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税制改革实践探索与未来政府间财政关系展望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我国当代财政演进和发展中的重大改革。本文回顾了我国分税制改革前的财政管理体制和若干现象、分税制改革的三个重要支柱及改革成效和改革后的重要探索。展望未来,应进一步将政府间财政关系蕴于政府间关系之中加以考虑,继续完善地方税体系,进一步探索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组态视角的“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专精特新”企业作为产业链升级的关键主体是增强产业链韧性、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因此,识别“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归纳其高质量发展的模式,对于我国实现产业“补链、强链”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高质量发展理论,使用组态分析法(fs-QCA)2010年—2022年我国省域“专精特新”企业面板数据,探索“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组态效应。研究发现3条“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数字—创新”路径“、数字—政府”路径和“数字—组织—政府”路径。研究结果一方面为“专精特新”企业归纳出3条高质量发展路径,另一方面也为政府针对不同类型的“专精特新”企业制定以财政为主的支持政策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

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福利效应——基于风险分担的视角

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增进居民福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本文基于传统行为经济学和贫困心理陷阱理论,以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风险分担属性为切入点,使用2012年到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DID)模型、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模型等研究方法,揭示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福利效应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可以放宽经济约束,增加居民消费支出,提高个体的物质福利,也可以通过提高个体生活满意度、对未来信心和社会地位认同感增进主观福利。进一步探究发现,政府公共转移支付能够帮助居民分担健康、收入风险,增进个体福利。从分样本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来看,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对男性、低教育程度、中青年、农村及中西部群体的福利效应更大。因此,致力于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和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应重视公共转移支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财税政策与新质生产力:内在要求、着力点和实现路径

作为先进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对适应与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财税视角,对新质生产力的演变逻辑和内涵特征进行梳理,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视角揭示新质生产力对财税政策的内在要求,并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从财政投资方向、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和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三个方面探讨财税政策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着力点,给出财税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实现路径,即改革财税制度体系,完善税收激励政策,加大科技创新研发投入,发挥财税政策的资源导向作用,并注重与其他公共政策工具形成合力。

中国式现代财政的成长与着力点

中国式现代财政是在中国式公共财政的基础上,适应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财政新定位而提出来的。现代财政与市场经济如影随形,财政职能持续扩大,并正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国际经验既有共同的,也有差异的,中国需要走出自己的道路,从现代财政的成长中汲取经验,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财政助力现代化的着力点:按照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健全现代财政宏观调控体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共同富裕;统筹对外开放与经济安全,促进经济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支持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财政建设和改革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实践命题。财政建设和改革在中国成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发挥了基础性、制度性和支撑性作用,也承担着新征程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使命。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路径、制度属性和实现形式,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和独特内涵,强调国家制度及治理效能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分析财政建设实践在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所需要的强大国家能力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新时代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财政建设和改革提供理论思考和实践指向。

财政纵向失衡能促进地方政府参与税收竞争吗?

中国式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税收竞争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于发展地区经济,又会招致治理挑战。鉴于当前厘清财政纵向失衡与地方税收竞争的逻辑关系富有意义,本文从理论上推演了财政纵向失衡对地方税收竞争的作用机理。实证研究发现:现阶段财政纵向失衡对地方税收竞争整体上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并能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财政纵向失衡不仅能通过加重地方财政压力来间接促进地方税收竞争,同样也能通过削弱地方征税努力来间接促进地方税收竞争,但从效应强弱来看,前者不如后者;在异质性方面,财政纵向失衡对地方税收竞争的促进效应仅在政商关系较为健康的地区显著,在政商关系不太健康的地区并不显著。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共享悖论的产生机理、诱因与破解路径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背景下,落实政府“过紧日子”的政策要求及深化预算管理改革成为当下迫切需求。当前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不足与资产闲置浪费并存,呈现出“强调存量资产效能释放、效能却无法释放”的共享悖论。本文遵循“产生机理—诱因分析—破解路径”的逻辑框架,以社会困境理论为基础,深入挖掘共享悖论产生的逻辑机理。研究发现,共享成本引发的成本约束以及政策和环境不确定性引致的决策噪音,是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共享悖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同时,按照多种悖论要素细分,秉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的理念,构建和完善国有资产共享体制下的政策执行保障路径,以期打破现有悖论,实现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高效利用与保值增值。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现存短板与实践进路——基于共同富裕目标前景的审思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的目标前景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回溯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变迁历程,探析其制度存量基础上,按照“目标—短板—实践进路”的逻辑思路审思当下新农保制度模式存量基础与共同富裕目标前景的差距,可知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物质保障能力低、城乡及区域间养老金水平差距大和制度建设水平不足的短板。本研究提出适度提高农村居民养老金水平、合理调节城乡及区域间养老金水平差异、完善制度建设水平三条实践进路建议,以期实现农村养老物质保障层面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新发展格局下扩大农村内需的财政政策研究——基于居民消费的视角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是促进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决策。现阶段,扩大内需要以居民消费为主体、以农村内需为重点。本文从农村居民自身消费需求和城镇居民对农村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分析了制约农村地区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并提出针对性的财政政策建议,以更好地发挥财政在提振居民消费、扩大农村内需方面的政策效能。

