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税制改革实践探索与未来政府间财政关系展望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我国当代财政演进和发展中的重大改革。本文回顾了我国分税制改革前的财政管理体制和若干现象、分税制改革的三个重要支柱及改革成效和改革后的重要探索。展望未来,应进一步将政府间财政关系蕴于政府间关系之中加以考虑,继续完善地方税体系,进一步探索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福利效应——基于风险分担的视角

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增进居民福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本文基于传统行为经济学和贫困心理陷阱理论,以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风险分担属性为切入点,使用2012年到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DID)模型、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模型等研究方法,揭示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福利效应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可以放宽经济约束,增加居民消费支出,提高个体的物质福利,也可以通过提高个体生活满意度、对未来信心和社会地位认同感增进主观福利。进一步探究发现,政府公共转移支付能够帮助居民分担健康、收入风险,增进个体福利。从分样本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来看,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对男性、低教育程度、中青年、农村及中西部群体的福利效应更大。因此,致力于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和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应重视公共转移支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共享悖论的产生机理、诱因与破解路径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背景下,落实政府“过紧日子”的政策要求及深化预算管理改革成为当下迫切需求。当前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不足与资产闲置浪费并存,呈现出“强调存量资产效能释放、效能却无法释放”的共享悖论。本文遵循“产生机理—诱因分析—破解路径”的逻辑框架,以社会困境理论为基础,深入挖掘共享悖论产生的逻辑机理。研究发现,共享成本引发的成本约束以及政策和环境不确定性引致的决策噪音,是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共享悖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同时,按照多种悖论要素细分,秉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的理念,构建和完善国有资产共享体制下的政策执行保障路径,以期打破现有悖论,实现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高效利用与保值增值。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现存短板与实践进路——基于共同富裕目标前景的审思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的目标前景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回溯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变迁历程,探析其制度存量基础上,按照“目标—短板—实践进路”的逻辑思路审思当下新农保制度模式存量基础与共同富裕目标前景的差距,可知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物质保障能力低、城乡及区域间养老金水平差距大和制度建设水平不足的短板。本研究提出适度提高农村居民养老金水平、合理调节城乡及区域间养老金水平差异、完善制度建设水平三条实践进路建议,以期实现农村养老物质保障层面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新发展格局下扩大农村内需的财政政策研究——基于居民消费的视角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是促进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决策。现阶段,扩大内需要以居民消费为主体、以农村内需为重点。本文从农村居民自身消费需求和城镇居民对农村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分析了制约农村地区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并提出针对性的财政政策建议,以更好地发挥财政在提振居民消费、扩大农村内需方面的政策效能。

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积极打造分税制“升级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财税体制改革呈明显加速之势,从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文件,整体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分税制作为处理多级政府间财政关系最为有效的实现形式,理应成为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不二选择。鉴于当下的分税制模式与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初的环境条件、目标取向存有巨大差异,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分税制要注入新概念、新内涵、新形式,打造“升级版”。

数字金融促进地方增值税增收:理论假说与实证检验

本文在数字金融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影响机制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择我国31个省份2011年—2022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从区域人均产出水平和非农产业规模等角度考察数字金融对地方增值税收入增长贡献的门槛效应。研究结论: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显著促进地方增值税收入的增长,而在区域人均产出水平较高或非农产业规模较大的省份,数字金融对增值税收入的赋能效应边际递增。与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发展数字金融对地方增值税收入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从数字金融视域出发研究增值税的税收影响,可以为调节增值税地区间横向分享有效性提供理论借鉴。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预算绩效管理改革

新时代新征程,预算绩效管理要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提供有力支撑。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对预算绩效管理提出的新要求体现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求更全面的预算绩效管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求更精准的预算绩效管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更绿色的预算绩效管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求民主法治的预算绩效管理。现行预算绩效管理框架亟须转向更完善、更科学、更高质量的绩效管理体系,从预算资金配置、专项资金绩效管理、绿色预算绩效管理、绩效管理法治化与民主化建设等四个方面进行具体谋划,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奠定坚实基础。

促进乡村振兴的日本故乡税:制度逻辑与模式借鉴

故乡税是日本特有的税收制度,其本质上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新型财政转移支付模式,在日本乡村振兴中产生了积极效果。日本故乡税通过给予个人纳税的抵扣优惠和受捐地方的家乡赠礼的方式激励捐税人自愿参与故乡税的制度运行,产生改善地方财政状况、促进产业发展、打造地域文化名片及唤醒城乡人文联系等外溢效应。我国不存在借鉴日本故乡税的法律障碍,并且以我国现有的公益慈善捐赠个人所得税扣除制度为基础,通过允许捐赠人向政府捐赠,并增强受捐地方在受捐中的能动性,可以探索并构建财政转移支付个人中心模式的本土化,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新思路。

财税政策与新质生产力:内在要求、着力点和实现路径

作为先进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对适应与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财税视角,对新质生产力的演变逻辑和内涵特征进行梳理,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视角揭示新质生产力对财税政策的内在要求,并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从财政投资方向、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和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三个方面探讨财税政策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着力点,给出财税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实现路径,即改革财税制度体系,完善税收激励政策,加大科技创新研发投入,发挥财税政策的资源导向作用,并注重与其他公共政策工具形成合力。

中国式现代财政的成长与着力点

中国式现代财政是在中国式公共财政的基础上,适应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财政新定位而提出来的。现代财政与市场经济如影随形,财政职能持续扩大,并正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国际经验既有共同的,也有差异的,中国需要走出自己的道路,从现代财政的成长中汲取经验,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财政助力现代化的着力点:按照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健全现代财政宏观调控体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共同富裕;统筹对外开放与经济安全,促进经济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支持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城市更新对地方政府债务影响的时空异质性分析--基于时间地理加权模型

