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自主性:大国竞合之间的中亚地区合作与身份建构

传统上,中亚作为次地区嵌入欧亚地区之中,近年来则呈现更加独立、自主的发展趋势,地区性明显增强。其原因在于,中亚国家在平稳完成权力交接后开启转型步伐,地区内部合作得以重启并不断发展,从而塑造了中亚地区的自主性。随着地区合作的不断发展,世界主要大国缺乏分化中亚地区的抓手,只能更多采取支持地区发展的政策,并在地区制度、议题领域、伙伴关系等方面开展竞争与合作,使得中亚地区获得更多外部资源,地区实力和自主性得以进一步提升。中亚国家从两个层次推动身份认同的构建。一方面继续加强国家建设,发展多元化的外部联系,以国家的“国际化”消解原有地区权威的影响,构建自身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则继续推进地区建设,开展多元化外部合作,以地区的“国际化”强化中亚的地区认同。中亚地区的自主性也被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即不仅要实现自主发展,更要追求自主安全,不仅要实现国家的自主,而且要提升地区的自主,并可以自主选择更为宏观的身份认同。尽管存在波折,但中亚地区正在逐步挣脱欧亚地区的传统影响,向着拥有更多独立性和自主性的方向发展。

中国参与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理念、原则和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中国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参与度和可见度逐步提升。中国始终恪守公平、公正、非暴力的立场和角色,并逐步由参与外交斡旋转向建设性发挥外交调停的作用,其倡议和方案愈益成为解决热点问题的共识。在参与推动朝核、伊核、阿富汗、巴以等重大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的过程中,中国已然积累了诸多丰富经验,提出了“建设性参与”、“标本兼治”和“对话协商”等一系列原则,并采取了以热点问题暂时解决推动根本解决、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促进传统安全问题解决、促进争议问题解决与地区发展之间联动以及推动地区对话与合作机制建设等实践策略。这些理念、原则和实践丰富和完善了当前的全球治理观念和路径,为世界的安全、稳定与繁荣,为塑造新型国际关系、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重要贡献。

战略偏好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迷思”

2016年以来,美国彻底放弃对华接触政策,转而采取过度防范且带有明显对抗色彩的战略竞争政策,究其实质在于美国国内持续蔓延的“中国迷思”促成了对华战略偏好的转变。出于霸权护持的目的,美国以“中国迷思”为载体,在安全领域夸大中美安全稀缺,在经济领域强调相对利益,在意识形态领域标定中国的异质属性,在中美关系尚存妥协与合作空间的情况下对中国进行遏制。社会环境、战略文化等背景性因素和国内政治联盟、智库、大众传媒及联邦政府等进程性因素交织互动,共同塑造了当前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在系统效应的裹挟下共同推动对华“迷思”不断强化。“中国迷思”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价值取向、威胁认知、利益排序和手段选择,导致美国对华战略偏好从防御转向进攻,从保守转向激进,从合作转向对抗。

地位寻求、角色塑造与印度应对中美科技竞争的逻辑

国家的地位寻求主要通过角色塑造来实现,国家在进行自我角色定位的同时也会面向国际社会进行角色扮演,国家外交政策的调整及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明显体现。对地位的重视与追求是决定印度外交政策的内在驱动因素。印度在应对中美科技竞争时遵循地位政治的逻辑。面对中美科技竞争,印度将自身角色定位成“全球新兴技术领导者”、“下一个半导体制造中心”和“自力更生的印度”。在完成角色定位的基础上,印度致力于扮演“美国值得信赖的技术合作伙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转移的中国替代者”和“全球民主国家的关键合作者”等三种角色,以谋求实现其成为全球科技强国的目标。从地位政治的视角把握印度应对中美科技竞争的行为逻辑,对于中国更好地应对中美科技竞争及其“第三方挑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组织韧性与国际组织合法性的重构

