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利玛窦形象的双向调适及其方法论意义

利玛窦在晚明中国的形象,不是单方面文化适应的产物,而是中西文化双向调适的结果。利玛窦以西僧形象进入中国,是基于中国官员给出的建议,同时也受到了早期耶稣会士在日本经验的直接启发,是进入中国扬教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利玛窦到韶州以后主动改着儒生衣冠、并尝试以中文著述合儒,由此建构了其“西儒”形象。这同样是接受了中国文人的建议,也获得了耶稣会的批准。利玛窦最终所欲塑造的自我形象其实是“畸人”。借助这一形象,中西双方在“天学”与“超性学”所对应的儒家事天敬天学与基督教神哲学,“人学”与“性学”所对应的中西天文历算之学这两个维度上展开互动与对话。中国正统儒家和佛教徒,将利玛窦视为异人、妖人,是对利玛窦“阳辟佛而阴贬儒”的反拨,以“他者化”的书写反向强化了利玛窦非儒非僧的畸人形象。利玛窦形象,作为表征“利玛窦规矩”的文化符号,在当代中西文化交流互鉴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语境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山海经》夏启“右手操环”解码——佩玉环的史前巨人

论文以文学人类学的视角,利用四重证据法,探讨镇原县博物馆墓葬中,史前“巨人”佩玉环和《山海经》夏启“右手操环”的文化意义。史前巨人左手腕部的墨绿色玉环,将问题引向史前的玉环与葬俗文化间的关联。通过考察多个史前遗址考古新发现情况,认识到龙山文化时代较普遍的葬礼现象是将玉镯、玉环等套在墓主人右手或手臂上。这种奇特礼仪行为模式寄托着死者魂灵升天的幻想目标和动力。以此为基础,论文转向对《山海经》中“夏启右手操环”的叙事解读。通过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方式,发现该神话叙事与龙山文化时代右手戴玉环的葬俗吻合。玉环在史前文化中具有通神和象征永生不死的意义,关于夏代开国君王“右手操环”叙事之解码长期以来真相不明,如今得到史前玉环镯葬俗的考古真相之印证。玉环镯在神话传说与考古新发现之间的相互印证,彰显了四重证据法的“物证优先原则”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独特作用。

矩阵中的异常——从“爱情”角度对《黑客帝国》的一种解读

本文首先说明了何为矩阵以及矩阵的历史,矩阵是由电脑操纵的梦境世界,它与真实世界相对立,目的就是为了控制人类并给机器世界提供能源。矩阵一共经历了七代,由救世主来实现矩阵的更迭。矩阵的最高管理者是架构师,从第三代矩阵开始,又出现了先知。架构师和先知在矩阵中扮演着父亲和母亲的角色,分别代表了理性的原则和感性的原则;到了第六代救世主尼奥这里,先知又特别地为尼奥设置“爱情”的元素,从而使得遵循爱情原则的第六代救世主尼奥和崔妮蒂一起,颠覆了架构师的固定设置,做出了与前五代救世主完全不同的选择,走出了一条新的拯救人类的道路,实现了机器世界与人类世界的和平共处。到了第七代矩阵,为了给机器世界提供能源,集架构师与先知的功能于一体的矩阵最高管理者——分析师,复活了在第六代矩阵中已经牺牲的尼奥和崔妮蒂,并用人类的情感分别控制他们。在矩阵中已经浸淫多年的尼奥和崔妮蒂,在前世的爱情记忆的激发下,经过艰难的斗争,终于打败了分析师,回到了真实世界。文章最后以莎蒂这一人物作为结尾,探讨了如果程序之间产生了爱情所引发的开放性话题;以及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随着“人机社会”的来临,对于人类而言,情感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中华性”与“现代性”的扭结:论北平辅仁大学中国基督教绘画实践(1929—1949)

基督教艺术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并未形成固定模式。民国时期,北平辅仁大学的艺术家们尝试将西方基督教绘画的题材与中国绘画传统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宗教画作。这些作品在构图、视觉惯例符号的运用上显示出中西融合的特点,同时在题材、绘画媒介、技法和位置经营等方面体现了中国传统工笔画和文人水墨画的特色。这就导致辅仁圣教画作在形式与内容、视觉现代性与神学内涵规定性之间构成了双重吊诡,即在形式上对中国观众来说是传统的,而对西方天主教来说是现代的;同时,其图像内容对民国时期的中国来说是西方的(现代的),但对西方天主教来说又是传统的。由此,辅仁圣教画作在国内外的反响和传播情况呈现出鲜明的差异:它们在西方受到赞誉,但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却遭遇了两难境地。这次中国基督教绘画本土化的实践不仅呈现出当时中国半殖民地情境下对视觉现代性的追求与本土化尝试之间的张力,也反映了民国社会对现代性、民族身份和宗教艺术的复杂态度;而辅仁大学传教士画家方希圣的作品《苦难的中国》则以其深刻的社会现实主义风格,触及了人类普遍的苦难体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艺术的民族界限,在“中华性”与“现代性”的扭结中探寻基督教艺术本土化表达的可能性。辅仁大学的中国基督教绘画实践不仅是一次艺术上的创新尝试,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和宗教本土化的重要案例。