财政支持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基于辽宁样本的分析

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我国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政策在精准、有效支持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装备制造业体系完备、门类齐全、企业众多,既有产业数字化的场景资源优势,还有数字产业化的数据资源优势,具有良好的数字化转型基础条件。本文立足于辽宁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展与突出问题,深入分析现有财政政策的成效及不足,并借鉴其他省份的经验做法,提出在完善政策体系、抓住关键环节、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等三个方面进行制度创新,支持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背景下脱贫地区常态化帮扶的财税政策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国虽然已经完成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仍然是“十四五”时期农村工作的重点。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推进共同富裕,促进脱贫地区发展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因此,本文基于财政和税收的视角,在共同富裕背景下研究脱贫地区常态化帮扶的财税政策,在总结财税政策推动脱贫地区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研判未来财税政策可能面临的挑战,科学谋划过渡期后“防返贫”“促发展”的制度安排,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

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积极打造分税制“升级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财税体制改革呈明显加速之势,从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文件,整体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分税制作为处理多级政府间财政关系最为有效的实现形式,理应成为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不二选择。鉴于当下的分税制模式与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初的环境条件、目标取向存有巨大差异,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分税制要注入新概念、新内涵、新形式,打造“升级版”。

平台经济下个人所得税属性界定的类型化路径

平台经济在带来经济模式创新的同时,也对传统税收治理体系能力形成新的挑战。平台经济下,平台内主体个人所得税属性的界定问题一直是税收法治进程中的“痼疾”,在平台经济时代,法定所得类型愈发难以适配复杂的经济业态。本文从类型化的理论视域出发,以主体经济关系为动态要素对传统所得类型归类模式进行拓新,提出依附型、媒介型、独立型三种主体关系,对劳资二元结构下的所得属性加以厘清。在完善类型化理论的同时,通过明晰实体规则、强化监管协力以及完善自律规则的手段实现硬法软法的协同共治,将个人所得类型化的成果扩大至税法体系的建构与完善上。

预算标准体系建设:整体框架、基线筹划与产出成本核算

为广泛且充分地发挥作用,预算标准体系应超越支出标准体系,作为“预算决策标准”加以建设,并满足预算治理框架的四类可接受基准:财政约束标准、财政成果标准、预算程序标准和预算数据标准。预算标准体系建设还应采用基线筹划作为预算准备的标准方法,并以标准产出的成本会计为基础实现预算合理化。

数字金融促进地方增值税增收:理论假说与实证检验

本文在数字金融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影响机制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择我国31个省份2011年—2022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从区域人均产出水平和非农产业规模等角度考察数字金融对地方增值税收入增长贡献的门槛效应。研究结论: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显著促进地方增值税收入的增长,而在区域人均产出水平较高或非农产业规模较大的省份,数字金融对增值税收入的赋能效应边际递增。与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发展数字金融对地方增值税收入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从数字金融视域出发研究增值税的税收影响,可以为调节增值税地区间横向分享有效性提供理论借鉴。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预算绩效管理改革

新时代新征程,预算绩效管理要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提供有力支撑。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对预算绩效管理提出的新要求体现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求更全面的预算绩效管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求更精准的预算绩效管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更绿色的预算绩效管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求民主法治的预算绩效管理。现行预算绩效管理框架亟须转向更完善、更科学、更高质量的绩效管理体系,从预算资金配置、专项资金绩效管理、绿色预算绩效管理、绩效管理法治化与民主化建设等四个方面进行具体谋划,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奠定坚实基础。

促进乡村振兴的日本故乡税:制度逻辑与模式借鉴

故乡税是日本特有的税收制度,其本质上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新型财政转移支付模式,在日本乡村振兴中产生了积极效果。日本故乡税通过给予个人纳税的抵扣优惠和受捐地方的家乡赠礼的方式激励捐税人自愿参与故乡税的制度运行,产生改善地方财政状况、促进产业发展、打造地域文化名片及唤醒城乡人文联系等外溢效应。我国不存在借鉴日本故乡税的法律障碍,并且以我国现有的公益慈善捐赠个人所得税扣除制度为基础,通过允许捐赠人向政府捐赠,并增强受捐地方在受捐中的能动性,可以探索并构建财政转移支付个人中心模式的本土化,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新思路。

城市更新对地方政府债务影响的时空异质性分析--基于时间地理加权模型

本文使用2011年—2021年全国除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外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选择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和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作为目前城市更新主要支出指标,采用时间地理加权模型(GTWR)分析城市更新对地方政府债务影响效应的时空异质性,得出结论如下:从全局看,城市更新会推动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张;在时间上,公共基础设施的更新建设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张作用逐年减弱,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影响存在先收缩后扩张、波动上升的变化趋势;在空间上,公共基础设施的更新建设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张作用由南向北递增,由东向西递减,保障性安居工程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效应则相反,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增的趋势,且从整体上看,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比经济发达地区的扩张作用强,收缩作用弱,扩张作用减弱的更慢,减弱期持续时间更短。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应研究

本文选取2014年—2019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以2018年作为留抵退税政策冲击时点,运用Stata18软件检验了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是留抵退税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二是企业的研发创新和固定资产投资在留抵退税政策和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三是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对于大规模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所在市场竞争程度大的企业、所在地法治化水平高的企业促进力度更大。据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加大对小微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支持;完善统一大市场,促进市场的自由竞争;全面推进地方法治化建设,优化数字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政策、固定资产投资政策与留抵退税政策协调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