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善与求真—中国传统意向思维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意向思维更倾向于用情感判断代替认知，这和西方的求真思维形成了很大的差异。在20世纪中国文学之上，一方面，意向思维在人的意识里还有大量的遗留，另一方面，也由于特殊的人文环境，那种重说教、重伦理评价和将人物道德面目两极化的倾向仍然十分突出。思维方式其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不深入了解传统思维的影响，就不可能深入地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

德里达的文学论与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

解构主义作为引进已有10余年之久的“舶来品”，在国内批评界引发的概念混乱至今并未完全澄清。由于批评者对解构主义语言论、解构主义批评与以解构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批评理论之间的关系未能详加考察，因此他们或者从“批评的危机“入手谴责解构主义的哲学立场，或试图恪守解构主义立场为中国的批评话语指路。对此，本文通过解析德里达的文学论与耶鲁学派的批评实践，指出：解构主义语言论与解构主义批评并不是连贯、一致的整体；解构主义作为一种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反形而上学假说，注定要与实证性的批评实践脱节；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批评实践正是因为与解构主义哲学保持着既连续又断裂的关系，才得以以解构的姿态屹立于批评领域。

论文艺意识形态性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意识形态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核心。对文艺意识形态论的质疑乃至否定出自两种情况：一是政治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敌视，二是学术认识上的错误与片面．把意识形态简单地等同于统治阶级的虚假意识，是造成某些激进理论家错误地以艺术的审美性对抗与否定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一个原因，而文艺存在现象和文艺本质问题的复杂性、多方面性，也是造成诸多以“片面的深刻”为理论呈现姿态的多种非意识形态文艺本质以产生的重要根源．在文艺意识形态论研究中应申明两个前提性认识：其一，迄今为上，人类仍是在意识形态的网络中展开自己的历史创造活动包括文艺活动；其二，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是一个真问题．也是面向未来的中国文艺理论建设需要认真加以对待的一个基础性、核心位理论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体系问题的本然追问

本文从符号与其指称对象之间对应关系的角度切入，认为作为体系的共同特点，即在于它作为对象的诸要素之间在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约中，自足地构成一个有机整体，鉴于作为文论物质载体的话语及文本乃是文论的外在表现，所以言及文论体系时，可以将文论自身的思维体系称为文论的内在体系，将其话语及文本的体系称为外在体系。外在体系与内在体系之间，是一种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尽管言及文论的体系，可以并涉其内在体系和外在体系，但既然文论在本质上属于一种精神客体，那么，我们通常所说的文论体系，当专指文论的内在体系；文论体系的有无问题，也应该是指其内在体系有无的问题。

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天赋论

天赋论是中国古代文论作家论中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古代文人有鉴于文学创作的主体特性而提出来的理论，这种天才论以文气论为基础，强调文艺家的先天禀赋是决定创作成功的先决条件。在天赋论发展过程中，才与德、先天与后天修养问题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与冲突，传统儒家重德轻才，推崇后天修养而轻视先天才华，以一种唯道德的标准去论文，往往扼杀了作家的才华与作品的价值，不利于对作家的创作才华与作品作出全面的评价。

比较文学概念的语言分析及五种相关学科概念的界分

把“比较文学”在字面的意义上误读为“文学比较”，这不仅存在于当下中国汉语比较文学界，即使在国际比较文学界也是一种由来以久的现象。为了准确地定义比较文学，我们还可以把比较文学与其他四种相关学科概念进行参照从而明确这一点。讨论民族文学、国别文学、总体文学与世界文学这四个学科概念的外延与内涵，这对于进一步明确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学科意识和学科界限有着重要的学理意义。

后殖民理论：谁是“他者”？

萨伊德在《东方学》中从殖民历史的角度反思西方现代知识和文化体制的构成，认为现代西方的主体身份是在把殖民地东方作为“他者”的认识基础上建立的．对于萨伊德及其后继者而言、后殖民理论是一种对西方现代文化进行知识重构的批评方法、并以此将西方文化优越性的形成进行历史化还原．后殖民研究的种种成果不仅重写了传统西方学科的构造历史，同时也启发了许多批评家通过否定西方的文化霸权来探索东方文化的主体性．本文认为，在对东方的主体性(包括不同于西方意义的现代性经验)进行任何有意义的重估之前，必须首先超越后殖民理论植根于西方文化系统的知识框架、摆脱“影响-接受”的单向东西文化交流模式．本文最后引用陈思和、刘禾及几位日本思想家的理论主张和研究成果，以表明重塑中西文化关系的几种可能性．

