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研究》2024年征稿启事

《国际金融研究》是我国国际金融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是我国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学术界、实务界等进行国际金融问题研究与决策时的重要参考。本刊立足于金融,特色在国际,关键是理论深度及学术前沿。

mBridge: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支付体系创新

受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市场割裂等因素影响,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的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传统跨境支付在成本、速度、运营等方面面临一系列挑战。在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的推动下,由四个法律辖区联合创建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为解决跨境支付的突出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本文在深度调研多家参与m Bridge试点的央行机构和商业银行基础上,系统梳理了mBridge的内涵及运行机制,从经济效应、安全稳定效应、普惠效应及网络效应等方面对mBridge支付体系的独特优势进行了经济学分析,阐明其在治理机制、支付机制、信用机制、监管机制、技术机制和市场机制上的系列创新,及其在数字经济时代作为国际支付体系改革方向的重要价值。为更好地满足维护货币主权、保护隐私和技术迭代等需求,本文建议进一步完善mBridge的顶层设计和技术创新机制,更好地发挥mBridge在跨境支付中的作用,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新赛道。

“去美元化”背景下的人民币贸易计价研究——基于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视角

在美联储持续加息以及美欧对俄频繁金融制裁的背景下,各经济体加速“去美元化”,这为发展人民币贸易计价功能带来机遇。本文在允许第三方货币计价的条件下构建了基于厂商利润最大化的计价货币选择模型,分析表明: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有助于增强人民币的贸易计价功能,其作用机制包括稳定人民币汇率和增强境外人民币信心两个方面。本文使用2005—2021年UNComtrade数据库构建了国家间贸易价格数据集,测算人民币的贸易计价功能。研究发现: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对人民币的贸易计价功能有显著增强作用,剔除美元影响后该作用依然存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从稳定人民币对签署国货币汇率和增强境外人民币信心两个方面推进人民币的贸易计价功能。本文研究对“去美元化”背景下稳步发展人民币贸易计价功能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中国城市金融韧性测度、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

增强金融韧性是筑牢新时代金融安全的重要抓手。基于此,本文以城市金融韧性为切入点,尝试探讨我国城市金融韧性总体水平、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研究发现:样本期内我国金融体系经历了两次外部冲击,按冲击发生时间可将样本期分为三个阶段,各阶段特征明显;我国城市金融韧性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并且在稳定调整阶段差异逐渐缩小,但随着第二次冲击的发生差异开始拉大,区域内差异及超变密度是主要差异来源;随着我国金融体系持续深化改革,样本期内我国城市金融韧性整体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但存在一定的极化现象。因此,在推动金融韧性提升的过程中,应加强区域间金融要素流动,提升区域金融协调能力,以期为加速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助力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提升企业表现吗?——基于集团内利润转移避税的研究

本文利用2008—2018年上市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地理位置信息与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范围进行精准匹配,研究企业集团通过向其位于开发区内的子公司转移收入,借助子公司所在开发区的财税优惠政策进行避税的行为及其经济效果。研究表明:企业集团通过关联交易向可以享受开发区财税优惠政策的子公司转移了大量收入,虽然降低了集团公司的整体实际税赋,但导致国家税收流失。在企业绩效方面,公司整体税赋减少并未促进企业投资或提高企业绩效,但提高了公司高管薪酬,增加了股利派发和股票回购。进一步研究发现,开发区完善配套的制度环境能够缓减税收洼地的负面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提高开发区之间政策的协调性和统一性,减少我国税收流失及提高财税优惠政策的精准性提供了参考。

基于机器学习的信用债流动性风险预警研究

防控信用债的流动性风险关系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维护国家安全,其核心在于对风险进行有效测度和预警。本文采用2009年1月—2020年12月的中国信用债月度数据,通过尾部相关性测度信用债流动性风险,从融资约束、信用风险和噪声交易角度构建预警风险因子体系,并采用神经网络等包含11种设定的机器学习模型,预警信用债流动性风险并识别重要风险因子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第一,包含一层隐含层的神经网络对信用债流动性风险的预警能力最强,在不同类型债券和不同外部环境的样本中预警能力的稳定性较强,能准确预警市场层面的流动性枯竭事件;第二,券龄的重要性最高,新发行的债券会通过引发噪声交易的方式形成流动性风险,但随着券龄增加,流动性风险减少的程度是递减的;第三,流动性风险是由多类风险因子协同运动生成的,其中,经济状况变动、货币政策改变或跨市场冲击与券龄的非线性联动对于驱动流动性风险最为重要。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大、小安排”迷局与破解思路

