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PTA对多边贸易之经济影响及其规范成因——兼评RCEP与CPTPP的竞争政策差异

经济学界对于优惠贸易协定(PTA)究竟是世界多边贸易的“垫脚石”还是“绊脚石”的争论由来已久,但我国法学界对此问题一直无法给出系统、正面的回应。究其原因,在于我国法学界长期忽视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梳理经济学界的理论及实证研究,会发现现代优惠贸易协定由于其“边境后”与“非歧视性”的特征事实,给世界多边贸易带来了正向经济效益。从规范层面看,现代优惠贸易协定的上述特征主要由两种规范模式具体运作体现。同时,在竞争政策规则的视角下,CPTPP对世界多边贸易的经济贡献理论上高于RCEP。我国在未来通过国内体制改革对接更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尝试,不仅将带动我国经济高水平发展,也将为世界多边贸易作出贡献。

欧盟航空碳排放交易体系:发展逻辑、适用困境与中国因应

航空碳减排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欧盟航空碳排放治理自上世纪起经历了长久的演进历程,在2003/87/EC号指令基础上修订而成的2023/958号指令反映出其最新动向,但仍保有域外适用的制度安排。观其生成进路,是缓解气候危机的现实逻辑、内外政策驱动的政治逻辑、破除双重“不可能三角”的价值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察其推行现状,一方面因与国际航空碳抵消和减排计划(CORSIA)互不相容及规则公平性欠缺而存在合理性困境,另一方面因违反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WTO规则及《芝加哥协定》而存在合法性困境,这增添了其融通国际航空碳排放治理的难度。基于这一背景,我国应当对外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妥善应对争端,对内健全国内碳市场、提升民航产业水平,以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航空碳排放治理体系。

欧盟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变革下中资企业赴欧投资的挑战与法律应对

2019年出台的《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及系列配套文件构建起了欧盟国家的双重外资安全审查制度,《条例》的内容对中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该制度的建立,给中资企业赴欧投资带来了诸如投资难度增加、商业秘密泄露风险提高、司法救济途径阙如等挑战。对此,我国可以从企业和国家两个层面作出应对。在中资企业层面,建立内部全链条式投资监管制度,善于运用欧盟现有投资者救济途径,改变投资策略与他国投资者进行联合投资。在国家层面,积极推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签署,增加投资便利化措施保障投资者权益。

《国际经济法学刊》征稿启事

《国际经济法学刊》(简称《学刊》)是我国国际经济法领域唯一的国家级学术期刊(季刊)。其宗旨是:立足我国改革开放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和最新研究成果,深入研究和探讨国际经济关系各领域的重要法律问题,开展国内、国际学术交流,推动我国国际经济法教学与科研的发展,并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法律实践以及我国的涉外经济立法、决策和实务操作提供法理依据或业务参考。

国际投资仲裁中东道国安全抗辩的应对策略研究——以华为诉瑞典案为例

近年来,国家安全抗辩因其兼具政治性与法律性的双重属性而被西方国家频繁援引以阻挡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进程。华为在瑞典遭遇的禁令即为明例。在用尽当地救济无果后,华为已于2022年向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提起国际投资仲裁,案件即将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过分析东道国安全抗辩的两种法律基础、结合本案案件事实,笔者认为瑞典极有可能基于习惯国际法中的国家“危急情况”提出抗辩。据此,华为在仲裁中应采取如下策略:明确否定瑞典存在习惯国际法中的国家“危急情况”,在举证阶段积极援用不利推定以否定瑞典的安全抗辩,最后,针对瑞典违反投资保护义务的事实提出索赔请求。作为首场就5G禁令提起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此案对于中国投资者应对习惯国际法中的国家“危急情况”具有重要价值,也为前瞻性地应对其他安全抗辩,即国际投资条约中的安全例外条款,提供了参考。

国际法上的类比法律方法——费尔南多·博尔丁博士《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类比》述评

