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信仰的悖论——青年黑格尔对康德实践理性公设学说的接受与批判

康德希望凭借对宗教和信仰的道德证明来完成其关于理性统一性的构想,而对康德实践理性公设学说的接受与批判,则成为后康德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它也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起点。黑格尔青年时代曾一度是康德理性神学和道德宗教学说的热情支持者,将其视为与正统神学对抗的思想利器。但其后,黑格尔在谢林和荷尔德林等人的启发下,意识到康德的道德宗教和理性信仰学说中存在的深刻问题:康德的主观理性立法和道德世界观包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启蒙主体的自我立法产生了与其目标相背离的新的不自主,它将过去存在于理性与信仰、内在的情感和意向与外在权威和律法之间的对立,转变成了理性主体自身内部的分裂和自我疏离。通过对康德实践理性公设学说这一悖论性后果的揭示,黑格尔开启了他批判主体主义哲学和理性自身之异化的漫漫征程。

隐匿的交锋——试论柯亨与施特劳斯对斯宾诺莎的不同评价

1915年,赫尔曼·柯亨发表《斯宾诺莎论国家和宗教、犹太教与基督教》一文,控诉斯宾诺莎犯下从人的角度看不可饶恕的背叛。十年之后,这篇文章收入《犹太教文集》(1924)中出版。施特劳斯随即在《犹太人月刊》上发文谴责柯亨诉诸斯宾诺莎与犹太教关联的做法。施特劳斯认为,柯亨的指控受到民族情感和护教兴趣的蒙蔽,因而未能充分留意斯宾诺莎写作时所屈从的那种严峻的紧迫情势,从而无法如其所是地理解斯宾诺莎的圣经学批判。柯亨的文章与施特劳斯的驳文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对话,但却构成了20世纪初新-旧思维转换的重要一维:这场犹太学领域展开的思想论争,就像哲学领域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对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根底批判一样,成为犹太旧思(the old thinking)淡出历史舞台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之一。因此重温这段思想论争,对我们理解犹太传统的现代崛起和重估近代启蒙的利弊得失具有重要的导引意义,同时也为我们重估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一面可供参照的镜子。

论“利玛窦规矩”对“沙勿略方针”的承嗣与开新

关于在中国传教,利玛窦无疑受到了沙勿略较大的影响与启发,但罕有学者仔细探究两人在策略抉择上的同异之处以及变化背后的深层原因。本文探讨了以'帝天说'为重要内容的'利玛窦规矩'对'沙勿略方针'的承嗣与开新。说明利玛窦在传教进程中对'沙勿略方针'的两次转向必然会孕育出在圣号选择上由音译原则向意译原则的转变。文章认为,'改易儒服'和'补儒易佛'这两大策略就颇能体现利玛窦对'沙勿略方针'的改造。'变僧为儒'→'补儒易佛'→'天主上帝'三者间存在着可以理解的逻辑发展顺序。'帝天说'的产生正是利玛窦及其规矩实现超儒的努力,实是一种中国背景下的上帝存在的证明问题,更是一种汉语神学的阐发。

晚清华籍神父黄伯禄中西传略考述

晚清江南地区天主教华籍神父黄伯禄(法文名Pierre Hoang),中西文著述颇多,其中既包括对中国天主教历史的整理,也有在教义教理方面的阐发。而他的汉学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国际汉学界的高度认可。对中西文献中的黄伯禄传略及其他文献的考察,为我们更真切地认识黄伯禄提供了难得的视角,也是透视中国天主教在晚清江南地区发展状况的一个途径。可以说,黄伯禄是晚清天主教在江南地区发展的见证者和促进者之一,而以他为代表的华籍神父群体,则是晚清时期中国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的耕耘者们。晚清是华籍神职人员发展的成长期,黄伯禄神父是这一天主教本地化队伍中的佼佼者。

理想人格的重塑——从谢扶雅的“基督徒君子”看他对中西文化的融通

'基督徒君子'是谢扶雅提出的一个理想人格标准。从理论根基上说,这一思想是交融基督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果,同时也受到了基督教青年会'人格救国'观念和怀特海过程神学的影响。这一理想人格建构的方法论原理是以'执两用中'和'温故知新'为具体要求的'创造的综合'。'基督徒君子'的人格标准融会了中西文化,要求利济苍生的情操、身体力行的精神、清醒独立的思想和执着坚定的信仰。它不但反映了谢扶雅的自我文化身份的定位,同时也体现了他在融通中西文化上的基本思路。

