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才流入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基于中国各省份与国际人才来源地之间的双边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国际人才流入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效应和渠道。研究结果表明:国际人才流入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转换、调整中间品进口的种类和质量、提升企业创新观念和创新能力是国际人才流入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渠道;来自于发达经济体、从事高级管理岗位和高级技术岗位、在中国长期工作的国际人才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大,国际人才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无论是出口至国际人才来源地还是非国际人才来源地,国际人才流入均增加了企业出口高质量产品的比重、提升了高质量新产品的出口规模;企业自身或流入地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强化国际人才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本文揭示了国际人才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路径机制,为充分利用国际人才加快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进口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

发展文化产品出口是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之一。全球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为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利用2007—2019年我国对109个国家(地区)的文化产品出口数据以及出口对象的数字经济发展数据,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进口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进口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进口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各类型文化产品出口都有促进作用,对与中国文化亲近程度较高的国家(地区)来说这一促进作用更显著;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文化产品出口效率和出口贸易潜力与经济发达程度以及同中国的邻近程度正相关;进口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文化产品出口的可变贸易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促进了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针对不同进口国(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制定相应的文化产品出口战略提供了理论及实证依据。

统筹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思路与对策

统筹处理好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三者的辩证关系,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命题,也是现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全面推进“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基本工作要求。本文深入剖析高水平开放的制度创新内涵、主体与时序关系及模式特征,系统阐释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和稳定性、成长性、开放性、包容性等层次化内涵要求,并结合GATT/WTO条款,提出了甄别安全类型,清晰把握经贸安全界限与反对滥用国家安全概念的基本原则及方法。在此基础上,总结性地阐述了新时代统筹处理好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三者关系的思路和对策建议。

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出口产品范围

本文基于2004—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数据与中国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会缩减高污染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并在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城市,以及高债务杠杆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提高利息负担、降低信贷规模和增加治污成本是绿色信贷政策缩减高污染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重要机制。绿色信贷政策还能通过在位企业间资源重置与企业进入效应实现资源再配置,总体缩减高污染行业的出口产品范围。此外,绿色信贷政策对高污染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缩减效应会带来企业整体污染前端治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和价格下降,有效“贷”动企业绿色发展。本研究对落实绿色金融政策、推进出口贸易优化升级和经济绿色发展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是否降低了污染排放强度--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以下简称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19年的中国城市面板数据,运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系统研究了试点政策对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的污染排放强度,在经过一系列有效性检验及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空间差异性检验显示,试点政策对50千米内地区具有显著的“虹吸效应”;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推动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与产业结构升级降低试点地区的污染排放强度;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政府支持力度更大、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更高的地区,更能依靠试点政策降低自身污染排放强度。本研究为促进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和治污策略设计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服务化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生产工序优化

本文在科学测度服务化和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生产工序偏优指数的基础上,从多维度剖析服务化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生产工序优化的作用机理,并进一步从自身需求视角检验服务化的国际供应链风险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服务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生产工序具有动态持续优化功能。为此,服务化具有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强链”效应,能推动制造业从全球价值链边缘工序走向核心工序。服务化不仅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本和产品技术含量,还有助于提升政府的支持力度,这三个渠道也使服务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生产工序优化表现出显著的正向效应。服务化会使一国制造业面临集中度更高的国际供应商,从而对本国制造业的国际供应链安全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介入全球价值链高端工序的经济体既需大力提升核心中间品的自给能力,也需加强与国际供应商的合作关系。服务化程度偏低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生产工序偏优指数偏高共存的窘境表明,中国服务资源并未充分发挥其促进全球价值链生产工序优化的功能。这不仅造成了服务资源的低效配置与浪费,还导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生产工序攀升乏力。为此,中国加快服务化步伐的迫切性要远高于普通发展中国家。

中间投入非关税措施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基于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随着全球关税总水平下降和中间品往来的大量增加,中间投入非关税措施逐渐成为影响制造业国际分工深化和价值链升级的重要政策工具。本文统计了2000—2019年我国中间投入非关税措施的实施水平,将其分为公共措施和贸易措施,比较分析了两类中间投入非关税措施对本土制造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公共措施的增长幅度明显大于贸易措施。公共措施显著促进了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贸易措施与中间投入进口关税则显著抑制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制造业企业内升级效应体现在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这三个升级路径。制造业行业升级的实现机制则主要体现在公共措施引致的企业内升级效应及全球价值链上游企业的进入效应。本文的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不同内涵的进口非关税措施变动如何促进制造业企业以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当中。