《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类比》在201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剑桥大学法学博士费尔南多·博尔丁对国际法中类比法律方法加以研究的权威之作。作者在该书中聚焦并讨论了国际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相关规则的类比,并从普遍性的视角出发审视了国际法上的类比法律方法,具体包含类比的对象、场景、正当性和运行机制等。从国内法上类比法律方法的正当性出发,对其迁移至国际法的可行性加以考察,是博尔丁博士颇具创新性的思路。至于国际法上类比法律方法的运作机制,博尔丁博士借鉴了斯科特·布鲁尔教授关于类比在法学学科中运用的一般流程,即溯因、确认和适用。但需要指出,由于可类比性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类比使用者的个人经验与知识结构,多数情况下是在个案中进行判断,因此需要附加对类比结论的反思性调整,最终即能形成完整的类比运作机制。

情势变迁原则视阈下海平面上升对海洋边界条约的法律影响及应对

限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谈判和制定是在海平面上升引起诸多国际法挑战之前,它所能提供的法律工具有限,但是海平面上升这一科学证明的事实将不可避免影响其解释和适用。由于海平面上升可能引起近海地物、基线和相关海区法律地位变更,通过协议和裁决确立海洋边界时已经或将来使用的相关点和岛屿的变化将对海洋划界产生法律影响。目前最优解仍是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处理这一问题。《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为国际社会如何妥善处理海平面上升对海洋边界条约产生的法律影响提供了法律指引。现有判例显示,情势变迁原则不能用于突破现有海洋划界条约和裁判,海洋边界具有稳定性。“特别受影响国家”在内的各国也趋于承认海洋边界条约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在这方面的国际习惯形成之前,“实际占领地保有权理论”也可用于维持海洋边界的稳定性。

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中的确定性问题——以我国法律实践为切入点

确定性问题作为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基本问题之一,对判决是否能在域外顺利得到承认与执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比分析我国法院审理的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二十五起案件可知,我国多数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缺少对判决确定性问题的明确审查,在裁判结果中未体现双边条约中关于确定性问题的法律依据。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缺少对判决确定性问题的明确规定,且在已缔结的双边条约中对于确定性要件的表述也不尽相同,因此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未涉及对判决确定性问题的审查。完善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中确定性问题的制度规范,应从明确确定性要件判断标准、缩小立法与实践差距以及增加指导性案例等方面着手开展。

我国国有企业人权责任履行及监管研究

《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以下简称《指导原则》)并未特别针对国有企业的人权责任进行规定,但其第4条要求国家采取“额外步骤”,保护人权不受“国家拥有或控制”的工商企业侵犯。《指导原则》仅明确界定了“国家控制”的企业,我国在贯彻实施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时,应以我国相关政策文件中“国家出资”的标准来界定“国家拥有”的企业。我国国有企业在履行《指导原则》中尊重人权的责任时,应注意到欧盟及其成员国工商业与人权立法在要求企业终止商业关系方面与《指导原则》截然不同的规定。我国各级国资委采取“额外步骤”对国有企业实施人权监管时,应与时俱进。为贯彻落实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要求,我国各级国资委应将人权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主题,制定指导国有企业履行人权责任的政策文件,明确反对强制企业终止商业关系的立场,同时处理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国家人权监管之间的关系,并指导和督促国有企业将海外履行人权责任的有益经验在国内推广。

网络攻击的金融监管困境与消解路径——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视角

数字金融的发展促使金融业务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滋生了更具传染性的金融网络威胁。技术应用致使网络受攻击面不断扩大,静态监管手段存在技术壁垒,而动态监管措施单一且不力,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敞口扩大。网络韧性理论及网络韧性测试应运而生,强调网络攻击的监测预警和多元主体的协调联动,契合了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和网络攻击应对的现实需求。基于此,可以通过出台试点规范引入金融网络韧性测试,以指定和自愿相结合的模式确定测试范围,注重各参与主体在测试中的协调联动,以消解网络攻击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比较法视角下提单立法数字化变革与中国回应