资本账户开放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环节,在经济下滑时期被寄予厚望,而其蕴含的风险决定了开放必须审慎而行。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核心问题是“大安排”与“小安排”问题,前者指其与汇率自由化、利率市场化的协调,后者为各子账户开放的时间安排与空间安排。鉴于现有学术研究尚无法全面指导两个进程的推进,合理可行的方案是先凝聚现有研究的共识,再基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三个阶段,将“顶层设计”的学术研究与“摸着石头过河”的现实推进有机结合,以保障资本账户开放的总体科学性与现实可行性。文章进一步论证:在实践方面,应贯彻协调推进原则、渐进试错原则、相机“层级推进”原则、阶段性回缩调整原则;在学术方面,基于机器学习的非线性组合门槛模型与基于大国开放DSGE模型的制度演进模拟应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企业金融化的就业效应:是促进还是抑制?

企业是提供就业的主体,本文选取2012—2019年非金融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企业金融化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行为显著缩减了劳动雇佣规模,而员工配置效率并未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未来主业业绩的提升有助于削弱企业金融化对劳动雇佣的“挤出”效应。机制检验表明,企业金融化会通过增加融资成本和缩减实业投资,抑制企业劳动雇佣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对劳动雇佣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影子银行水平较高的地区及中长期配置过多金融资产的企业。拓展性分析发现:金融强监管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抑制企业金融化,提升企业劳动雇佣意愿,扩大就业规模。本文通过研究企业金融化对劳动雇佣的影响,结合监管外生冲击探讨企业“脱虚向实”所产生的就业促进效应,从企业实践和政府引导两个层面为缓解经济“脱实向虚”和稳定就业提供政策参考。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的金融一体化与区域经济协调——基于金融跨域支撑网络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测算中国金融跨域支撑网络,考察金融一体化分布情况及演变态势,探究其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的非线性影响特征及影响方式。研究发现:第一,随着时间推移,区域金融一体化程度逐渐提高,部分欠发达省级行政区在金融跨域支撑网络中的嵌入程度有所提升。第二,目前中国金融一体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表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关系,当金融跨域支撑关系处于较低水平时,金融一体化有助于促进欠发达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缩小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但其促进效应呈现递减态势;当金融跨域支撑关系处于较高水平时,金融一体化对欠发达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转为抑制效应,同时对相对发达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更大的促进效应。

数字鸿沟对中国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可及性和使用度两个维度,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家庭数字鸿沟指数,研究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鸿沟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数字鸿沟使得收入不平等水平显著上升。相较于数字接入鸿沟,数字使用鸿沟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鸿沟通过更大程度上抑制低收入组家庭创业及农村家庭非农就业,加剧收入不平等状况。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鸿沟对于相对弱势群体如低教育水平家庭、低社会网络家庭的收入水平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本文为理解数字鸿沟的影响提供了新证据,为采取措施缩小中国家庭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思路。

共同冲击视角下全球股票市场关联性研究——基于时变广义动态因子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时变广义动态因子模型(tvGDFM),从共同冲击视角出发,对全球主要股票市场的长期关联性和瞬时关联性、低频关联性和高频关联性以及共同冲击下的共振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公共因子是国际股票市场波动率信息的主要携带者,当受极端事件冲击时,公共单因子是国际股票市场关联效应的主要驱动力;第二,受极端事件驱动,国际股票市场的关联性具有明显的地理集聚效应和风险源头的属地特征,区域内股票市场间的风险传染强于跨区域股票市场间的风险传染;第三,国际股票市场的关联以长期关联和低频关联为主,且国际股票市场的关联性能够刻画公共冲击的长期性影响和风险传染的长记忆性特征;第四,极端事件提升了国际股票市场的波动同质化程度,发达经济体的同相关联促进了波动的顺周期性,而新兴经济体的异相关联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外部冲击。

