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探析与中美关系前景展望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但又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中美角力和博奔的背后有四套相互重叠、互为因果的逻辑,即两国实力消长、意识形态差异、国际环境变化以及国内政治影响。当前,美国以中国为战略竞争的重心、以长期竞争为主要基调的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已基本成型。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在于谁能把国内建设与发展之路走得更稳、更实和更好,科技竞争将是两国战略竞争的关键“战役”。政治极化阻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破坏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一致性。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尚未形成共识,新的主张仍在激烈博奔,这使得美国对华战略及中美关系很难形成可持续的长期稳定。从短期看,2023年以来的中美官方和民间接触,使得双边关系的发展上限和冲突底线趋向清晰。展望2024年,美国大选等因素仍然会给中美关系制造新的不确定性,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局面不会出现根本变化。从中长期看,保持大国关系基本稳定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根本利益。特别是在全球性安全挑战日趋增加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的背景下,中美关系比过去传统的零和博奔更加具有开放性。

人工智能与社会公平:国际经验、影响机制与公共政策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对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作为一种新的通用目的技术,人工智能一方面对现有工作岗位产生一定替代作用,给就业市场与劳动收入带来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创造了一些新的就业机会,对一些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产生积极作用。通过历史经验梳理与国别比较发现,自20世纪40年代信息科技革命开始以来,技术进步对全球收入不平等的扩张作用更为显著,而且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国别差异。通过分析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主要作用机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具有扩大收入差距的张力,但其最终产生何种影响取决于政府收入分配政策。为了应对人工智能冲击,应当采取有效的公共政策,以促进机会均等化为主要手段促进社会公平。

清迈倡议多边机制:迈向区域货币基金

清迈倡议多边机制是亚洲区域唯一以流动性危机救助为目标的区域金融安排。自成立以来,清迈倡议多边机制在诸多方面不断完善。然而,由于存在一系列欠缺,该机制的可用性受到了限制。新形势下,为弥补区域流动性资金的供需缺口、提升区域金融一体化水平以及完善多层级的全球金融安全网,清迈倡议多边机制有必要升级为区域货币基金。区域货币基金的构建需要遵循一定的路径,其中,资金规模的测度、贷款工具的设计、治理和经济监测职能的制度性建设以及对更高层次区域货币合作的探索是决定区域货币基金建设可行性的关键所在。

中国碳市场建设的经验、成效、挑战与政策思考

碳市场是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十余年的试点碳市场建设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也为全国碳市场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文首先从法律法规保障、行业覆盖范围、配额分配方法、金融产品创新、数据监测报告和核查、能力建设活动六个方面总结了中国试点碳市场的建设经验。其次参照欧盟碳市场评估指南,以效果、效率、一致性为原则,构建了三级多维评估指标体系,对中国试点碳市场及碳配额分配方法进行了系统的后评估。最后结合中国试点和全球其他碳市场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从覆盖范围、总量设定、配额分配、交易体系、价格机制、数据质量、能力建设、与其他政策协同八个方面分析了全国碳市场面临的挑战,并以问题为导向,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思考。本文可以为中国更好地利用碳市场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推动低碳技术创新、促进基于能源转型的产业低碳转型提供翔实的政策参考。

美国知识产权机制泛安全化的内容、影响及中国应对

近年来,属于私权的知识产权逐步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工具。美国将技术、投资和知识产权叠加,广泛地将知识产权与国家安全相联系,运用政策组合工具强化美国知识产权保护,以实现对他国的技术封锁。美国知识产权机制泛安全化现象凸显,不仅涵盖国防技术,而且涉及两用技术、前沿技术等领域。美国以保护本国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为目标,通过强化商业秘密保护、实行域外管辖、泛化管制标准、瞄准前沿技术、进行刑事制裁及法律法规联动封锁等方式,构建了完整的知识产权安全机制。美国此举将阻碍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产业升级、技术获取等行为,使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更多的知识产权安全风险。对此,既要针对美国法律法规进行应对,又要完善中国的反制法律体系,构建海外知识产权安全预警机制,从国内国际两方面维护中国知识产权安全。