清末民初喀什上演的内地戏剧及与当地文化的交流

正统的伊斯兰教教义是反对扮演偶像的各种戏剧的,但在伊斯兰世界边缘地区,比如中亚地区包括历史上的新疆,说突厥语的群众有时会上演一种带突厥文化色彩的民间戏剧或说唱剧,一般在有钱人家里演出。比如花拉子模、布哈拉、阿富汗和新疆部分地区有这样的戏剧表演。晚清和民国初期,喀什地区出现了来自中国内地各种戏剧上演的文化现象以及一些维吾尔群众观看有浓郁汉文化影响的戏剧的情况。喀什维吾尔社会中为何有内地汉族戏剧文化的影响,其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是什么?汉族戏剧文化对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群众有何影响和冲击?喀什维吾尔社会中的伊斯兰教职人员又有什么反应呢?本文根据外文资料包括瑞典文资料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以便总结出文化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规律及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文化交互作用的一些特点。

西方及其幻象的揭示:舒尔策在历史断裂处的沉思

德国当代著名作家英戈·舒尔策在历史与制度变迁的背景前,在个人、社会、体制、历史和未来的关系中,将民主德国的历史层面、德国的重新统一和新联邦德国的现实,纳入其文学视域,尤其是将前民主德国社会发生历史之变之时、之后人们的思想、情感和行动经验,变异地化入文学,从日常社会生活的勾画中深刻展现民主德国、德国东部和由之伸展的颇为广阔的德国社会生活史与政治史。他在其日常虚构现实中描绘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的渗透与东方世界中部分民众对西方的热望和憧憬,从西方如何来到东方、向西方的逃离/出发、西方在西方怎样成为真正的问题这几个层面,细致而深入地展现这类见之于日常生活的经济、情感维度与价值选择姿态,以及在幸福和更好生活追求上所体现的本质性幻想。作家在反思东方问题的背景前讨论西方的基本性问题,范例性地揭示西方想象的悲剧性,同时,也在非虚构表达中从经济逻辑视角揭示联邦德国社会生活发展的撕裂性、偏废性,进而高度质疑西方尤其在过渡期及其之后所祭起且在现行条件下仍标榜推行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价值观念。

走向“少数文学”——“卡夫卡热”的当代意义及其缘由探析

与生前几乎默默无闻相比,今天卡夫卡似乎太有名气了。虽然不能说世界已经都变成卡夫卡式的,但卡夫卡式已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重要特征之一了。卡夫卡思想的深刻性、哲理性和预言性,艺术表现的独创性、开拓性、悖谬性以及所涉及领域的广阔性,让卡夫卡成为学术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卡夫卡是众多著名作家敬仰且能够公开表示喜欢的作家。阎连科被认为是在创作理念与创作方法上非常接近于卡夫卡的中国当代作家,他对卡夫卡推崇备至。阎连科指出卡夫卡发明了“零因果”的创作方法,引领着20世纪文学创作的方向。卡夫卡的作品预言了我们共处的这个“卡夫卡式”时代。希利斯·米勒认为,当今时代研究卡夫卡作品和大屠杀小说责无旁贷,卡夫卡笔下那些看似与主线毫无关系的细节描写,实际上是在推迟即将到来的“大屠杀”。卡夫卡的作品是“现代性的反面乌托邦”,在抵制阐释中不断被阐释。卡夫卡的作品也是众多思想家、哲学家关注的对象,尤其是本雅明的卡夫卡阐释和研究,影响了诸多后来的思想家、哲学家和作家。阿伦特将卡夫卡视为针对全部现实的幽默作家和批评家,阿甘本则从语言学出发,结合法哲学探讨分析卡夫卡的著作。卡夫卡的作品就是一道“门”,向全世界所有的读者敞开。

