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自适应系统视角下的城市治理：导向、方法论与特征

我国已经从乡村文明进入城市文明的崭新时代,城市发展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未来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的实现。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城市,如何建设城市,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指出城市治理研究的三条路径/导向: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及经验导向,分析其各自优劣势,并提出在城市治理研究中应将三个导向有机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本文详细阐述了三代系统论的发展,提出了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在城市治理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并阐释了其方法论价值。

中国的城市更新将迎来有机更新的时代——伍江教授专访

受访人简介:伍江,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1960年10月生于南京。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获建筑学博士学位。曾赴美国哈佛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

我国城市社区发展研究述评:基于规划视角

2000年以来,我国规划学界对社区发展的关注日益加强,开始尝试通过规划手段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研究采用文献研究和比较分析方法,对这一时期规划学界关于社区发展和社区规划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发现,当前我国社区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发展内涵认识不深、实现途径封闭单一、参与主体角色不明、研究对象类型局限和动力机制研究不足等问题;而真正要实现社区发展目标,需从理念、角色和途径三个方面的转变开始,回归社区发展本源,坚持“资产为本”社区发展理念,并逐步完善社区规划内容体系,加强与法定规划的衔接,充分发挥社区规划社会属性与空间属性有机融合的优势。同时,应拓展社区发展研究类型,突破地域局限,坚持对每一个社区的精准研究和行动实践,进而逐步形成适合中国特色的社区发展理论与社区规划方法。

COVID-19疫情的生命周期模型与分期应急管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变化存在生命周期,由于缺乏阶段划分的临界标准,疫情分期应急管理存在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在危机生命周期理论指导下,利用当前的COVID-19和2003年SARS(非典型性肺炎)疫情通报数据,对应突发公共事件生命周期的五个阶段——潜伏期、爆发期、相持期、解决期和恢复期,开发通用疫情生命周期分阶段临界标准,并据之构建了针对COVID-19中国疫情的分期模型。同时,还对照我国COVID-19疫情发展的分期特征,解释了各阶段疫情防控的基本目标、可行策略和操作要点,提出疫情发展存在多个拐点,不同阶段有特定的防控目的及战法。COVID-19疫情生命周期模型的提出,揭示了COVID-19疫情的发展特征,总结了COVID-19疫情的分期变化,也为指导疫情防控应急实践,回顾和评价疫情防控的绩效创造了条件。

从社会运动口号到法律制度概念——日本的“社区营造”概念

“社区营造”最初作为社会运动口号,产生于战后日本高速增长时期,其主张在解决城市问题时,应该集聚居民的意识,体现地方公共团体和居民的主体性,因而其具有对抗纵向国家权力体制中“城市规划”的作用。随着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社区营造”的观念正逐渐渗入国家制度体系,构建起居民有效参与城市规划编制、地方日渐增强主体地位的具体法律制度。

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公开检讨:义务主体、公开范围与责任体系

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建议明确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省一级政府或授权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共同列为突发事件的疫情公布义务人,明确传染病或突发事件中疾控机构作为监测主体,建议重大疫情政府信息公开以具有"直接使用价值"为导向及时公布政府信息和支撑信息形成的政府数据,鼓励疫情信息披露"吹哨人"保护条款,通过加强研究国内外信息披露的主要类型和样本对标、完善信息公开结构性要素与衡量标准、发挥督查式信息披露问责"儆戒效应"、发挥纪法衔接信息公开问责兜底、释放结构性信息公开行政问责容错空间等构建结构化行政问责体系,保障信息公开平稳有序。

国外城市更新研究述评:目标原则、因果机制与研究展望

经济衰退、空间破败和社会变坏,促使城市更多地进行城市更新。由于城市更新的理念与实践起源于国外,因此国内城市更新的发展需要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文献统计和内容分析法,对国外城市更新研究的理论进行梳理和总结。研究发现,'竞争性经济能力提升、包容性社会生态建设和适应性城市空间塑造'是国外城市更新的三大目标,在学者们看来,'领土资本、政策法规和利益相关者'是影响城市更新的主要因素,以目标实现为导向的客体评估和以过程优化为导向的主体评估是两类主要的城市更新评估方法。此外,学者发现城市更新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城市的弱势群体和规划子系统。未来城市更新的研究要在三个方面努力:加强影响城市更新因素的研究、重视定量方法在城市更新中的运用和深化城市更新中公平伦理的考量。

如何认识今天的家庭危机?——国家-家庭关系的视角

一、关于'家庭危机'今天我们这个圆桌会议的核心议题,是有关家庭的,包括家庭的权利,以及家庭关系和家庭生活的状况,家庭政策如何完善等。在2017年的秋冬季节,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几个超大城市,发生了一些社会事件。这些事件看似各有问题的症结所在,但它们同时让人们感受到了与家庭相关的焦虑。

《城市治理研究》征稿启事

改革开放40年以来,随着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的深入推进,中国正从'乡土中国'快步进入'城市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步入新时代,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引领下,政府改革与制度创新、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创新驱动和可持续发展、发展规划与跨域协作、社区治理与社会发展.