在大国战略竞争的背景下,霸权国愈发肆意地将国际制度武器化,国际组织也在不同程度上面临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可能消耗组织资源并削弱治理能力,降低国家行为体采取集体行动的意愿,因此有必要探究影响国际组织合法性重构的关键变量。国际组织如何才能应对国际体系的不确定与风险?文章提出,经历合法性危机的国际组织可能会走向衰落与消亡,而组织韧性决定了国际组织对权力作用结果的消解程度和再合法化尝试的成败,影响着国际组织的最终走向。组织韧性是国际组织在面对内源性或外源性冲击时所采取的模式调整及其动态过程,可以从规范性信念和实用性策略两个维度进行考量,前者是指国际组织自我意识的觉醒及自我治理的决心,后者则是组织经历危机的事后响应与学习机制。国际组织只有同时满足信念性和策略性条件,才能激活组织韧性,更能适应和塑造内外部的危机与挑战。对世卫组织和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经历的合法性危机的比较分析支持了上述论点。这一研究也致力于对更广泛意义上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做出回应,以期为中国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建设与改革提供参考。

“全球南方”的兴起、分化与中国的选择

作为一种结构性集体身份,“全球南方”的含义随着二战以来南北关系的变化而不断演化,并相继被注入了“殖民反抗者”、“经济落后者”和“大国博弈中立者”等内涵。其兴起并不是南方国家之间协调一致、联合行动的产物,而是单个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的行为叠加的结果。“全球南方”的分化与“全球南方”的兴起相伴而生,表现为南北发展鸿沟、技术鸿沟和数字鸿沟的持续拉大,在应对挑战和危机时更显著的脆弱性,以及基于个体差异、西方诱拉和领导权竞争所导致的内部分化。“全球南方”的兴起与分化使其成为国际权力秩序重塑的“关键平衡者”,导致全球性制度秩序向地区性制度秩序退化,加速国际规范秩序松动,从而推动国际秩序的多极化进程。中国作为最大的“全球南方”国家,应着力支持和引导南方国家的知识资源生产,坚持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中心位置,促进“全球南方”合作机制高质量发展,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

中东国家“向东看”及其对华政策选择

在涉及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语境中,“向东看”往往被用以特指中东国家积极加强对华关系与交往合作的政策和实践。近年来,随着中东格局演变重构,“向东看”已经成为中东国家对外交往的普遍选择。由于中东国家在对华交往诉求和交往自主性上并非一致,其“向东看”的领域、途径、幅度实则不乏重要差异。当对华交往具有战略性诉求和强自主性时,该国的对华政策和实践呈现为战略型“向东看”,即把对华关系与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构成和基本方略,通过机制化、体系化的交往与合作途径,寻求加强同中国在各领域的全面战略合作。当对华交往具有多元复合诉求和较强自主性时,该国的对华政策和实践呈现为复合型“向东看”,即着眼于提升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围绕相关具体领域以机制化、多元化的交往与合作途径积极加强同中国的交流协调合作。而如果对华交往具有现实诉求但交往自主性不足,则该国的对华政策和实践将呈现为务实型“向东看”,即基于尽可能促进国家利益的务实考量,通过在个别领域、事务和议题上的往来互动维持并尝试增进对华合作。在正在采取“向东看”的中东国家中,伊朗等4国表现为战略型“向东看”,沙特等13国表现为复合型“向东看”,以色列表现为务实型“向东看”,这为本文的分析框架和类型学划分提供了经验层面的证据。中东国家差异化的“向东看”选择能够在双边、地区乃至国际层面产生多样化的影响。当前,新一轮巴以冲突导致中东局势激荡升级,给中东国家对华关系与政策选择带来多重影响。

