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研究》2024年征稿启事

《地域文化研究》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办刊方向,刊载地域文化理论及各地域文化研究成果,梳理和展示各地域文化中的优秀内容,促进地域间文化交流,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为宗旨,立足于构建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的学术平台,引领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的主流方向,深耕中国人的文化家园。

略论河洛文化之元典观念

河洛文化是历史上产生于河洛地区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总和,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核心文化之一,其元典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与主干的重要组成部分,凸显着河洛文化传承的连续性。河洛文化的元典观念和精神标识如天人、宗法、民本、和合、通变、创新等观念,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中华元典观念之所以产生于河洛地区,原因多多。广袤的河洛大地是华夏民族最早跨入人类文明门槛的地域,农耕文化高度发达;河洛地区是儒家文化产生并与诸子文化相互激荡、汇融发展的首善之区;由于交通便利,河洛文化极大地影响了周边各地域文化的发展,加之历史上多次人口大规模南迁,也极大地影响了赣闽粤文化。先进文化的基因优势、“天下之中”的区位优势和“经”文化的优势,使河洛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时期的勘灾机制研究——以淮河流域为例

民国时期,特别是进入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勘灾的法规与组织体系逐步健全,对勘灾人员的选聘机制已较成熟,政府与社会合作,发挥各自优势,政府购买社会的救灾服务,渐为普遍的共识。勘灾人员对灾区灾情的记述多采取背向性的方式,以发挥其激励的功能,政府对此予以认可。灾情勘察是个持续的过程,是划分灾害等级和分配灾区物资的依据。勘灾过程充满艰险与困难,也是勘灾者思考灾害原因和提供对策建议的过程。勘灾的效率取决于决策者的权衡,与社会的经济力、财力、社会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从地理范畴来说,淮河流域为近代中国有名的灾害频发且严重的区域,考察该区域的勘灾有典型的意义。

北魏社稷祭祀礼仪的考察

天兴元年(398),道武帝在首都平城设置社稷,并制定社稷祭祀礼仪。道武帝设置社稷,参照了晋代“二社一稷”的模式,即设置了太社、帝社和太稷。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依然在首都设置太社、帝社和太稷。道武帝实行的社稷祭祀礼仪,也仿照了晋制的规定,所以,祭祀的神祇、时间、日期、用牲、三献仪式,都与晋制大体相同。只是为了与北魏的土德结合,祭祀定日采用“戊”日,即以天干定日,而放弃了晋代的以地支定日的做法。孝文帝改革后,将北魏的土德改为水德,因而,也就将原来的以天干定日改为晋代的以地支定日,又延续晋制的规定。因此,北魏的社稷祭祀实行的正是中原汉族王朝的礼仪。北魏王朝还将社稷祭祀礼仪与皇帝统治相结合,因而,就使社稷祭祀与郊祀天地、宗庙祭祀都居于重要的地位。所以采取这种做法,正是要利用社稷祭祀来显示皇帝统治的至高无上,并且,还能够作为被统治者臣从皇帝的表现。而且,北魏社稷祭祀礼的实行,还是王朝推行有利于农业生产措施的体现,因此,也就成为促进拓跋鲜卑人与汉人融合的不能忽视的影响因素。

丝路交会地:北庭故城历史与文化

北庭故城修筑于唐代,位于吉木萨尔县城北境,地处草原丝绸之路与绿洲丝绸之路交汇之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北庭都护府始设于唐武周时期的北庭故城,前身为后汉车师王庭、隋代突厥王庭,是唐代统治和管理天山北麓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历史文化积淀丰厚,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包括考古出土文献。北庭故城是中西文化传承交融的中枢之地,一是早期中原传统文化的进入,大量考古资料已得到印证。二是传统医学在北庭的融汇与运用,包括药物、针灸等。三是宗教文化的繁荣,包括宗教建筑、石窟寺开凿与造像等,是我国唐宋元时期宗教文化东进西出的交融之地。四是唐代诗人书写与北庭文化,包括粟特文化、草原游牧文化。北庭故城见证了唐代对天山北路的管理、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与商贸交易,尤其新疆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彰显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文化的价值和特殊的时代意义。

前秦苻氏文学家族的“胡音汉调”

十六国时期,原本居住于陇右地区的氐族苻氏带领部落向自关中、中原地区迁徙。在此过程中,他们对来自西域的佛教文化以及来自,中原地区传统儒道经典、新起玄学思想等均广采博取、为己所用,逐渐成为一个融合多民族文化的文学家族。在民族文化融合的背景下,苻氏文学家族的文学水平、特色尽管随历史的推移而有所变化,但汉文化始终占据核心地位。氐族苻氏文学家族的作品体现出游牧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相互融合的气质,表现出清雄健爽、质实贞刚的文学风格,显示出各民族文化交融是中国文学繁荣壮大的重要推动力量。

