一步拥立美国和北约,在发展道路上更强调安全利益而弱化民生政策。中东欧国家牵头推动、美国对其积极支持,以及欧洲面临安全挑战催生了欧洲政治生态的“中东欧化”。欧洲政治生态的“中东欧化”源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俄罗斯之间高烈度对抗的外部环境,继而传导并推动欧洲外交和安全战略的“中东欧化”转变。“中东欧化”是一个阶段性还是持久现象有待观察,它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乃至中欧关系的影响正在发酵。

国家安全系统理论刍议

基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视角,可以在理解和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实现学理层面对国家安全总体性和安全领域多维、多元、多尺度集成的阐释与把握。国家安全学的学理建构需要兼顾宏观体系化与微观精细化的要求,国家安全理论和学科探讨的复杂系统转向已具备从自发向自觉、从零散向体系的基础和条件。推动国家安全学科的系统化学理探索也拥有跨学科系统路径研究的对标、参照和借鉴可能。从复杂自适应系统的角度理解国家安全,有助于在充分承认不同领域特性和细化其关联方式的基础上实现局部与整体安全的动态平衡,并避免必要干预的缺失与追求绝对安全这两种极端。必要干预是在开放系统中降低安全环境失序风险的前提,也是避免机械论与还原论对国家安全总体性产生破坏的基础。强调效率与适应性的平衡,避免控制与安全的绝对化,则是统筹国家安全、尊重其涌现特征并加强总体韧性的保障。

地缘政治竞争为何复兴?

地缘政治作为主权国家维护和拓展生存空间的一种战略手段,是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稳定与变革的晴雨表。当国家之间采取相互合作的地缘政治战略时,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通常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而当国家之间采取相互竞争的地缘政治战略时,表明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处于危机状态或出现变革的态势。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折中主义的视角,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特征及其在当代的表现形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周期性变化详细分析,可以发现,无休止地追求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单一的世界经济和多重的国家体系是国家之间进行地缘政治合作或地缘政治竞争的内在动力,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固有的结构性危机及周期性变化(特别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权周期),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地缘政治竞争复兴和加剧的根本原因。

威胁应对与安全环境塑造:印度的国家安全研究

印度是世界大国中面临国家安全挑战较多的国家之一,但印度长期不具备系统化、科学化的国家安全研究。印度的国家安全研究经历了萌芽(1947—1962年)、稳步发展(1962—1991年)、快速发展(1991—2014年)和转型发展(2014年至今)等若干时期。国际战略环境、国内安全形势、政治领导人倾向及传统战略文化,是影响印度国家安全研究的主要因素。在此过程中,印度的国家安全研究体系不断壮大,形成了官方为主、官民互补的基本格局,实现了从传统的国防军事领域转向更加综合的国家安全研究、从聚焦威胁应对转向统筹威胁应对与安全环境塑造的转变。莫迪政府对国家安全议题高度重视,势必会进一步推动印度的国家安全研究。印度国家安全研究话语体系日益将中国视作主要外部对手,预示着印度将会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

数字时代中美价值观竞争透视

在数字时代,中美之间的价值观差异更加明显,价值观实践的外溢性特点更加突出,体现在网络空间主权与网络空间自由化、多边主义与多利益相关方、网络内容管理与网络言论自由、数据安全管理与数据自由流动、公共数字管理与个人权利保护、数字发展权与数字人格权等方面。中美价值观竞争呈现若干形式,如加强国内制度建设和推广、指责对方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以价值观名义采取遏制对方技术发展的措施、形成国际技术联盟、影响国际规则制定。中美价值观竞争有其理念根源和政治经济根源。美国的领先数字实力、政治安全危机感增强、中国显著上升的数字竞争力对美国国际领先地位构成威胁、中国数字技术运用提供替代技术模式,使得美国不断挑起价值观竞争。价值观竞争为美国获取道德权力、违反国际规则、采取遏制中国的措施提供了“正当性”基础,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导致一系列消极后果,如技术保护主义成为常态,国家阵营化的趋势愈加明显,以价值观名义采取的政治经济对抗措施加大地缘政治风险、阻碍全球经济恢复和发展,等等。

21世纪以来中国的水资源安全研究——李志斐研究员访谈

水资源是事关人类生存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自然资源。进入21世纪后,随着水资源稀缺性危机的加剧,水资源安全对于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影响更加明显,水资源安全治理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那么,水资源安全如何影响国家间关系和地区环境?为何在21世纪水资源安全会成为国际研究热点议题?国内外国际关系领域的水资源安全研究有哪些进展?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中国学界的水资源安全研究取得了哪些成绩?还有哪些不足?未来应采取哪些积极举措推动中国学界水资源安全研究的深化?为此,本刊特邀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研究院刘磊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志斐。李志斐研究员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水资源安全与国际关系、亚太地区非传统安全、中国周边安全,著有《亚太地区水资源安全治理》《水与中国周边关系》《国际河流河口:地缘政治和中国权益思考》等。