弱小神学:瓦蒂莫与卡普托

在后形而上学或后现代语境中,传统神学一形而上学元叙述遭到了挑战,瓦蒂莫和卡普托将弱小神学看成是这个传统的新出路。即是说,后现代神学必然思考一个'弱小的'上帝,上帝不是干涉世界的最高权力,而是引导世界向善的弱小力量。瓦蒂莫认为,基督福音书中的神性放弃和道成肉身,意味着上帝的自我放弃,将爱传递给了世界。卡普托也认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意味着救世主像人一样脆弱。但是,耶稣的死后复活,还是意味着一个新的未来。所以,他们的弱小神学,最终都指向了一种没有形而上学基础的伦理学,伦理学不需要绝对规则和命令,而是需要相互尊重、团结和友爱,关心他者。在后现代视域中,瓦蒂莫和卡普托的弱小神学代表了思考犹太-基督教的一个新视角。但是,他们的弱小神学的选择,也冒着使宗教失掉具体信仰内容的风险。

爱的堕落——《忏悔录》卷二释义

瑞典神学家安德·虞格仁在《圣爱与欲爱》中提出,基督教思想和古希腊思想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以'恩典-回应'模式的圣爱为核心观念,后者以'缺乏-满足'模式的欲爱为核心观念。基于这一区分,他认为奥古斯丁的爱的观念主要继承了希腊的欲爱观念,而非基督教的圣爱观念。本文将以《忏悔录》卷二的文本为依据,分析奥古斯丁对古典欲爱观念的反思和批判,以回应虞格仁对奥古斯丁的批评。本文将证明,奥古斯丁虽然表面上继承了古典欲爱观念的模式,但是他的实际目的在于揭示这个模式的根本困难。在他看来,古典欲爱用以提升人性的所谓'爱的阶梯',实际上是一条人性的堕落之路。

天使形象在犹太教、天主教和新教中的变迁

神的信使沟通神与人类,信使成为神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天使'信仰存在于犹太教、天主教和新教中。希伯来圣经中的'信使'颇为重要,有助于理解一神信仰和天启文学。天主教真正系统化了天使信仰,并在中世纪达到顶峰。新教则从更世俗化的角度理解天使,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流行的天使信仰。对天使的不同理解,反映出不同的宗教图景。天使信仰的变迁既反映了各宗教本身的发展,亦揭示出宗教之间的联系与张力。

从“正定天主堂惨案”谈基督宗教的中国化

77年前在我国发生的'正定天主堂惨案',对讨论基督宗教在华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抗日战争期间,基督教会的整体表现堪称是1949年前基督宗教在中国最大的亮点之一。本文指出,在20世纪初到50年代的半个世纪历史进程中,基督宗教在较大程度上与中国人民和社会进步事业相结合曾先后发生过三次,此三次'重大结合'为基督宗教的中国化创造了条件。在我国,基督宗教实际上需要经历'两个中国化':一是教会管理权或主权的'中国化',这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第三次重大结合'中已经基本完成;二是基督宗教教义、神学和礼仪等的'中国化',而这却是更为漫长和艰巨的过程。中国基督宗教的这'两个中国化'虽然时间有先后,但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没有'第一个中国化',即教会管理权和主权的独立,中国教会神学思考和思想独立的空间就会变得十分狭小;而没有神学思想上的独立自主,中国教会在行政和管理权上的独立自主仍有可能流于形式、徒具虚名,当然也无法立足于世界教会之林,对普世基督教会做出应有贡献。

赵紫宸、蔡詠春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

本文是作者关于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史上最重要的神学院校——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研究的一部分,主要通过已刊和未刊的文献和档案资料,来讨论该学院的两位核心人物赵紫宸和蔡泳春的师生关系,以及他们在困难的时局下为振兴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所做出的努力。

16-18世纪耶稣会传教艺术的起源及其若干特征

本文叙述了在罗马教会反宗教改革运动背景下耶稣会艺术的起源及其与灵修神学的关系,分析了耶稣会艺术的特点:(1)崇拜'耶稣之名';(2)对于圣体圣事、弥撒和祭坛的重视;(3)对于圣母崇拜的突出;(4)对于天使的崇拜;(5)对于圣徒、殉道者以及圣物的崇拜;(6)对于古典的艺术形式的提倡等表现特征,同时也论述了这些特征的神学背景。最后,本文指出了耶稣会艺术在欧洲以外地区对于本地的艺术元素的灵活吸收以及外在表现。