本文使用2011年—2021年全国除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外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选择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和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作为目前城市更新主要支出指标,采用时间地理加权模型(GTWR)分析城市更新对地方政府债务影响效应的时空异质性,得出结论如下:从全局看,城市更新会推动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张;在时间上,公共基础设施的更新建设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张作用逐年减弱,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影响存在先收缩后扩张、波动上升的变化趋势;在空间上,公共基础设施的更新建设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张作用由南向北递增,由东向西递减,保障性安居工程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效应则相反,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增的趋势,且从整体上看,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比经济发达地区的扩张作用强,收缩作用弱,扩张作用减弱的更慢,减弱期持续时间更短。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应研究

本文选取2014年—2019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以2018年作为留抵退税政策冲击时点,运用Stata18软件检验了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是留抵退税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二是企业的研发创新和固定资产投资在留抵退税政策和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三是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对于大规模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所在市场竞争程度大的企业、所在地法治化水平高的企业促进力度更大。据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加大对小微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支持;完善统一大市场,促进市场的自由竞争;全面推进地方法治化建设,优化数字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政策、固定资产投资政策与留抵退税政策协调发力。

税收促进服务性消费扩容提质的政策意涵与着力点

服务性消费正逐步上升为居民主导性消费,利用税收政策促进服务性消费扩容提质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的题中之义。当前,我国居民服务性消费呈现替代性与收入弹性高、增长具有波动性与区域非均衡性的典型特征,主要因收入水平不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小和高质量服务供给不足所致,这意味着通过保就业与促增收来增强社会服务性消费能力、在扩中基础上提高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意愿和促进供给端转型升级是新阶段税收政策意涵。由此,助推服务性消费扩容提质的税收政策着力点为:放宽就业创业税收优惠适用条件和出台职业技能培训类服务税费支持政策以强化保就业功能;在营造良好税收环境、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税负和健全慈善税收优惠政策中实现扩中、提高社会边际消费倾向;通过支持服务业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业态服务业和保险服务业发展,增强税收政策对服务性消费供给转型升级的牵引效应。

交通运输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实施的困境分析——基于米特-霍恩政策执行模型

提高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是促进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有力抓手,探究行业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难题及破解之道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对A省交通运输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进行调研,基于米特-霍恩政策执行模型分析考察政策执行过程中面临的困境。研究表明,政策目标与标准模糊、执行保障资源欠缺、执行机构间沟通不畅、职能任务交叉重叠、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化水平低下、执行者执行能力不足等是A省交通运输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政策执行过程中面临的难题。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破解行业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政策执行困境的有效路径。

税收营商环境改革有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吗?——基于多期双重差分的检验

税收营商环境是影响企业经营发展的重要制度环境。本文选取2013年—2021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税收营商环境改革的准自然实验特征,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税收营商环境改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税收营商环境改革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其作用机制是,税收营商环境改革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降低交易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异质性分析还发现,税收营商环境改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因企业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市场化水平和地理区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研究结论可以为深化税收营商环境改革,助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启示。

财政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机制与实践路径

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具象化载体。在财政政策的杠杆效应撬动下,产业变革主导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壮大,形成螺旋上升的“财政—产业—生产力—财政”可持续反馈循环。根据马克思财政资金循环公式,高质量产业供给体系和大规模市场有效需求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一体两面,财政政策发挥“组合拳”效能解决自身“不可能三角”问题的同时,也有效推动了供需“双轮”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驱动作用。政府应根据新质生产力内生发展规律出台组合式政策:在实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的同时兼顾宏观税负稳中有降,提高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供给和需求;采用“紧财政补贴”结构性财政支出政策,精准施策刺激成长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培育未来产业积蓄创新动能,逐级梯次转型升级成新质生产力;合理搭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对冲政策风险和成本,提升财政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效率和质量。

“双碳”背景下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可有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财政分权调节视角

“双碳”政策背景下,地方政府处于污染防治和经济转型的双重压力之中,为顺应全国绿色发展的趋势和主题,各地方政府陆续实施环境规制政策,但规制效果存在差异。本文基于财政分权的研究视角,利用2010年—2022年全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财政分权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间呈“U”型关系,当环境规制程度越过“拐点”时增加环境规制强度可有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2)财政分权对环境规制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励具有动态效应,当财政分权程度较低时可正向调节其激励效应,当分权程度较高时不利于配合环境规制发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增长作用;(3)地区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财政分权会影响地区间的竞争,从而在空间上具有调节环境规制的政策实施效果。基于此,环保政策与经济政策应精准把控、区域合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共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生活垃圾处理费(税)制度的改革路径探索——经验借鉴与启示

我国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主体目前仅限于企事业单位和生产经营者,而作为生活垃圾的排放者——居民,并不在纳税人范围内,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环境保护税在防治污染和保护环境方面的职能。从现有制度体系来看,将生活垃圾处理费制度渐进式平移至环境保护税制体系内,是将个人纳入环境保护税征税对象的有效举措。结合我国现行征管机制及荷兰、瑞士两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征收垃圾费(税)经验,应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以优化制度设计、强化征收管理的“制度完善”的近期目标,逐步过渡到立法层级提升、税制要素构建的“费改税”的远期目标,用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政府预算理论与制度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预算的发展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顺应了时代发展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始终立足实践,回应了时代需求;不断动态调整,将制度优势转换成治理效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式现代化从主体维度、实践维度和属性维度三个方面对中国预算理论与制度创新提出了新要求。因此,亟须构建中国特色预算理论,突出预算理论的政治性、原创性和实践性;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体系,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完善预算支出政策管理制度,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建立中国特色政府债务管理体系,全面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构建财政可持续管理框架。通过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政府预算理论与制度体系,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财政改革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