易宗神化天人道,经妙会通圣哲心——清代天主教徒吕立本《易经本旨》“耶易会通”析论

乾隆中期,出现了一本以天主教思想为主要诠释的著作,即吕立本(LyuLiben,生平未详)所撰《易经本旨》。《易经本旨》手稿收藏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经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rianDudink)、王仁芳(WangRenfang)编辑整理,后收录于台北“利氏学社”所出版《徐家汇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第一、二册之中。《易经本旨》对《易经》的诠释结构,主要针对卦辞、爻辞、传文作出诠释,同时以天主教思想的前理解、天主教的教义与神话故事植入,因此充满着浓厚的天主教气息与神格化诠释趋势。本文主要以《易经本旨》与《圣经》作为对照,分别从《易经本旨》的主旨与风格、天人关系、巽女生离王,以及《圣经》与《易经》的天地观四个向度,探讨析论《易经本旨》受到天主教教义影响后生成的独特内涵。要之,吕立本运用天主教思想注解《易经》之举,含有捍卫天主教原典的宗教意义。此方法与佛教初传入中国时常使用的格义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在转化的过程中,所欲传达的教义很有可能受到语境的限制,而使教义与原典产生偏差;此外,西方耶稣会索隐派(Figurism,SocietasIesu)传教士如白晋(JoachimBouvet,1656‒1730)等的《易经》研究,与吕立本作为天主教徒的诠释立场、脉络与内容之间的同异,以及其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或区别等,仍具有后续深化研究的比较价值,值得观照与探索。

新著推荐

作者简介:张旭春,199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比较文学博士(导师为乐黛云教授),现为四川外国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内容简介:《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与英国浪漫主义研究》一书的基本观点是:(1)浪漫主义文学经典的形成与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发展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共生关系,一方面,浪漫主义文学经典为二十世纪文论提供了生长的丰富土壤,另一方面,二十世纪文论又在理论探索中进一步强化了浪漫主义文学的经典地位;(2)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研究充分体现出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重大问题:批评范式之间的强烈排他性、内在研究(语言-形式研究)和外在研究(历史、社会、政治)的互斥性,以及由此而来的“过度诠释”问题;(3)最后,该书以陈寅恪先生的“文史互证”为指导,尝试性地探讨如何才能够在文学批评中将审美沉思与历史考证结合起来、从而构筑起文学诠释的界限等问题。

ICL人物

叶舒宪,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文学人类学研究分会荣誉理事长。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2011-2022),美国耶鲁大学、新西兰奥塔哥大学、中国台湾中兴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客座教授,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荷兰莱顿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等校访问教授。曾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新世纪全球文化格局与中国人文建设”“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等。著作有《图说中华文明发生史》《诗经的文化阐释》《庄子的文化解析》《中国神话哲学》《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金枝玉叶——比较神话学的中国视角》《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等68部。曾五获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十部著作分别入选中华外译项目和经典中国外译项目出版英、法、俄、韩、日等外文版。

新著推荐

作者简介:王宇根,1992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获文学硕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任教于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系。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典诗歌、诗学和文学思想史,特别是其中的抒情性和物质性等问题。

新著推荐

作者简介:陈建华,复旦大学、哈佛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古籍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教于美国欧柏林学院、上海交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国文学文化史、近现代通俗文学与报刊文化、中国文学与视觉现代性、中国早期电影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江浙地区社会意识与文学》《“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1927~1930》(译为Revolution and Form:Mao Dun’s Early Novels and Chinese Literary Modernity,Brill,2018)《从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国时期文学、电影与文化的转型》(部分译为From Revolution to the Republic:Chen Jianhua on Vernacular Chinese Modernity,M.E.Sharpe,2013)《帝制末与世纪末》《雕笼与火鸟》《古今与跨界——中国文学文化研究》《文以载车——民国火车小史》《陆小曼·1927·上海》《紫罗兰的魅影——周瘦鹃与上海文学文化,1911~1949》《词曲吟唱的中国》《爱与真的启示——张爱玲的晚期风格》《摩登图释》;主编论文集《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范式新探索》《飞翔的旅驿——清末民初文学与文化》;出版诗文集《陈建华诗选》《乱世萨克斯风》《去年夏天在纽约》《灵氛回响》《凌波微语》《午后的繁花》《风义的怀思》。

投稿须知

一、《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由国家重点学科——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承办,为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中英双语国际学术期刊(CN31-2148/I,ISSN 2096-4897),每年四期,于3月、6月、9月、12月的28日出版,发表关于比较文学、比较诗学和比较文化等领域之原创性学术论文及书评文章。

ICL人物

陈跃红,现任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主要从事比较诗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文学跨学科研究。多年来一直担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秘书长、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跨学科研究分会首届理事长。同时兼任《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中国比较文学》等期刊编委,《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期刊联合主编,《深圳社会科学》顾问等。

国际比较文学

《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是由国家重点学科——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承办并严格实施双向匿名审稿制的中英双语国际学术期刊,每年四期,于3月、6月、9月、12月的28日出版。发表关于比较文学、比较诗学和比较文化等领域之原创性学术论文及书评文章;此外还设有比较文学年度报告、专题综述以及访谈等栏目。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征稿与征订