美联储加息冲击下跨境资本流动监管的“双支柱”调控研究

后疫情时代美国超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其通胀高企,美联储开启史诗级加息周期,国际资本大幅快速回流美国,导致全球金融风险显著上升,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亟须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监管。本文构建一个包含无息外汇准备金逆周期调节跨境资本流动的小型开放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研究“双支柱”调控应对美联储加息冲击的效果。结果表明:第一,美联储加息冲击下,国内产出和通胀下滑,人民币贬值;此时采取降低外汇存款准备金政策能稳定汇率并降低经济波动,主要机制是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能增加国内金融机构外汇贷款的资金供给,降低国内企业融资成本。第二,提升利率政策虽然有助于稳定汇率,但会增大经济波动且削弱货币政策有效性;而“双支柱”调控不仅能降低产出和汇率波动,还不会降低货币政策有效性。第三,“双支柱”政策最优组合是货币政策盯住国内产出和通胀波动,宏观审慎政策盯住国际资本流动。据此,本文认为,我国应采用“双支柱”调控应对美联储激进加息,降低利率以应对通胀和产出下滑,降低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以促进汇率稳定。

市场竞争、金融创新与上市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承担

本文从理论角度构建了市场竞争、金融创新与系统性风险的统一分析框架,发现金融创新与系统性风险之间存在依赖于市场竞争度的非线性关系。基于此,本文采用门限回归模型对上市金融机构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低竞争阶段金融创新会提高系统性风险,中等竞争阶段则会产生一定的风险抑制作用,而随着竞争达到较高阶段,银行业创新与证券业创新带来的风险效应出现分化。为了揭示背后的风险作用机制,本文运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了金融创新在产品、服务、技术三个维度的子指标,进一步实证发现证券业的风险抑制效应源于产品、服务与技术三者的共同作用,而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积聚与影子银行产品的复杂嵌套及金融科技的过度运用有关。因此,本文认为,各金融机构应主动结合自身优势,稳步推进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同时注意技术的引入应与自身发展条件相适应,强调技术风险的防范。

金融强监管、短贷长投与企业债务风险:来自《资管新规》的证据

金融强监管旨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而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以《资管新规》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6—2022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公司半年度数据为样本,考察金融强监管对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资管新规》的实施加剧了短贷长投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且这一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低成长型企业和银行竞争水平较低的地区表现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这一影响由企业外部融资环境变化和债务偿还压力共同作用实现,实施《资管新规》引致的影子银行业务收紧加剧了短贷长投企业的债务偿还压力,最终导致其债务风险上升。进一步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若短贷长投由过度投资所致,则《资管新规》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治理效应和缓解债务风险;若短贷长投由长期融资约束所致,则《资管新规》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流动性效应和加剧债务风险。本文从企业债务风险的角度拓展了《资管新规》的政策效应研究,为优化强监管政策提供经验参考。

零售业务降低了银行风险承担吗?

在商业银行零售转型的大背景下,本文基于2008—2021年我国434家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零售业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发现:零售业务能够显著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规模较大、资本充足率较低、金融科技发展程度较高的银行,零售业务对风险承担的降低效应更强。对作用渠道的分析表明:零售业务能够提高银行的盈利水平和资本充足率,降低银行盈利的波动性,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抑制作用。进一步区分零售业务类型发现:除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和个人经营性贷款业务外,其余各类零售业务均能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此外本文还发现:零售业务质量越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越低。

人工智能与实际汇率

本文将人工智能变量以生产任务方式引入Balassa-Samuelson模型(巴萨模型),理论分析人工智能发展对实际汇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可贸易品部门智能化程度提高将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不可贸易品部门智能化程度提高将导致实际汇率贬值。本文以工业机器人安装存量表示智能化程度,利用国际机器人联盟、Peen World Table 10.0和世界发展指标等数据库构建1993—2019年72个国家和地区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可贸易品部门智能化程度提高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且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不可贸易品部门智能化程度提高导致实际汇率贬值的结论在统计上不稳健。拓展分析发现:第一,人工智能发展对实际汇率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第二,分行业而言,制造业智能化程度提高导致实际汇率升值,建筑业智能化程度提高导致实际汇率贬值;第三,OECD成员国可贸易品部门智能化程度提高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不可贸易品部门智能化程度提高导致实际汇率贬值;而非OECD成员国智能化程度改变对实际汇率影响不显著。