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与变革:旧矛盾与新情境

国际投资规则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无论是多边改革,还是国别探索,国际投资规则改革实践呈现多样化特征,尚未形成主导性趋势。地缘竞争逐步渗透到国际投资立法和司法过程。国际投资规则的旧矛盾进一步变化,缔约国加大对跨国投资的引导、强调负责任投资:国际投资规则区域化加速,还面临经济制裁与驱逐投资等新情境。国际投资规则发展过程中出现均衡自由主义与地缘法制主义的竞争,规则在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去政治化与泛政治化、确定性与灵活性、集中化与去中心化等目标之间摇摆。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投资规则的“投资+”趋势仍将延续,新兴规则会不断涌现,形式将更加多样化。其中,中国在相关国际协定中采取了渐进性、包容性、仲裁与对话相结合的模式,促进国际投资规则从裁判式向协商式转型,为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投资规则制定提供了一种新范式。

跨境数据流动、数据要素价值化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

伴随数字技术兴起,以跨境数据流动为底层支撑的全球数字贸易在迎来蓬勃发展的同时,其面临的治理困境也愈发凸显。本文从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视角,深入分析了数据在跨境流动下的价值实现形式,即数据要素通过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的价值形态演进过程,促进全球数据价值链的构建。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一方面需通过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为数据要素价值化创造前提条件:另一方面需以数字贸易为实践场景,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潜能。基于跨境数据流动的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要平衡处理数据自由流动与数据安全,加强多边合作,弥合数字治理区域碎片化,构建适应性更广的数据标准与以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以数据要素价值化为实现路径的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要统筹推进数字技术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均衡发展,构建数据跨境流通交易机制,推动数据要素多场景应用及新兴问题治理。为此,本文提出了加强数字贸易顶层战略设计、搭建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框架、积极推动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加强数字技术领域治理合作、完善国内数据治理体系、构建数据要素全国统一大市场、培育数字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中国进口价格变化的特征、影响与应对

保持进口价格稳定、提高进口定价权是建设贸易强国、增加贸易利益、推动国内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进口价格偏高、上涨趋势较强、波动幅度较大是长期以来中国进口价格变化的主要特征。国际市场产品供需不平衡、进口产品质量变动、进出口国的贸易政策变化、国际产品定价机制差异以及中国进口定价权缺失等问题是导致中国进口价格变化的主要原因,高价优质产品的进口有助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是,进口价格波动幅度较大以及上涨超势较强等也会加剧国内经济不稳定、增大企业经营压力和加大输入型通货膨胀风险。因此,中国应着力实施进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强化与进口来源地贸易合作关系,提升人民币跨境结算与计价能力,推行中国的商品期货综合指数,降低重点产品的对外依赖程度,建立重点行业联合采购联盟。

全球集成电路产业链:分布、技术经济特征及挑战

集成电路产业链虽然全球分布,但真正参与其中的仅限于美国、英国、荷兰、德国、日本、韩国、中国等少数经济体,且各有专长和优势。从历史演化角度来看,这种分布格局很大程度上由美国政府及其本土企业推动形成。从技术经济特征来看,当前集成电路产业链具有“产业链条超长与产能集中”“资金技术双密集导致前端锁定后端”“细分环节品类利基市场容量有限”“下游需求对上游企业形成财务反制”等特征。在逆全球化背景下,集成电路产业链处于一种脆弱的“刃锋平衡”状态。技术持续进步和分工不断细化反而降低了产业链韧性,产业平稳运行变得愈发艰难和脆弱。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技术脱钩风险,推高了数字化转型发展成本。国际社会应摒弃对抗、加强合作,积极营造宽松的产业发展环境。

中国制造业企业向东南亚投资的新动机、新机遇与新挑战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要素优势的变化以及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需要,中国制造业企业向东南亚的直接投资不断增多。本文认为当前中国制造业企业向东南亚投资主要存在四类动机:新型投资替代贸易动机、新型产业链配套动机、传统市场寻求动机、传统成本寻求动机。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呈现一些新趋势,其中绿地投资更注重产业联动,跨国并购风险意识明显增强。中国制造业企业向东南亚投资既有新机遇,又有新挑战。新机遇主要包括:提升国际竞争力、优化全球经营和激发国内创新:新挑战主要包括:国内产业流失、就业减少和技术升级放缓。政策方向上,要鼓励和支持制造业企业向东南亚“走出去”,使其更好服务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巴以冲突:根源、影响与出路