来稿请寄:《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编辑部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100号上海师范大学西部10号楼202A室邮政编码:200234电子邮箱:chinaicl@163.com(中文投稿信箱);icl2018@163.com(英文投稿信箱)

中法早期文化交流:“国王数学家”描述的北京城

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了第一批“国王数学家”前往中国,李明(Louis Lecomte)是五位到达北京的法国耶稣会士之一,并在1688年到达后受到康熙皇帝召见,中法两国间从此开启了近百年的早期文化交流。李明是十七世纪末最早深入中国各地考察、游历、传教,并对他所见所闻进行详尽分析描述的法国人。综观他笔下北京城的描述,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始终抱着强烈的好奇心,以亲眼探索北京城的姿态审视异国都城里能够看到的一切,他的描写宛若一幅康熙年间北京城写实的画面。李明对北京古老的历史,独特的建筑风格,以及繁荣的商业氛围等都做了比较客观的描述,这为“启蒙时代”的法国读者传递了比较翔实的信息。由于“礼仪之争”的原因,他只好奉命回到法国解释有关中国传教的情况,1696年他在巴黎出版了在中国期间给法国上层人士的十四封书信,取名为《中国近况新志》(Nouveaux mémoiressurl’étatprésentde la Chine)。尽管李明在中国停留的时间很短暂,但是回到法国后出版的十四封长信已经对中国社会进行了颇为详细的介绍,而且他分析的内容不但全面详细,而且不少内容是对当时中国和法国的情况进行的文化和历史的对比。本文着重研究李明关于北京城特点的分析和描述,特别是他对中、法城市区别的对比。李明对北京城的观察和分析为当今学者的北京历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真实的史料。

新中国成立30年的中国比较文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三十年往往被视作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薄弱时期,乐黛云、王向远、徐志啸、徐扬尚等将其定义为中国比较文学的“沉潜期”“滞缓期”甚至“沉寂期”。“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在这个特殊时期,依旧有部分学者以赤子之心在孤独中负重前行,为中国比较文学的赓续做出了贡献,创造了一个个独特的世界。因此,在所谓“沉潜期”内进行的研究即使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也不应被忽略。譬如处于“沉潜期”的中国比较文学,整体而言缺少系统论著,但在中印以至东方各国文学文化关系这一研究领域,以季羡林、吴晓铃、常任侠为代表的学者及其论著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缺陷有所弥补;而虽然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受到不同的政治制度影响,港台地区的学者们极力将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复兴发展,积极将中国比较文学纳入与国际比较文学的对话与互动;本时期内中俄文学文化的交流也值得重视,尤其鲁迅与俄苏文学的专题研究产出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同时在翻译领域,傅雷和钱锺书等人在翻译研究方法论上的创新成为这一时期比较文学一抹惊艳的亮色。这一个个独特的世界,值得我们今天在推进国际比较文学方法论体系建设的工作中予以好好发掘与借鉴。

作为发现的世界文学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当今世界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明显存在力量的不平衡,也存在文化资本和知识的不平衡。目前在全球流通的世界文学作品大多是欧洲或西方主要文学传统的作品,至于非西方文学、甚至欧洲“小”的文学,却在其本身的文化范围之外,基本上不为人知,没有翻译成各种语言文字,也没有得到本民族范围之外读者的赞赏。欧洲中心的偏见甚至在今天,仍然对世界文学研究有相当的影响,帕斯卡尔·卡桑诺瓦《文学的世界共和国》一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因此,世界文学不仅应该回归文学的阅读,而且应该去发现那些尚未广为人知的世界文学经典。不同的文学传统都早已形成自己的经典,但这些经典尚未超出本身语言文化的范围,在原文读者之外,被介绍给世界上众多的读者。所以世界各文学传统研究文学的学者们,当前重要的任务就是使那些经典著作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读者和批评界的注意,从而扩展世界文学经典的范围。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学应该去发现世界不同文学传统,尤其是非西方文学和欧洲“小”文学传统中,那些尚待发现的经典著作。

东亚的“圣母”信仰与山之道教——碧霞元君、娑苏、大比留女

本文着眼于中世东亚同时存在的、称为“圣母”的山岳女神,用宏观的,并且是俯瞰式的视角来考察东亚世界可能拥有“共同”的宗教经验。“圣母”这一尊称在亚细亚广泛存在,笔者认为可能是由于宋代碧霞元君“圣母”尊称的影响,但不同的“圣母”信仰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例如日韩的“圣母”有共同的虚舟传说。另一方面,中韩的“圣母”都是山岳女性宗教者。本文通过考察指出日韩“圣母”信仰内容上的差异,源自日韩对道教信仰的不同接受,又由于日本山岳信仰中有“女人禁制”,所以不存在女性信教者,这对日本接受道教信仰有一定的障碍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