区域贸易协定的数字贸易规则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

本文选取2001—2018年间66个经济体作为研究样本,考察区域贸易协定的数字贸易规则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及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区域贸易协定的数字贸易规则深化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缩短制度距离促进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从数字贸易规则条款类型来看,电子商务章节条款与数字知识产权条款的正向促进效应显著;从不同收入类型的国家来看,对出口国为高收入国家的促进效应显著为正,而对贸易伙伴为中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促进效应显著为正;从产业类型来看,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促进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出口增加值;从中间品和最终品来看,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对中间品的正向促进效应较显著。本研究为中国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推动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数字技术投入与制造业本地市场效应

本文以国内增加值出口为视角,利用我国与55个贸易伙伴国17个制造业行业2002—2018年的相关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深入探讨数字技术投入对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投入水平提升显著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对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会因数字技术来源差异、产品特征差异、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差异以及国家收入水平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机制检验显示:数字技术投入水平提升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高研发投入强度与创新成果转化能力以及推进制造业服务化促使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

创新是否延伸了中国工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链长

对外开放以来,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由于核心技术缺失等原因,中国仍存在被锁定在低端生产环节的问题,在国际分工下实现生产链的延伸刻不容缓。本文使用2000—2014年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数据,探讨企业自身创新能力如何影响其在全球价值链中承担的生产环节长度及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创新对其链长的延伸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尤其是处于技术密集型行业、低集中度行业和位于全球价值链靠下游的企业;中间品进口替代效应、资本品进口互补效应以及进口结构优化效应是企业创新促进其延链的主要渠道;企业链长的延伸能够强化企业出口韧性并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这一结论表明,未来中国应进一步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并巩固创新成果,以帮助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

贸易脱钩、关税冲击与外商撤资

如何保证外商直接投资稳存量、扩增量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深入探究关税冲击对外商撤资的实际影响,有助于理解新形势下外商撤资问题的实质、把握稳外资工作的关键。本文基于商务部2014—2020年外商投资企业数据,测算得到各行业外商撤资情况,同时根据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清单与中国海关数据库,加权测算出各行业受冲击的暴露度,考察关税冲击对我国外商撤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关税冲击通过提高外商投资成本、挫伤市场信心的途径显著引起外商撤资;冲击易导致市场寻求型外商投资撤资,对效率寻求型外商投资无显著影响;冲击挤出了我国具备生产优势行业的外商投资,对我国不具备生产优势行业的外商投资无影响;冲击引起低技术、弱研发、低产能利用率行业的外商撤资,对高技术、强研发、高产能利用率行业无影响。本文研究为理解贸易摩擦关税冲击与外商撤资问题提供了参考。

全球价值链贸易研究:现状和展望

尽管近年来国内外对全球价值链贸易的研究逐渐丰富,但在数据库构建、核算方法和实证研究方面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为此,本文重点评述了近年来全球价值链贸易相关分解方法、核算框架与实证研究。通过对不同的核算方法进行区分和述评,本文归纳了全球价值链贸易分解中易混淆的相关概念,并就政策制定者关心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的驱动因素和社会经济影响进行系统梳理。进一步地,为厘清中国近年来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特征,本文基于相关测度方法提炼了四个典型事实,并探索性地提出“双循环”的三种测度方法。最后,本文指出全球价值链贸易研究的关键瓶颈,提出若干思考,以期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的全球价值链未来研究夯实基础。

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新议程

本文旨在探讨全球价值链在当前世界经济环境下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中国的相应对策,从而明确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新议程。讨论新冠疫情大流行、地缘政治、大国竞争政策等不确定性因素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述评全球价值链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包括产业链韧性与重构、产业补贴政策等;讨论能源转型、减碳目标及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本文指出在贸易壁垒传递、福利分析等研究问题上,现有全球价值链研究与经典国际贸易理论的结合仍有待加深,全球价值链对于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其存在和发展可能因短期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而遭遇挑战,也可能因应对气候变化、改善环境治理等高水平发展目标而出现调整,但并不会发生根本性逆转。

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如何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本文基于2000—2018年TAPED数据库、UIBE GVC数据库匹配的跨国行业面板数据,深入探究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垂直深度、水平广度提高有助于提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促进技术创新、降低贸易成本、扩大市场规模是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有效渠道;相对于对数据流动过度限制的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模式,开放型和有条件型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模式更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安全例外条款深度增加不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显著提升了“数据依赖型”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条款和个人数据保护条款深度增加有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而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条款深度的影响则显著为负。本研究为构建数据安全有序跨境流动的法规体系以及深度参与数据跨境流动国际治理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金融发展与全球产业链变迁:上游化还是下游化