论毛泽东的文学批评

本文从毛泽东的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两方面探讨了毛泽东文学批评的主要特征和历史贡献。“为人民”的原则、鲜明的政治标准和推崇文艺斗争是毛泽东文学批评的核心现念。毛泽东的文学批评实践则是革命领袖的社会政治批评与诗人的审美鉴赏式品评的矛盾统一．对毛泽东文学批评的研究和阐释，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的需要，也是对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

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文学

本文的宗旨是探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文学。笔者的思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通过对国际文学世界化的透视，解析业已形成的文学世界；经由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三岔口，揭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过程；进而从中外文学的新向度，展望中国文学世界化的之展趋势。

中国文学批评的“全球化”情结与焦虑

中国文学批评在“全球化”语境和视域中产生的情结是自“五四”以来的现代性、民族性、传统性、本土性、世界性等情结的延续和发展，这在当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现实问题面前更显突出，其构成批评的困惑、矛盾和焦虑。批评在“全球化”语境中的策略应主动应对挑战，在融入世界批评潮流的同时保持清醒和个性，创造平等对话交流的平台和“多元化”的“复调”批评。

“审美乌托邦”：马尔库塞的文艺政治学

马尔库塞沿着马克思社会批判的思路，认为发达工业时代的晚期资本主义是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科技理性的控制和压抑使得人的精神的奴役和不自由达到了前所末有的程度。而要冲破这种单向度的社会，实现人的解放，观念变革迫在眉睫。因此，审美之维作为拯救世界的最后力量；而艺术以其对现实世界的对抗和否定扮演着重要的改治功能。

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与审美现代性

从多元文化对话、批判西方文化霸权、审美机制的现代转向三个方面论述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对审美现代性的当代启示。从中亦可引发对文化与审美的关系、对全球化境遇中精神文化发展的错综复杂趋势的思索。

全球化背景与文学、文艺学本土化策略笔谈

杨匡汉坚决主张本土化—但不是保守的而是开放的，是将他者包客进来，在异与变的碰撞中把本土一些相对稳定的、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观念重新解读，以形成当代表述形式并对全球化产生的“反冲击”。孟繁华认为传统的批评方法、基本概念、关键词语已被渐次废除，代之而起的是他者的概念群，构成丁当代文艺学发展的两难处境，但经过整合与重建，必有新成果涌现出来。金惠敏认为“回到主体”的对话，其意义仅在于使对话在预设的原始主体的前提上成为可能、而绝不是说在对话中虽身经百战而毫发未损的自我确认。“如果全球化是一种进攻型的帝国主义，那么在狭隘民族主义意识中徘徊的则是防御型的帝国主义”。李Jun平认为，“本土化”不如“本土性”确切，因为前者试图“化”一切而显出霸气而后者只是提醒别忘记本土特点因而显得平和一些。“全球化背景”对中国文学理论本土性问题意味着既要从Universal(世界的、普遍的)角度，也要从Manifold(多样的)或Varied-dimension(多维的)角度，将中国文论的异质性问题考虑进去。王钦峰尝试从后现代主义角度解构“本土”，认为“本土化”的号召力是以民族文化的过去为基础的，其情感成份多而理性成分少，它可能把国家或民族推到固步自封的老路上去。林衡勋认为，现当代中国学者文论著作虽多，但大都采用“西方文论在中国”而不是“中国文论在世界”的方式。张喜洋通过解析奈保尔个案，指出，“诺贝尔文学奖”作为文化上的全球性事件，实质是要求多种多样的“本土”文化去参予。杨Yang告诚人们注意“本土化”口号背后可能潜藏的极端民族主义。蒋淑娴强调以世界眼光、本土意识重建当代文论，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一味消解。殷鉴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欧化”实际上就是一次“本土化”。邓玉环呼吁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融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