区块链及非同质通证技术使网络空间数据具有排他性及唯一性特征,实现了对纸质载体功能等同,为电子提单实现物权凭证功能提供信任基础,真正实现了提单电子化。当前我国提单立法仍基于物理空间思维,属于“技术特定”式立法,难以涵摄区块链电子提单。近期,比较法上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均实现了提单立法数字化变革,肯定了电子提单的法律地位,并对提单法律行为,如占有、转让规则以及提单形式要求,如书面、签名、背书等规则实现了数字化转型。当前正值我国《海商法》修改之际,本文在借鉴比较法经验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基础上,对未来应从电子提单技术标准严格化、占有解释扩大化以及形式要件表达数字化三个路径推动我国提单立法数字化变革提供建议。

论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中的侵权行为及其责任

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赋予了受到外国歧视性限制措施侵害的我国公民和组织向法院起诉的司法救济权。如何在实践中运用上述救济权,我们有必要从如下三个角度展开研究。从侵权行为的角度出发,我国《反外国制裁法》中执行和协助执行歧视性限制措施的行为,具有民法上侵权行为的基本特征,我国法院应当依托《民法典》审理《反外国制裁法》中的侵权之诉。从侵权责任的角度出发,上述行为构成含有帮助行为的共同侵权行为,其中外国公主体是实行人,外国境内的私主体是帮助人,二者承担相应的责任且有可能构成紧急避险。从侵权赔偿责任角度出发,被侵害人是我国公民或组织,同时其受损害的合法权益是财产或人身自由权益,其应当具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调解及我国的因应

仲裁在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纠纷的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亟待改革,调解作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受到诸多关注。现有的投资协定对此早有规定,并可分为自愿调解和强制调解两大类,前者是主流,后者发展势头在近些年开始有所显现。从规则角度看,通过分析已有投资条约中的相关规定以及各国提交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意见书,很难说加强调解已成为世界各国之共识;从实践角度看,通过分析调解的有效性以及《新加坡调解公约》对调解产生的和解协议的适用性,调解之发展仍面临较大挑战。我国已有投资协议对调解的规定表现出数量甚少、内容简单、任意性强等特点,反映出我国之前对此并未予以特别关注,如果我国未来想要更多地发挥调解的作用,可以考虑借鉴《毛里求斯公约》的模式,或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框架下进行尝试,通过制定有竞争力的调解规则,逐渐从规则竞争过渡到秩序竞争,并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

免受自动化决策约束权的理论建构及中国方案

免受自动化决策约束权是维护数据主体权益的强效算法权利,其具有权利内涵丰富、行权体系复杂的特点。作为规制算法的先行者,欧盟和美国都对此项约束权作出制度回应,欧盟率先进行确权并从个人数据保护为中心的理念出发建构治理框架,而美国则结合其自由主义传统采算法违规规制为要义的治理模式,两者各有利弊。我国在算法治理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此项约束权正通过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基点,《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电子商务法》等各法律领域规定分治的模式搭建行权监管机制,但在法治实践中仍存在法律资源不敷、治理体系不健全等缺陷。为实现更高效算法治理,我国需借鉴欧美之策,建构精准化规制、系统性监管的数据主体行权制度。

欧盟GDPR的域外效力:管辖依据、实施路径、制度效应及启示

从制度实践考察,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域外效力对域外大型企业形成较有效规制,并引领国际社会相关立法趋势,是近年来国内法域外适用方面一个较为成功的样本。GDPR的域外效力以市场和价值观为依托,通过国际法框架下对法律工具的高水平运用得以施行。就立法而言,GDPR在域外效力的扩张和限制之间非常谨慎地寻求管辖的合理边界,力求确立管辖的正当性。就执法而言,基于对域外执法可行性的考量,欧盟通过多种途径的国内和双边机制安排,促进GDPR域外效力的实施。面对域外执法中可能产生的正面法律冲突和阻碍,欧盟亦灵活务实、有所妥协。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已仿效GDPR的“目标主体”标准进行域外效力立法,目前的重点是尽快构建有效执法框架。我国应借鉴欧盟相关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做好配套执法措施的制度设计、明确执法思路、逐步建立长效跨境执法合作机制,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域外效力的执行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法源理论”视野下的国际商事惯例:定性辨正与适用阐微

