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法治保障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启航的“一带一路”,开拓进取、砥砺前行,走过初创十年,已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是新时代十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项重要标志性成就,无论在物理层面还是在理念层面都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2023年10月,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开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法治保障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稳步推进,日趋完善。面向未来,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法治保障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当前,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面临严峻且复杂的国际形势,国际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制度、规则、法律之争,必须坚持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继续稳步加强“一带一路”法治保障建设。

商事化与去商事化间的平衡——对ICSID仲裁规则修改的分析

2022年修改后的ICSID仲裁规则,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国际投资争端利益相关者对ISDS改革的大部分关切,同时使ICSID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解决投资者与国家间的投资争端,如追求整体现代化、以更透明和更便利的方式开展程序,保证每个相关方“被倾听的权利”等。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在争端解决过程中不但考虑到投资争端中东道国公共利益的特殊性,而且注意给予东道国政府更多的发言权。易言之,ICSID新仲裁规则体现了探求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权利义务微妙平衡的积极意向。通过对新规则的分析可知,这一意向的实现遵循了ISDS改革中探求商事化与去商事化间平衡的两大基本路径,借以弥合既有ISDS机制因过分注重其商事化色彩而带来的适用弊端。但本次ICSID仲裁规则的修改仍存在不圆满之处,这也凸显了平衡实现之艰难和ISDS改革的未竟。

国际海洋法法庭确认咨询管辖权中的条约解释问题

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并没有明确规定国际海洋法法庭是否具有咨询管辖权,导致这个问题成为一个涉及该法庭职权的重要法律问题。在2015年第21号案咨询意见中,尽管有不少参加咨询程序的国家反对,国际海洋法法庭还是通过对《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第21条的解释,首次认定自己具有咨询管辖权。在2024年的第31号案咨询意见中,国际海洋法法庭延续了第21号案的咨询意见,再次认定自己具有咨询管辖权。然而,国际海洋法法庭在这两个案件的咨询意见中得出自己具有咨询管辖权的条约解释过于简单,导致这一结论的说服力不足,这可以从欧洲人权法院在2021年的《在生物学和医学应用方面保护人权和人的尊严公约》案咨询意见的条约解释对比中得到明显体现。如果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将来的咨询意见中继续认定自己具有咨询管辖权,应补充和发展得出这一结论的条约解释,只有这样才能说服尽可能多的国家。

国际法上的原则问题:理论、地位及作用

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联合国宪章》的现代国际法实践表明,国际法原则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运用法律生成说,探讨国际法的理念经由原则转化为调整国际法主体间关系的规则及其体系的内在生成逻辑,有助于理解不同于国内法但同样具有法的形成和发展特点的国际法。这对于我国走向国际舞台中央,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制改革,以及更好地把握国际规则的制定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从“实然”和“应然”视角看待原则在国际法实践中的地位,《联合国宪章》“实然”原则对于当代国际法秩序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中国继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进一步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具有内涵深刻的国际法理念。作为整体,应发挥其“应然”原则的引领和建制作用,并通过相应规则的制定,使之成为新型全球治理和解决国际争端的规范。

美国单方面确定本国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所涉国际法问题研究

2023年12月19日,美国发布关于本国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声明和执行摘要,单方面确定了其200海里外大陆架的外部界限。美国并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方,它有权依据《公约》第76条第1款所反映的习惯国际法主张扩展大陆架权利,但其空间范围须受第76条第2-7款所反映的习惯国际法的限制。美国无权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扩展大陆架划界案,其单方面确定的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不具有《公约》第76条意义上的确定性和拘束力,它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将取决于第三国的反应。美国应加入《公约》,并严格按照《公约》规定的相关规则、标准和程序来确定本国扩展大陆架的外部界限。