面向家庭的治理变革

最近我一直在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感触深刻。制度是具有生命力的:好的制度,可以打动人心,并且让我们产生共鸣;好的制度,会让人向善,并且引领未来。当看到这份文件的时候,我想它背后一定花费了很多人的心血。这不仅是一份严谨的有关社区发展治理的制度文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中国社区发展的大时代纪。从社区服务到社区建设,到社区治理,这个过程非常漫长。

差序政府信任的动态变化:对城市治理的意义

差序政府信任反映结构特征。以往研究表明在中国的确存在'央强地弱'的差序信任,但差序信任的地域分布、时间演化规律以及与城市治理之间的关系如何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基于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于2011年、2012年和2015年三次对全国副省级以上36个城市5万多样本的差序信任调查结果,经统计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从当下看,中国'央强地弱'差序政府信任依然存在;第二,从历时看,中国差序政府信任的动态呈现削弱趋势;第三,从地域看,中国差序信任存在明显地区集群特点;第四,从模式看,差序信任是城市治理类型的重要解释变量。这些结论将有益于全面把握当下中国政府信任结构的动态性,进而科学洞悉我国政治心理动态演化特性,有利于有效面对和处理政府信任危机,从而为现行制度的运行和改革提供必要的预警和启示。

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策略及效果

充分透明的信息公开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机制,然而非常规突发事件中的政府信息公开策略与常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很大区别。本文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为对象,从信息公开主体、公开时间、公开途径、公开内容、回应性等方面研究新冠肺炎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策略,根据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认知程度分析政府信息公开策略的效果,并以北京市、重庆市、湖北省武汉市、广东省深圳市、浙江省温州市五个城市为案例,通过二手数据收集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研究不同城市政府信息公开策略及其效果。结果发现,深圳和北京两个城市相对其他三个城市而言政府信息公开策略更佳,而深圳和温州两个城市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策略的认可程度最高。

半城市化与农民工家庭的脆弱性问题

一、留守现象的体制根源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学术界的研究也相对充分。然而,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问题都是派生性问题,而非原生性问题。以往的学术研究往往将农民工当作个体或群体(阶层)来研究,而忽视了农民工的'家庭属性'。从个体的角度研究农民工,关注的是他们的社会融入、收入不平等、维权等.

应急治理如何精准施策?中国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实证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以来,如何精准有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本文以367个城市为分析单元,收集了各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公布的新冠肺炎疫情日度数据,以新冠肺炎疫情发展的阶段特征为基础,构建了疫情"规模—增幅"的二维疫情风险分类框架。在各城市人口流动基本处于静止的疫情防控阶段,根据二维疫情风险分类框架,将城市具体分为五类:未感染型、相对安全型、可控型、预警型、高危型,进而提出针对不同类型城市采取差异化防控策略的建议。本文可为识别疫情风险类型、防控重点区域与关键环节提供决策依据,从而实现分类防控与精准治理。

信息技术与城市基层治理转型——基于广州社区网格化管理实践的分析

日益完善的信息技术已成为影响基层公共治理的关键力量。本研究聚焦以信息技术应用为核心的城市基层网格化管理实践,展示该过程中信息技术与治理参与者的互动,总结信息技术对城市基层公共治理结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信息技术运用显著提升了行政效率,并强化了政府对城市社区的直接控制力。此外,信息技术具备高度可塑性和自我强化功能,对基层治理体系重构意义重大。它通过影响公共需求传递、处理方式,促进政府条块结构在基层的整合,重塑基层治理单位;同时,它增强了公众对基层政权提供的社会服务的依赖,给他们的公共参与方式带来改变。

经济变迁与社会转型中的适应性变革：上海社区治理40年

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上海作为全国社区建设的先导者,以'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为中轴,不断地适应改革开放的进程,发展出具有代表性的上海社区建设与治理模式。就其具体进程来看,其社区治理体系变迁可概括为三大阶段:一是,社区治理体系的萌芽与初现阶段,主要表现为以社区服务的出现与开展;二是社区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表现为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职能;三是社区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创新,表现为全面重建上海的街道社区体系。本文对上海社区治理发展过程进行了中观和微观层面的梳理,并以'国家—地方政府—社区'的运动逻辑为分析框架,考察上海社区在四十年变迁进程背后的逻辑,发现上海在城市社区治理领域取得的众多突破均是国家与地方对改革的适应性变革的共同结果,即国家政策、地方创新、微观主体的共同作用。国家政策为全国社区发展建设提供了合法性和推动力,而地方创新则展现了地方政府和基层社区面对改革带来的机遇和问题的实践的创新性和特殊性。

宪法基本权利体系中的家庭权研究

家庭权是家庭整体及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方面所享有的权利的总和。家庭权是由多项具体权利组成的'权利束',包括组成家庭的权利、共同生活权、家庭隐私权、维持家庭成员亲属关系的权利、维持家庭存续的权利、维护家庭和谐的权利。家庭权的效力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作为防御权性质的家庭权,国家应当自我克制,尊重家庭的自治。第二,作为受益权性质的家庭权,国家应当提供给家庭成员符合人的尊严的基本生存条件,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准。第三,作为客观法的家庭权,国家不仅应当保障家庭权免受私人的侵害,更应架构保障家庭权的一系列法律制度。

从城市化到政治失序:一个经验命题的文本分析

围绕着“城市化如何导致政治不稳定”这个经验命题,本文在大量文献中梳理了三种主流的解释路径,城市偏向、城市主义以及政治排斥;同时,文章还对三种解释路径的方法论给予综述与评价。在文献批评的基础之上,作者倡导运用国家基础权力的理论,来解释中国这个例外现象。对中国经验的诠释应当着重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从微观层次上,观察国家基础权力的范围、能力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支撑作用。这篇文章为我国学术界的城市治理研究提供理论帮助。

疏可走马,密不透风——评《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

“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当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在约200年前道出这一书法要诀时,他不会想到这个疏密得当、虚实相生的道理,竟然暗合于两个世纪之后空间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和书法艺术排斥状如算子、均匀呆板的结构一样。

商住交织街道的业态发展与治理逻辑变迁——上海永康路案例纪实

一、引言有着“最上海的街”之称的上海永康路,地处衡山路—复兴中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内。10多年来,围绕永康路的业态问题及其整改方式,在相关政府部门与当地业主/居民及商家店主之间,有持续的互动,包括种种摩擦和协商。“永康路整治”也曾一再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各方的热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