泛伊斯兰主义:概念、实践及思想主张

泛伊斯兰主义也被称为“原型民族主义”或“大民族主义”,它是行为主体针对穆斯林群体进行宣传动员,试图通过促成“伊斯兰联合”以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主张和实践,其标志性特征是:使用伊斯兰符号、谋求政治目标和实施跨国行动。泛伊斯兰主义的行为主体可能是非穆斯林,其实践和理论主张也是多元的,纳米克·凯末尔、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和部分伊斯兰主义者对为什么“联合”的见解各异。纳米克·凯末尔的着眼点是挽救奥斯曼帝国危机。阿富汗尼的核心关切是伊斯兰复兴和反对帝国主义。伊斯兰主义中的泛伊斯兰主义支系可称为“全球伊斯兰主义”,它对“伊斯兰秩序”有特殊解读,主张建立与“乌玛”空间重叠的、覆盖全球的哈里发国家,其中的激进极端主义派别还主张“全球圣战”。泛伊斯兰主义不是伊斯兰主义的标配,而只是部分伊斯兰主义者的偏好和选择。泛伊斯兰主义的力量来自伊斯兰教固有的感召力以及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感情,但它所倡导的“伊斯兰联合”和“穆斯林团结”主要服务于特定政治目标的手段,其“政治性”和“工具性”使它有别于伊斯兰教规定的教胞互助互爱原则。

美国霸权及其秩序的未来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在第二个十年里,美国的全球霸权遭遇到来自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科技等多方面的竞争压力,同时美国在国内的诸多制度性缺陷也进一步展露,如政治极化、中产阶级塌陷、社会失序、价值迷失等问题。美国霸权的走向及其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变迁再次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美国对全球体系的控制能力主要体现在军事、金融、资源、产业、思想和国际制度六大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霸权的根基。通过外交—融资—创新的三维分析框架对美国霸权地位变化进行分析和评估可以看出,美国霸权的根基正在遭遇一系列的侵蚀,但是,随着霸权国自身因为遭遇挑战者而产生“觉醒”意识,霸权国正在采取一系列的霸权护持行动,新兴崛起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崛起困境和崛起压力。因此,未来的国际秩序将长期陷入一种相对动荡和不安的时期。

地缘政治的复兴与大国的技术竞争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技术竞争从经济、安全与声誉等多维度展开。全球市场扩张促发着两类“双重运动”,一是社会会伴随全球市场扩张而反弹,二是地缘政治随着全球市场扩张而回归。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对技术议题的讨论日益从关注制度差异转向地缘政治。当经济竞争占主导时,各国对技术发展的介入以市场导向为政策调整方向;随着安全竞争压力增大,各国对技术发展的介入模式日渐呈现集中化趋势,国家战略日益显现。地缘政治竞争驱使各国避免落入“武器化的相互依赖”困境,更加强调技术自主。在全球化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国家可能靠闭关自守来实现技术自主;而在全球化发展水平较高的情况下,与世界经济的孤立与隔离面临巨大机会成本。此时,通过再全球化来推动技术国际分工,进而增强技术能力,才能更好实现技术自主。随着大国技术竞争在经济、安全与声誉等多维度展开,对技术议题的研究将带动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安全走向新一轮的综合和融合。

比较政治研究的取法与初心——《激情、记忆与方法:比较政治访谈录》译余

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是近代西洋舶来品。远的姑且不论,从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科在国内正式恢复建制以来,各种汉译经典与前沿译著就成为推动国内政治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助力。武汉大学谭君久教授曾言:“研究比较政治,译书为先。”像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和鲍威尔(G.Bingham Powell,Jr.)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阿尔蒙德和维巴(Sidney Verba)的《公民文化》、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达尔(Robert A.Dahl)的《现代政治分析》,这些译著堪称国内比较政治学术史上的里程碑,影响了数代政治学人。尽管近年来,学界同仁对汉译政治学著作质量参差不齐、甚或错漏迭出的现状颇多抱怨,但谁也无法否定政治学译著对学科发展的推动作用。

全球南方与中国外交的新议程

全球南方特指那些致力于提升现代化和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南方,它们共享南方国家的经济属性,并同时具备没有在北方大国结盟体系中选边站的政治属性。作为典型的全球南方成员,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是天然的同盟军,其相互关系经历了从共同斗争的政治框架到经济合作的经济框架的转变过程。总结历史经验,置身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与全球南方其他国家正确相处之道是聚焦天然同盟军的身份定位,恪守中和哲学,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同打造全球治理伙伴关系,努力塑造全球发展的建设者、全球安全的守卫者以及全球文明的传承者,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中坚持开放合作、共赢共享和命运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