金融业已经成为助力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和双边附加值贸易数据,测度全球41个国家56个行业产业链的上游度和下游度,并在此基础上识别金融业发展对产业链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金融业发展程度提高1%,上游度下降0.0417%,下游度增加0.0462%。这意味着金融发展显著促进全球产业链向下游环节跃迁。第二,金融业发展可以同时促进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产业链下游化,这充分说明金融业发展对产业链体系的影响不存在异质性。第三,本文分析了金融业发展影响产业链跃迁的渠道,发现无论是直接金融市场还是间接金融市场都会强化金融业对产业链向下游跃迁的影响。本文还基于标准普尔的信用评级指数和证券交易中心的历史数据构建工具变量,有效解决了内生性问题。本研究有助于厘清金融业发展影响全球产业链体系变迁的内生机制,为我国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提供重要启示。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增长--基于数字文化出口贸易的解释

近年来我国企业层面对外直接投资(OFDI)基于扩展边际实现快速增长。本文围绕我国对东道国的数字文化出口贸易是否会通过缩短文化距离进而促进OFDI二元边际增长展开理论阐释和经验验证。研究发现:我国对东道国开展数字文化出口贸易可以显著提升对其OFDI的二元边际;文化距离是数字文化出口贸易影响OFDI二元边际的重要机制;与东道国开展不同类型的数字文化出口贸易(包括数字图书、数字游戏和数字视听)均可提升对其OFDI的二元边际;数字文化出口贸易对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影响会因企业所属行业和所有制的不同而呈现异质性;与东道国开展数字文化进口贸易也可以显著提升对其OFDI的二元边际。本文研究结论为我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持续增长提供了新的解释,也带来了一系列政策启示。

参建通道经济能促进欠发达地区对外开放吗--来自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经验证据

高质量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引领西部欠发达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本文以是否参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为分组依据,在充分识别异质性处理效应的基础上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欠发达地区参建通道经济的对外开放效应展开经验分析。研究发现:参建通道经济持续带动了欠发达地区的对外开放,促进贸易开放与投资开放上涨6.8%与1.6%,但该效应存在显著的时空异质性;参建通道经济通过改善交通基础设施“硬联通”建设,优化资源要素配置与弥补欠发达地区不利的开放初始条件推动对外开放,但未能带动民心文化等“软联通”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成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国际开放大通道,推动欠发达地区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联动,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开放特色显著,但开放不均衡的难题亟待解决。本研究对高质量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促进中国更高水平的向西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中欧班列开通是否提升了城市创业活跃度——来自中国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中欧班列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交通纽带和空间载体,不仅提高了开通城市的对外开放水平,也加速了所在区域的要素资源流动,为城市创业活动注入新的动能。本文利用2004—2019年中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中欧班列开通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中欧班列显著促进了开通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影响机制在于,中欧班列通过贸易开放效应丰富了创业机会并通过金融发展效应缓解了创业融资约束,从而使开通城市创业活跃度进一步提升。本文补充了中欧班列在城市创业层面经济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及加速将中欧班列带来的机遇优势转化为当地的经济优势提供了政策参考。

中美贸易摩擦与企业研发投入

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是掌握科技发展主动权,更好地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重要举措。基于实物期权理论,本文通过整理2018年美国征税清单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会促进受制裁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规避市场竞争与成本压力效应是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路径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在一般贸易占比高、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深以及不存在海外投资的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分析显示,中美贸易摩擦不仅会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还有利于提高创新产出和创新质量,促使企业实施自主创新策略。本文为中美贸易摩擦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证据,也为破解当前“卡脖子”难题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和政策建议。

制度创新促进利用外资“稳中提质”了吗

制度创新对利用外资具有“稳中提质”的作用是当前中国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命题。在量化分析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基础上,本文基于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通过降低市场准入壁垒和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直接作用机制,以及推动产业集聚、高端要素集聚和扩大本土市场需求规模的间接作用机制,促进地区利用外资“稳中提质”。基于空间计量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对相邻城市利用外资尚未产生“辐射”作用,反而具有“虹吸”作用。此外,从制度创新具体维度来看,以政府职能转变和法治化环境优化为表现的制度创新作用较为明显,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效果还未体现出来。这一结果可能意味着,当前自贸试验区形成的“可复制、可推广”制度创新成果“落地”效果欠佳,在区域联动和产业协作等方面还未形成有效分工。未来,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在继续进行差异探索的同时,亟待在上述几个方面取得新进展、新突破,从而进一步发挥其对利用外资“稳中提质”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