明清王朝对云南中部的地方治理

明清时期,云南中部较元代有更大的发展。明朝统治的时间较长,云南中部为云南世袭总兵官沐氏家族所镇守。以云南中部为核心区域,以卫所将士及其后裔为中心,逐渐形成云南汉族的士绅阶层,并在全省产生深远的影响。清代继承明代的发展趋势,云南中部的主要城镇相连成片,各类资源进一步开发,经济文化水平明显提高,云南中部在全省的重要地位也更为凸显。

从题咏眉山三苏祠诗看清人的崇苏文化心态

作为士大夫瞻仰纪念宋代苏轼家族的文化圣地,三苏祠在清代文化史上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清代诗人拜谒眉州三苏祠者络绎不绝,并留下了大量题咏三苏祠的诗篇。其中王士禛、陈维崧、蒋琦龄、张问陶、石韫玉、钱载、李德仪、何绍基、张之洞、俞陛云等是代表性人物,他们或是专程前往三苏祠匆匆拜谒,或是仕宦途中过境眉山亲临致祭,或是行船岷江遥祭三苏,或是主政四川教育间亲身参与三苏祠建设,留下的相关诗篇是研究清代三苏文化影响及其三苏祠变迁的重要“诗证”。清代诗人三苏祠题咏的史料价值与思想文化内涵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多角度真实摄录了清代三苏祠的盛衰演变,同时也反映了清代士大夫崇苏慕贤的文化心态,以及三苏在清代文人士大夫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江南地域文化历史演进研究概述

综合自然地理、行政区划、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习俗的考量,本文采用狭义的江南概念,框定江南的地域范围,大致相当于秦汉时期的江东,唐代的江南东道中的浙西观察使辖区,宋代的两浙西路加江南东路的江宁府,元代浙西道的大部和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的集庆路,明代南直隶的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和浙江杭州、嘉兴、湖州八府之地,清代则此八府加上升为直隶州的太仓州。纵观五千年的历史演进,江南地域文化经历了越文化、吴文化到吴越文化,然后再到江南文化,最终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上古“夷狄”的异域之地,到华夏文明的接受之地;从中古的文化熔炉之地,走向近古的新文化发信之地,直到近代以来的经济文化高地。经济发达,赋税甲天下;重教善考,科第冠海内;崇文重学,成就称璀璨;能工巧匠,百工擅胜场;服食器用,华侈极一时;外柔内刚,士夫尚气节,构成了江南地域文化的丰富内容和基本特征。江南地域文化挟其重要地位,对全国乃至海外产生出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力。江南地域文化风气前后有两大变化,自先秦至南朝,堪称由武转变为文,中经长时期积蓄过渡,到明中期起,由文升华至雅。江南文化的发展,各个历史时段有所不同,前后递嬗,并非前后千余年中一律不变。江南利用地域和人文优势,不断利用吸收外地移民、先进文化和商人资本等,江南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利用和消融着“外地”文化。江南文化的辉煌,是由江南与全国其他地域人士共同铸就的。江南地域文化,应该是指由各种人士共同创造而且与时俱进的地域文化。

高句丽对三燕的认知嬗变--以双方往来人员为中心

高句丽对三燕的认知源于彼此相似地缘与政权属性,并与毌丘俭征高句丽直接相关。长期以来,高句丽对前、后燕的认知较为复杂,既充满畏惧而又心怀芥蒂。当然,这种认知状态亦曾发生变化。4世纪初,高句丽美川王主动与慕容鲜卑争夺辽东、乐浪等地的控制权。与此同时,高抚、高顾、崔毖、冬寿等大族东奔高句丽,间接打击了慕容鲜卑的政权自信。一时间,高句丽的自我认同感大幅提升。伴随着东亚域内政权的消长,至5世纪初,高句丽对慕容鲜卑的认知再度发生变化。可以说,高句丽对三燕的最终认知,已从自卑转变为轻视。

关于高句丽社会性质分歧意见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研究取得很多新的成果,也存在着一些分歧意见。学者们对于高句丽政权的社会性质进行了讨论与研究,代表性的意见有四种:一是奴隶制社会,二是奴隶制与封建制共存,三是前一半是奴隶制后一半则是封建制,四是封建制社会。总结以上说法,虽然各有依据,努力自圆其说,但是,大体上都把高句丽作为一个独立政权来看待,忽略了汉唐时期高句丽在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封建社会的性质。

生态边界、族群归类与西南边疆社会的内地化进程

“中国”含义的变迁导源于华夏边缘的推移。中国西南的华夷界限在秦并巴蜀后从“秦岭—巴山”南移至“横断山脉—大凉山—大娄山—武陵山区”一线。汉武帝两次开发西南夷后置诸多郡县,终未能从根本上推动此界限的继续移动。后世中原政权屡经更迭,夷夏之辨代有差异,但这一奠基于秦而定型于汉的西南华夷边界难以大规模向南、向西推进。原因有二:第一,自然生态造成的经济文化类型的差异,形塑了内地人群与边疆人群的认同界限;第二,内地移民虽在秦汉时期已进入西南,但山寨与坝子相间分布的地形特征使移民及其文化呈现“点—线”结合的分布格局,在元代以前难以实现“面”上的内地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东亚地区不同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并铸牢的。