注册制改革的溢出效应——基于初创科技型企业融资的证据

股票发行注册制在成熟市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能否适用于新兴市场存在不确定性。本文利用注册制首次在我国科创板试点实施的准自然实验,以2016—2020年进行首轮融资的7715个初创企业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对初创科技型企业融资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相对于核准制,注册制实施后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融资金额增加,融资时间提前;注册制改革通过提高风险投资之间的竞争强度,促进初创科技型企业融资;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更强或者风险投资的相关投资经验更多时,注册制改革对初创科技型企业融资的影响更显著;注册制改革对初创科技型企业首轮融资的上述影响能够持续传导至后续轮次融资直至企业公开上市。本文结果表明:注册制改革能够显著增强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企业的金融支持功能。

普惠金融的共同富裕效应研究

全球经济正处在数字化转型时期,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研究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能够为推进中国共同富裕提供基于普惠金融视角的新解读。本文通过阐释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并基于2011—2021年全球185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发展推动普惠金融供给能力提升是全球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缓解金融约束是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机制。普惠金融供给能力提升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缩小收入差距,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共同富裕。提高普惠金融使用程度和提升普惠金融可持续性有利于降低金融服务门槛,促进经济发展。普惠金融的共同富裕效应在互联网普及率高、国民受教育程度高、小微金融机构分布广以及金融市场准入政策宽松的国家作用更明显。本文的研究为发展普惠金融,实现共同富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经验论据和施政参考。

信息网络嵌入式海外扩张:中资银行全球经营网络形成机制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银行的信息基础观理论框架,分析了跨国银行形成全球经营网络的动因、路径与效应,利用1978—2022年中资银行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数据库,检验了中资银行全球经营网络的路径依赖、社群集聚、金融中心集聚以及同伴跟随效应。研究发现:首先,中资银行海外扩张的区位选择依赖于自身全球经营网络建立的信息优势,趋向于选取已设立分支机构地区或与已设立分支机构地区地理临近、经济联系紧密的地区扩张;其次,中资银行海外扩张的区位选择呈现显著的社群内集中效应,社群内频繁复杂的信息交流使中资银行依赖其经营网络的社群分布来进行海外扩张,形成向社群内集中的趋势;再次,金融中心凭借其在全球金融市场中核心性的信息地位和向周边地区的信息溢出作用吸引中资银行向该地区扩张,中资银行海外扩张呈现显著的向金融中心点集聚和圈层集聚效应;最后,同伴银行经营网络的信息溢出效应显著影响银行海外扩张的区位决策,中资银行海外扩张还呈现同伴跟随的特征。本研究为中资银行国际化提供了来自信息流的全新分析视角,有助于理解中资银行全球经营网络的构建动机和扩张路径,为中资银行全球化战略的制定和相关部门稳步推进金融开放提供参考。

上游供应链供给冲击、宏观效应与应对政策研究

近年受贸易保护主义等事件的影响,我国上游供应链不断受到冲击,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加大。为此,本文首先构建BVAR模型,发现如下特征事实:负向的上游供应链供给冲击将导致产出、消费、投资和就业下降,通货膨胀率和名义利率上升。其次,构建含有垂直产业链结构、信贷约束和价格粘性的两部门新凯恩斯DSGE模型,数值模拟发现:DSGE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上述特征事实。机制分析表明:负向的上游供应链供给冲击将使上游产出下降、价格上升,并通过价格传递渠道、中间品供给渠道和就业渠道向下游传导,最终使总产出下降和通货膨胀上升。最后,反事实模拟三类政策对冲负向的上游供应链供给冲击的政策效果发现:一是在长期的自主创新和进口替代政策中,降低进口中间品比重进而提高中间品国产化率的政策效果优于提高进口中间品的替代弹性;二是在税收政策方面,进口关税减税政策优于企业所得税减税政策;三是“双支柱”调控政策优于单一货币政策,而且盯住进口中间品价格的宏观审慎政策优于盯住上游产出和上游产出价格。在实施产业扶持政策时,将上述政策搭配在一起,将形成叠加效应,更有助于维护供应链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