国际商事惯例构成要件和效力来源从合一走向分离的历史嬗变决定了应将研究重心从空洞的概念主义之争转向实用的功能主义之路,避免继续深陷国际惯例是事实还是法律的理论争议泥潭。法理学“法源理论”的最新发展为重思国际惯例的性质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国际商事惯例具有对法律推理大小前提之含义解释和漏洞补充的双重功能,但其本身既非降格为合同条款也无法升格为实证法律,宜将其视为构成裁判依据认知渊源的特殊规则体系,进而克服定性冲突对功能发挥造成的影响。我国《民法典》“国际惯例渊源条款”的缺失则为重构国际惯例的适用规则铺垫了现实契机,应从体例设置和内容修正两个维度双向发力,为未来国际商事惯例在中国的适用提供更为精细完备的法律依据。

国家主权豁免的法理基础和外交实践:以“密苏里州诉中国案”为视域

在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兴起的背景下,中国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多次被列为被告,国家主权豁免原则的适用成为国际法学界的热点问题。国际法的碎片化、民族文化多元以及各国国际法外交实践的差异,使国家豁免理论的现有学术研究缺乏理论解释力和实践应用性。在这种情形下,法学的横向基本范畴有利于为不确定的和开放的国际法建构最低限度的教义学。以“密苏里州诉中国案”为视域,法学的主体论、本体论和运行论可以有效地阐释被告法律地位、国家豁免规范体系及其适用的基本原理。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国际法的双重法理揭示了国家主权豁免例外规则政治化和国际政治问题法律化的实践逻辑。以国家主权的双重属性为框架,建构有关国家主权豁免问题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有利于中国制定应对美国滥诉的外交路线图,从而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并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应有的贡献。

俄乌冲突下美国对华次级制裁的违法性分析及对策研究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增加了美国对华次级制裁的可能性。次级制裁位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灰色边缘地带,美国对外单边经济制裁主要依据国内法,涉嫌违反系列国际法规则。就条约国际法而言,美国次级制裁一则没有得到安理会决议授权,有违《联合国宪章》,二则涉嫌违反WTO、NAFTA等条约规定的义务。根据习惯国际法,次级制裁突破了传统管辖原则且背离了国家主权平等及不干涉内政原则。反对次级制裁在内的单边经济制裁自身,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国际习惯。面对俄乌冲突下美国对华次级制裁的风险,中国为维护国家利益,应在法律层面予以充分反制,并深化国际合作以联合他国力量。同时,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也应注意规避次级制裁所带来的投资风险,在面对争议时应善用救济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世界贸易组织新冠肺炎疫苗知识产权豁免谈判:溯源、诉求与展望

世界贸易组织的《TRIPS协议》将知识产权作为“私权利”进行保护,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法理渊源。在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病毒不断变种的今天,全球疫苗产能不足、分配不均、接种不平衡的问题仍然突出。新冠肺炎疫苗的知识产权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而且药品实验数据享有额外的知识产权保护,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对于新冠肺炎疫苗知识产权豁免分歧严重,新冠肺炎疫苗知识产权豁免协议短期内难以达成。我国应当在多边层面坚定支持疫苗知识产权豁免,同时也要积极推动双边和区域领域的知识产权谈判,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帮扶和统筹协调,推动实现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WTO上诉机构停摆背景下国际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的出路——基于ISDS实践的分析

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停摆与TRIPS-Plus标准的兴起使得国际投资仲裁在解决国际知识产权争端方面越发重要。国际投资协定中宽泛的投资定义让知识产权纠纷得以遁入国际投资仲裁机制。但知识产权的公共政策性使其有别于一般财产权,以投资仲裁解决知识产权纠纷面临损害东道国知识产权公共政策自主性、减损《TRIPS协定》赋予的弹性空间的问题,部分现有投资协定所采取的限制措施也存在破坏DSB专属管辖、证明责任分配不当的问题。为避免知识产权投资仲裁的负面影响,应改革仲裁员指派机制,缩减仲裁庭自由解释、适用条约的空间,并重视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