语言学视阈下条约不同语言作准文本的解释困境及其出路

条约不同语言作准文本之间的语义差异难以避免。这一方面来源于语言本身的客观差异,另一方面则与条约谈判与制定的复杂性等因素密不可分。为解决条约不同语言作准文本之间的语义差异问题,《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指引条约解释者考虑起草文本、清晰语义文本、条约目的与宗旨、文本共有含义等要素。然而,由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条约解释框架的灵活性,条约解释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条约解释者对前述解释要素的选择,这可能导致条约解释结果的不可预期性和随意性。对此,透过语言学视角,利用原型范畴理论以及关联理论阐述条约不同语言作准文本的典型差异,有助于充分剖析条约解释过程。引入语言学,其目的并非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之外创设新的条约解释规则,而是意在借助语言学为条约解释提供一个补充性的科学视角。

禁止使用武力例外规则的适用困境及其纾解

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具有国际强行法属性,存在自卫和安理会授权两种例外。实践中,禁止使用武力例外规则的适用面临自卫形态多样、安理会授权用语模糊、道义正当性试图取代合法性的困境。原因是,自卫内涵存在较大的解释空间,安理会授权决议是政治博弈的产物,以及国际法治理念尚未确立。使用武力现象频频发生并不意味着禁止使用武力例外规则失效,国际社会认可的禁止使用武力的合法例外仍然是自卫和安理会授权,其他的例外主张并未被接受。禁止使用武力例外范围的“守成”表明,充分运用国际社会的力量是遏制例外扩张的有效路径。国际社会应当明晰自卫的应然形态、提高安理会授权决议的规范性以及强化国际法治理念。

国际刑法中第三类团体共同犯罪理论存在的问题研究

前南刑庭塔迪奇上诉判决中构建了以共同计划为基础的三种类型的团体共同犯罪理论,根据该理论,被告人可对团体共同犯罪的其他成员或为推进共同计划而利用的人实施的超出共同计划的罪行承担责任。通过对相关判例的考察分析,该理论在适用责任主体上对所有团体成员施加同等责任,忽略了团体犯罪中军政要人与一般参与者之间的差异;共同计划要素犯罪性质的界定模糊了内部不同类型的责任模式之间的边界;主观构成要素也存在无法调和的内部矛盾。这些问题使得该责任模式在审判中的适用存在诸多争议。

环境保护条款对国际投资法发展的影响——评《国际投资协定中环境保护义务与投资保护义务的冲突与融合》

近些年来,环境保护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环境问题,而是影响到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环境保护不是某个单一国家的问题,而是全人类共同的问题。面对全球环境问题,国际环境法已经是国际法中发展最迅速的部分之一,并且环境保护已经深刻影响到了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环境保护在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中都已经是重要的核心关切条款。东道国与投资者之间基于环境保护而引发的争端也在不断上升。近年来,我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环境保护条款也已经成为必备的核心条款。正是基于这一趋势,加强对环境保护条款对国际投资法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价值,《国际投资协定中环境保护义务与投资保护义务的冲突与融合》一书正是这一大背景之下出现的佳作。

论国际法中的一般法律原则

《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第3项规定了“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的一般法律原则。学者对一般法律原则的讨论,混淆了作为国际法渊源的一般法律原则和《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的一般法律原则。作为国际法渊源的一般法律原则,仅指各国国内法中共有的一般法律原则,但《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的一般法律原则不仅包括各国国内法中共有的一般法律原则,还包括源自国际法体系中的一般法律原则。为便于明晰一般法律原则的内涵,应当讨论作为国际法渊源的一般法律原则与习惯国际法、国际法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在一般法律原则的识别上,承载一般法律原则的国际法文件以及国际法院的判例,构成源自国际法律体系的一般法律原则的证据,而对于各国国内法中共有的一般法律原则,则需要运用比较和归纳的方法予以识别,但须注意“共有”的标准。源于国际法体系的一般法律原则可以在国际司法裁判中适用,各国国内法中共有的一般法律原则在适用时,应当考量所识别的原则能否从国内法“借用”或“移植”到国际法予以适用,因此必须研究、分析、评价从国内法移植一般法律原则的必要性、内容、作用效果等,还应当对其予以适当改造,以适应国际社会的环境和条件。我们应当肯定一般法律原则在《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中存在的意义,国际社会需要继续推动一般法律原则的适用。