叔本华的罪责观——基督神学背景下的一种考察

叔本华的哲学与佛教有密切关系,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在叔本华的哲学中还有与基督教相关的另一面,这是通常被忽略的。本文围绕'罪责'这一观念,剖析叔本华为什么称自己的哲学是'真正的基督教哲学'。

明末清初“礼仪之争难题”与“中国礼仪之争”第一人——兼论“礼仪之争”还是“利益之争”

发生在明末清初的'中国礼仪之争'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学界对于中国礼仪之争的缘起还有着不同的声音,尽管存在着多种进路的探究,但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检讨这场争论,在中国,龙华民、利安当和黎玉范这三个都有着'中国礼仪之争第一人'名头的传教士至为重要,另外,帕斯卡尔在欧洲的'角色扮演'也不容忽略。文章重点厘清他们在礼仪之争中所秉持的不同立场与传教方法,来回应中国教会史上这场最著名的论争究竟是地道的'礼仪之争'还是骨子里的'利益之争'的质疑。

试论门德尔松-雅可比的泛神论之争与重思启蒙

泛神论之争不仅是哲学上的启蒙正当性之辩,也是试图解决犹太神学-政治问题的有益尝试。这场论争的结果使得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思想广受认可,同时也宣告了门氏启蒙综合方案的无疾而终。然而,在德国启蒙运动一个半世纪之后,施特劳斯在犹太神学与政治困境再次凸显的背景下,对泛神论之争进行了史学与哲学双重意义上的重估。这对我们以西学为镜,以西方内部的普遍-特殊对抗为参照,重思现代性处境下我们的精神安顿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16-17世纪葡萄牙殖民当局以及教会在印度果阿推行的强迫性宗教改宗运动的历史

本文讨论的是16-17世纪葡属印度殖民地当局与天主教会当局的强迫性宗教改宗运动,包括改宗政策的形成、发展以及实施,耶稣会与改宗运动的关系以及果阿宗教裁判所的作用等。作者相信此种研究和讨论将有助于理解16-17世纪葡萄牙海洋帝国的民族与宗教、帝国政府与教会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地理大发现时代天主教在亚洲传播的历史。

父母之爱:《何西阿书》第11章的翻译和诠释问题

《何西阿书》与《约伯记》是希伯来旧约圣经中保存得最不完善的经文。这种保存状况为翻译和诠释经文带来了很多困难。正如迈坎廷(H.McKeating)在指出《何西阿书》的希伯来文本保存状况时所说:很多行,甚至整节经文的意思都模糊不清,有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为了能解决问题,我们常常要做出一些合情合理的猜测,以探讨经文本来的写法。

宗教的市场向面与超越向面的辩证关系:评宗教市场论

宗教存在内在矛盾。宗教的市场向面和超越向面就是宗教的这种内在矛盾的表现。它们互相依存和转化。对宗教的辩证处理就是要把握好这种转化,使其向真正符合宗教的高尚境界和人的幸福的方向发展。

赵紫宸的基督教世界主义观念

赵紫宸基于基督教神学教理和社会现实阐发了独具特色的基督教世界主义思想。其世界主义思想源自基督教的信仰根基,又致力于中国旧社会之改造,从而展示了具有普遍主义特色的本色化立场。赵紫宸强调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呼唤世界和平,以之为世界主义的重要内涵。面对国家与世界的张力,他认为爱国是爱世界的初步和过渡,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不对立,并主张从国家主义向人类合一、世界大同的超国家主义过渡,在此过程中超抵抗主义则是其实现途径。

第十一辑序言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本刊自2002年创刊至今,不觉已有12年,而本刊主办单位复旦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自1996年成立至今,竟也有18年了。在这18年中,国内的基督教研究,无论内涵还是外延,都有较大的提升和扩展;有关研究机构和刊物,也是层出不穷.

第十六辑序言

2016年10月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60周年系(院)庆。《基督教学术》第十六辑刊登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元老辈的系主任胡景锺教授的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有关纪念复旦开设宗教课程50周年。据他回忆:1964年毛泽东同志从杭州回北京途经上海时约见复旦大学等校周谷城、刘大杰等教授座谈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