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发酵,对地区乃至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造成不同程度影响,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巴以冲突堪称“世纪冲突”,具有非常复杂的历史根源、宗教文化根源和现实根源。新一轮巴以冲突与十多年来恶性循环的多轮巴以冲突一样,都是中东和平进程长期脱轨、“两国方案”陷入困境的结果。新一轮冲突让巴以问题重回国际视野,成为国际政治议程的一部分。冲突对地区和解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中东地区逐渐汇聚形成的缓和潮扩展;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较大冲击,打乱其中东战略部署;引发国际舆论战、认知战,加剧美欧等经济体内部分歧与社会撕裂。截至2023年年底,冲突对区域和全球经济以及能源市场产生的影响总体有限,对全球石油实际产能的影响较小,出口方、进口方都没有把石油“武器化”的资本,将石油“武器化”也较难成为巴以冲突中相关国家的首选项。现阶段,巴以冲突向周边的蔓延和外溢仍然有限,加沙人道主义危机以及如何治理加沙成为关注的焦点,切实落实“两国方案”才是解决巴以问题的根本出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中国始终站在和平、公道、国际法、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望以及人类良知的一边,积极推动和平解决冲突。

人工智能技术革命:演进、影响和应对

人工智能技术在过去十年的革命性突破,是科技-产业-金融有效结合的卓越范本。其技术突破建立在多方市场力量的高效协同上,技术领先性、产品市场力与风险投资回报之间形成有力的正向循环,从而有效应对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风险。人工智能产业化部门和产业智能化部门的正反馈和互补性创新,不仅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基本驱动力,而且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创造条件。按照人工智能加速回报定律,未来几十年可能会迎来人工智能的“经济奇点”。

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基于技术特性与议题属性的分析

当人工智能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时,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便走到了一个历史关口。通用大模型商业应用引发各界对人工智能全球性议题的关注以及对相关发展红利和潜在风险的广泛讨论,在地缘政治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发展也被赋予国家间竞争的涵义。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不能被简单视为普通的新兴技术全球治理,其具有的复合技术特性和多重议题属性函须关注。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和议题属性带来了国际治理难点:各国均不具有实践经验与主导能力,国内议题与全球议题的传导性加强,新旧技术治理范式间存在摩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实践也在“利益相关方治理”的基础上,增加了“主权国家战略博奔”的内涵,并呈现出各方主体“治理敏捷性”的实践特色与治理趋势。为构建具有包容性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本文提出原则先行、分类敏捷、中间连接以及技术自治等治理思路,以启发国际社会各方参与主体的思考与行动。

世界经济面临的增长挑战与政策应对转变

疫情以来,全球宏观范式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杠杆的“三低一高”范式,过渡到高通胀、高利率、高杠杆、低增长的“三高一低”范式。各国经济走势呈现分化,主要与其资产负债表表现相关。资产负债表改善的经济体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表现更好,而资产负债表恶化的经济体实际GDP增速表现不佳。美国经济表现超预期,经济接近“软着陆”,但在通货膨胀、房地产市场等方面仍面临结构性问题。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符合预期,但增长动能较弱,主要由于外部需求、美元利率、中美关系、宏观政策等方面压力。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仍将维持滞胀格局,延续时长主要取决于全球地缘政治冲突走向以及能否找到新的重塑全球增长的方式。2024年,中国经济面临的逆风有望转为顺风,不利因素或将逐一缓解,不过宏观政策力度仍有待强化,以帮助经济维持在相对稳定的环境,度过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点。下一阶段世界经济主要存在三方面潜在风险点:一是美国企业债市场风险,特别是高收益企业债即垃圾债市场风险;二是美国房地产市场风险,尤其是商业房地产市场风险;三是未来主要国家政府债务压力将会显著攀升。

欧盟数据监管立法及其全球影响

合法性问题一直是全球数据监管的核心难题。在缺乏全球性统一监管机构的前提下,欧盟主导实施的单边监管全球化模式,将势必引发对于法律域外效力以及主权扩张问题的重新探讨。欧盟数据监管模式对欧盟主体的保护标准较为完善,但近期欧盟监管立法体现出监管权限扩大化与管辖权升级的趋势,其本质是欧盟利益对全球利益的超越。全球数据治理模式大致可分为善意单边主义和多边数据监管治理两种,前者以无私干预理论为前提,以索朗格理论为全球数据监管制度框架的构建基础,承认善意单边主义的有效性、合法性;后者基于国际礼让与跨际合法性,强调国家利益的平衡和对他国法律规则合法性的承认。理想化的全球数据监管立法模式应当回归应然法的价值观理念,即反思法律效力边界的应然性,对跨际合法性与欧洲中心主义的悸论进行反思与纠偏,强调大国责任观。