中国对南海诸岛领土主权的历史证据——读安东尼·卡蒂教授《南海的历史与主权》

安东尼·卡蒂教授《南海的历史与主权》一书通过整理、比较和分析英国、法国和美国针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档案资料,证实了中国自古以来在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享有主权权利的历史根据和领土主张,揭示出法国、日本、菲律宾和越南针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权利主张的非法性、虚伪性以及美国在二战后对南海地区余留权利真空和争端根源的政治意图。该著作创新性论及历史性权利产生中的“家园”理念,批驳西方殖民主义浪潮下所形成的领土取得宣告规则,认为累世久居而逐渐取得领土主权的传统大国没有必要通告自己或其他国家。该著作为我国研究南海问题提供了客观的档案资料和中立的他国视角,并对国际海洋法相关理念和规则提供了创新思考。

《国际法学刊》稿约

《国际法学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主管,外交学院、中国国际法学会、世界知识出版社主办的国际法专业中文学术期刊,也是中国国际法学会会刊。《国际法学刊》刊载国际法领域具有思想性、理论性和前瞻性的学术论文,探索国际法的新发展,推动全球治理的法治化,从中国角度关注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繁荣国际法研究,服务中国外交事业。欢迎国内外学者、实务工作者赐稿。

《国际法学刊》稿约

《国际法学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主管,外交学院、中国国际法学会、世界知识出版社主办的国际法专业中文学术期刊,也是中国国际法学会会刊。《国际法学刊》刊载国际法领域具有思想性、理论性和前瞻性的学术论文,探索国际法的新发展,推动全球治理的法治化,从中国角度关注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繁荣国际法研究,服务中国外交事业。欢迎国内外学者、实务工作者赐稿。

《国际法学刊》稿约

《国际法学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主管,外交学院、中国国际法学会、世界知识出版社主办的国际法专业中文学术期刊,也是中国国际法学会会刊。《国际法学刊》刊载国际法领域具有思想性、理论性和前瞻性的学术论文,探索国际法的新发展,推动全球治理的法治化,从中国角度关注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繁荣国际法研究,服务中国外交事业。欢迎国内外学者、实务工作者赐稿。

中国法院适用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进路

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适用问题本质上是如何处理国内、国际两类规则的互动衔接关系。围绕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国际合作模式,相关条约的司法运用应分为国际保护、涉外保护和履约阐释三个维度,我国司法实践的变迁亦与之相印证。依照条约规定对资格确认条款的援引系国际保护范畴,与条约直接适用无涉。相关条约在涉外保护中的适用方式经历了从遵循条约适用一般规则到“转化不适用”再回归到一般规则的变迁,体现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化水平的显著提升。同时,法院运用解释一致原则或将之作为立法参考的趋势更为明显,并已开始在履约相符性验证的基础上对具有开放性含义的条约规则进行创造性阐释。着眼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双重面向,实践中应通过能动司法处理知识产权国内、国际两类规则,以应对知识产权制度迅速演变、服务保障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气候变化法与一般国际法的关系:以气候变化损害的国家责任形式为例

近日,国际海洋法法庭发表了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咨询意见。法庭受所提问题的限制,只阐明了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作为“初阶规则”的海洋法下的国家权利和义务,并没有讨论作为“二阶规则”的国家责任规则是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在讨论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时,法庭也断然否定了气候变化条约是特别法,却没有解释理由。本文以国家责任的两种形式——停止不法行为和充分赔偿损失——为例,尝试阐明气候变化条约与一般国际法的关系,为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程序以及潜在的国家间争端解决程序提供参考。本文认为,气候变化条约能在多大程度上构成特别法,应具体规则具体分析。气候变化条约下的某些规则(尤其是赔偿相关的安排)有可能构成特别法,排除或修改了国家责任一般法下的一些具体规则(如充分赔偿义务)的适用;但本文对停止不法行为的分析表明,并非所有国家责任一般法的规则都被气候变化条约所排除适用。