再论高句丽的族源及族称

对于高句丽的族源与族称问题,通过对其民族族源、族称含义、历史演变进行考释,可以确认高句丽族的东夷族系身份,并可清楚地初步厘清高句丽族在始居地的基本史迹。其先世无疑来自中国上古东夷文化区,也是中华文化的缔造者之一,并与其他各民族共同促进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发展和文化进步。

明清时期西南边地白山司域日常社会生活习俗探微

明清时期是中国土司制度总体发展的鼎盛时期。作为明清时期中国土司统治的核心区域,西南边疆土司地区的日常政治生活与其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不无关系,惜学界迄今对此研析甚少。本文特以《白山司志》作为主要史料依据,仅就明清时期白山司域土官土民的日常社会生活作为切入点,对其饮食习俗、服饰习俗、居住文化、丧葬习俗、信仰习俗和语言文化等诸多社会生活现象进行透析,可以考见明清时期白山司域的日常社会生活不仅具有受自然地理环境影响较大、壮族历史文化特色鲜明、深受中原汉文化影响、宗族观念浸润久远以及官民同俗等诸多特征,而且对土司政治具有密切的联系与影响。由白山司域的日常社会生活切入展开专门研究,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土司制度时代边疆民族地区真实的日常生活样貌与社会发展状况,进而透视土司制度时代“因俗而治”的土司政治背后诸多纷繁复杂的非政治因素及其影响。

制造海疆胜迹:明代诏安湾的海防石刻遗产与文化表述

明代隆庆、万历年间,以张元勋等人为主的一批明朝海防将领在东南闽粤交界地带的诏安湾悬钟城果老山中创造了一批石刻。这些石刻文本大部分内容都与海洋有关,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上述这群人在果老山的石刻活动是明朝经略东南海疆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一海洋景观的刻画创造,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表述过程,呈现出纪念碑性的意义。它展现了明代海防精英们试图通过刻石等建构风景的方式,来重塑王朝海洋空间。

塞北何以江南:论明代宁夏的江南营造

宁夏“塞北江南”形象的产生源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长期不懈的开发历史,“塞北江南”形象在明代的丰富和升华展现了宁夏地区逐渐内地化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五湖四海的移民,其中江南地区或者说泛中原的移民成为关键少数。明代地方官员们通过对边地的治理和革新,使宁夏这样的塞外之地“江南化”“中原化”和“内地化”。从边荒之地变为风景秀丽、耕读传家之地,成为“塞外的中原江南”。

唐朝“丝绸外贸”国家垄断经营述论

唐代京城长安的西市为“丝绸之路国际贸易市场”,毋庸置疑。然称其“既是丝绸之路的真正起点和终点,也是丝路贸易的最大集散地”,尚需商榷。“丝路贸易”的核心内涵为“丝绸外贸”--“丝绸之路”因此而得名。但长安西市(与东市)一无“丝绸外贸”管理机构(互市监),二无国际性“丝绸外贸交易市场”(批发、零售),三无合法经营“丝绸外贸”的中外私家商人。唐朝对“丝绸外贸”实行国家垄断经营,在往来陆上“丝路”的行旅中,有资格(合法身份)从事“丝绸外贸”者,一是中国官方运输队(为边州“互市”转运绢帛),一是诸蕃“朝贡贸易”使团。而唐代“最大的丝绸集散地”为长安国库,其经济职能(国库财政支用)之一就是“丝绸外贸”。

清初金坛通海案流人

在历史上,因不同罪名而被流徙边疆的大批我国古代流人,具有传播文明、启迪蒙昧、发展经济、民族融合、保卫疆土的历史作用。本文介绍了清初与郑成功领导的海上义师有关的金坛通海案的始末及其流放宁古塔的人员概况。

明代徽州家谱中“贤而位高者”作序现象述论

明代是徽州家谱发展的成熟时期,谱序作为明代徽州家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明代徽州家谱的发展。在明代徽州家谱中“贤而位高者”作序是一个普遍现象,名人作序的历史传统、模仿正史修谱及宗族发展的需要是“贤而位高者”作序的主要原因。“贤而位高者”作序不仅反映了明代徽州家谱在追求“信史”方面的进步,而且能进一步反映明代徽州宗族社会的裂变与发展,更能反映徽州宗族社会与国家的互动。

清朝在改土归流地区实行的保甲制度

在南方土司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是清朝进行的一项重要社会改革。清朝施治较重视法治。在规划改土归流时,统治者提出在改土归流地区将推行保甲制度。清朝在在改流地区实行保甲制度,经历了因地制宜、不断探索的过程。雍正朝在改土归流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大致分为针对外来移民、本地民族的两种类型。乾隆朝更为深入地推行保甲制度,形成团练与保甲并行,以及任命土目、寨长管理基层的制度。在云南澜沧江以南的地区,大体保留了土司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