中国式转型金融:典型事实、发展动力与现存挑战

中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离不开转型金融的大力支持。中国式转型金融方兴未艾,尚处于起步阶段;转型金融市场规模和产品种类相对有限,主要集中在减排项目领域;在“双碳”目标约束下,中国金融机构成为转型金融的重要参与者和支持者;中国正在加强转型金融框架建设,“五大支柱”可提供有益参考。同时,中国式转型金融面临标准和路线图缺失、行业及项目相关信息和数据基础较为薄弱、产品设计机制不完善、转型金融商业模式可持续性函待维持等多方面现存挑战。未来,中国转型金融市场将更加活跃,转型金融产品规模也将迎来爆发式增长。因此,应尽快设置结构化转型金融标准,加强转型金融产品的标准化信息披露、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与国际合作,加快推进转型金融市场的规范化、产品的多样化;同时,应推动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与转型企业三方发力,构建高效可持续的中国式转型金融商业模式与激励机制。

百年变局背景下国际直接投资趋势与政策展望

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正在广泛和深刻地分化重组。本文通过梳理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历史演变和现实状态,对未来国际直接投资的格局做出研判。本文基于全球治理变革、新技术革命、产业政策主导以及可持续发展浪潮四大关键推动因素,推断未来国际投资生产格局将围绕着东亚、北美和西欧三大区域轴心,朝着十大方向转变。其中包括产业链的区域化、产业链缩短、投资的轻资产化、服务附加值份额增长、市场导向型外国直接投资(FDI)上升、中间品贸易下行、生产定制化转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FDI增长以及绿色经济、蓝色经济和循环经济投资成为投资促进的重点。最后,结合预测结论,本文对中国吸收外资、对外投资工作重点、促进投融资动态平衡、产业链重塑、可持续发展以及服务业提升六个方面提出了若干建议。

美欧气候治理的路径差异、弥合趋势及其影响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上,由于发展需求、产业结构的差异,减排方案一般应考虑各国自身利益。作为全球两个重要的经济体,美国形成了财政激励主导的减排模式,欧盟则采取了以碳定价为核心的减排机制,二者在绿色产业上的竞争有所加强。本文基于对美欧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政策和当前主要措施的分析,指出二者在气候治理路径上的主要差异及外溢影响。尽管气候治理路径存在差异,但在减排目标推进、钢铝产品贸易治理以及关键矿物供应链安全等议题上,美欧通过政策对话和合作机制展开协调,双方政策弥合趋势正在显现。美欧通过立法实施的绿色产业政策将气候目标与产业韧性绑定,对中国产业发展形成制约。在气候治理与产业竞争、贸易和国家安全关联的背景下,中国的气候政策和绿色产业发展战略应积极调整,通过全球市场多元布局、清洁技术创新以及参与多边气候治理等方式加以应对。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设计机理:基于CPTPP、USMCA和RCEP的比较分析

作为国际经贸协定中指导成员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TBT协议),21世纪以来逐渐呈现出合规要求走高的趋势。对此,既有研究多从国家内部寻求解释,本文认为TBT协议合规要求的升级实际上反映了全球供应链时代各国贸易政策、法规深度一体化的需求,对TBT协议合规要求升级的理解应置于国际经贸规则高标准升级背景下。通过指出高标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TBT协议设计背后的市场拓展机理和制度竞争机理,梳理比较CPTPP、USMCA和RCEP三大高标准经贸协定中TBT章节的设计侧重,本文认为发达国家主导下的TBT协议升级一方面遵循了国际标准严格适用,技贸措施实施程序一致和透明度机制强化的市场跨境融合路径,另一方面在国际标准的具体选取、技贸措施实施过程的境外参与、通报纪律和公布内容要求上却遵循着便利本国企业参与的制度竞争路径。因此,未来中国应从融入、抵制、建制三个方面推动TBT协议升级朝着适应全球供应链的跨境市场融合、多边合作和包容发展的方向演进。

政府投融资视角下的地方债务:功能、问题与出路

地方政府专项债、城投债以及隐性债都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工具。当前,中国地方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地方债务引发的资源配置扭曲、金融风险积累等问题需要高度重视。“一揽子化债”之后,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即着眼长远的体制机制改革。沿着“即期紧急救助一中期优化监管一长期制度建设”的脉络,近期中央采取的措施极大缓解了地方债务困局。下一步需要及时推进改革,从微观机制入手解决根本问题。针对地方政府专项债管理和其他举债融资机制进行改革,核心在于坚守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促使“用钱者”对“出钱者”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