国际人道法区分原则在外层空间的适用问题研究

国际人道法的区分原则可以适用于外空武装冲突。根据区分原则,外空武装冲突中的战斗员是指直接参与外空敌对行动之人。军事目标是指对外空敌对行动有实际贡献,且在当时情况下其全部或部分毁坏、缴获或失去效用能够提供明确的军事利益的外空物体。此外都属于平民和民用物体,不得予以攻击。航天飞行参与者生存所依赖的物体、天体上的某些区域和文物、外空和地球自然环境及用于人道救济的外空物体等,是受特殊保护的物体。为落实区分原则,防御方需对己方人员和物体进行适当的反向区分,攻击方亦需采取可行的预防措施。对交战方实施的违反区分原则的行为,应依法追究国际责任。

论外国国家侵权行为的管辖豁免

受到限制豁免主义的影响,一国在因其侵权行为导致的损害赔偿诉讼中不得援引管辖豁免已逐渐被各国接受。但是,各国在对外国国家侵权诉讼的管辖权问题上仍存在不同的立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按照限制豁免主义的要求,在侵权诉讼中一国法院能否对另一国的主权行为行使管辖权;其二,在针对外国国家的侵权诉讼中,一国法院行使管辖权需要具备多大程度的属地联系。在国际法发展的现阶段,因外国主权行为造成的侵权在国内法院仍享有管辖豁免。国内法院在对外国侵权行为行使管辖权时必须具备充分的领土联系。中国在《外国国家豁免法》第9条规定了对外国国家侵权的管辖豁免例外。这一例外所针对的主要是外国国家非主权行为所致的侵权案件。在行使管辖权的条件方面,第9条强调了侵权行为实施地对于确定管辖权的决定意义,从而限定了中国法院对外国国家侵权案件行使管辖权的空间。在执行问题上,这部立法表现出一定的绝对主义倾向,它采取的“与诉讼有联系”的表述在很大程度上缩减了可供执行的国家财产的范围,这可能使那些在侵权诉讼中胜诉的私人一方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遇到障碍,它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私人一方将外国侵权诉诸法院的意愿。

《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的解读——以外交承诺为视角

近些年,我国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已进入深水区,特别是国际形势的变化给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带来了更多挑战。考虑到欧洲人权法院判例对其成员国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开展我国与欧洲国家的引渡合作,需要对《欧洲人权公约》及欧洲人权法院判例的最新发展及时跟进、深入研究。为了更好推进我国的追逃追赃工作,首先,应从法理层面阐述我国外交承诺的法律依据,其次结合典型个案,并以《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反酷刑,保障人权的实质与内涵为切入点,关注欧洲人权法院针对死刑、无期徒刑及羁押待遇的解读和发展。最终,提出我国外交承诺在针对上述法律障碍时所应注重的内容和完善建议。

经济制裁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研究:规则、实践与启示

经济制裁涵盖发起者针对特定公民或实体采取的贸易禁运或交易限制,其对私人之间的跨境民商事交往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并招致其他国家的反制裁行动。在审理国际商事争议时,如果一方以经济制裁为由提出抗辩,仲裁庭需要审查经济制裁是否具有直接适用的效力。就性质而言,经济制裁应被界定为国际私法上的强制性规定,而不仅仅是据以认定履约障碍的事实要素。仲裁庭在决定是否适用某项经济制裁时,需要考虑该项制裁由谁所发起,特别是,仲裁地所在国、准据法所属国、第三国所发起的经济制裁有必要进行单独分析,尽可能避免仲裁裁决因违背公共政策而无法得到承认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