竞争模式、利益平衡度与中美海上危机管控

海上危机管控机制能够促进大国海上互动的可预测性与稳定性,避免大国因海空意外相遇事件走向全面冲突。影响大国海上危机管控效果的因素主要涉及竞争模式与利益平衡度。处于同期竞争模式下的大国能够建立对称性的相互威慑关系,形成风险规避的共同偏好,各方自我克制与履约相对充分。高水平的海上利益平衡意味着各方立场协调难度较低,机制细节更易被明确、可操作性较强,有助于减少海空摩擦事件的发生。自20世纪末以来,中美海上危机管控机制曾促使双方在多次海空相遇中减少误判,也为双方管控分歧与避免军事对峙提供了年度会晤、工作小组、专门会议等沟通渠道。相较于美苏冷战时期的同期竞争模式与较高水平的利益平衡度,中美之间所处的追赶模式与低水平的海上利益平衡度决定了双方海上危机管控将面临更大的困难。为了进一步强化中美海上危机管控,中国应加快缩小中美力量差距以塑造对称性中美海上威慑,促进机制细化与完善,增强双方海上危机管控机制的可操作性,构建中美海空危机中的沟通战略以提高中国危机决策的韧性。与此同时,中国也应强化对中美海上危机管控实践的反思,优化与美国关键盟友及战略伙伴的海上沟通机制建设,鼓励东盟及其成员国发挥有益作用。

制度运行成本、风险偏好与修正主义霸权——以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制度战略演变为例

守成国是否会成为制度修正者?传统研究认为,守成国是制度的建构者和维护者,崛起国则通常是修正者。然而,美国近年来对全球多边制度体系发起的挑战表明,守成国也可能成为修正者。基于制度权力是权力的一种具体形式、创设制度的成本高昂且通常大于维持制度的成本两项假定,制度运行成本与风险偏好构成了守成国转向修正主义制度战略的两个关键变量。在互动进程中,守成国通过将崛起国纳入制度建立制度霸权,但崛起国的制度权力增长导致守成国主导制度运行的成本上升并日益受到制度约束,最终面临放弃或重构主导权的抉择。为规避制度内竞争的不利前景,守成国在风险偏好驱动下转向修正主义制度战略。冷战结束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得到发展,愿意并鼓励新兴国家参与多边制度。随着新兴国家影响制度决策的能力持续提升,美国对全球多边制度体系发起挑战,试图通过重建排他性制度体系剥夺新兴国家的制度权力。明确守成国采取“软”修正主义战略的因果机制,有助于完善权力转移理论的相关论断,对于维护全球多边秩序也具有现实意义。

发展中国家新一轮债务问题的政治经济解释——“债务不耐”及其全球治理困境

关于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出现新一轮债务问题,西方部分舆论将中国贷款污名化,国内研究大多认为发展中国家过早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发行主权债券,导致债务风险上升。本文尝试回应上述两种解释并提出综合性框架,以客观全面分析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原因及中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使用147个发展中国家在1989—2019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尝试以“债务不耐”概念化发展中国家在初步运用国际资本市场证券化融资渠道阶段债务问题高发的现象,并以国际资本市场涉入程度划分发展中国家为新兴市场国家、前沿市场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三类,为精准应对本轮债务问题提供国别类型学参考。本文重点阐述崛起国—守成国关系等国际政治环境对发展中国家“债务不耐”的调节效应,呈现债务议题领域相较整体权力的具象性与动态性。由此,可窥探大国权力转移中低政治议题的一般性知识,即事务本身规律与权力政治逻辑混杂,自由主义范式与现实主义范式交织。

大国竞争与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应对新的机遇与挑战,中国要正确处理三对关系:一是正确处理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中国追赶美国的战略目标既是现实的,同时又具有挑战性,这就决定了我们既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脱钩断链”,不谋求取代美国的世界霸权,也不谋求中美“共治世界”,而是保持双边之间有足够的“战略空间”,防止守成大国有意诱导所致的“战略透支”,避免过早陷入“追赶者陷阱”;二是正确处理与区域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依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提升市场吸引力,建立具有包容性和有秩序的亚洲市场;三是正确处理中国公共产品提供与全球创新共享之间的关系,既要提供符合自身实力的全球公共品,也要推进全球技术创新的共治共享,争取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提升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总之,中国应主动塑造自主战略机遇期,不断增强内生性、可塑性和延展性,推动建立亚洲共同体,逐步形成“三足鼎立”、“竞争共存”的全球经济秩序。

当代美国威慑理论的转向:回顾与思考

当代美国威慑理论的发展已经历两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是冷战后,新的战略环境催生了“第四波”威慑理论的兴起。在国际格局多极化、威慑对象多样化、威慑领域多元化的背景下,威慑对象转向恐怖主义和“流氓国家”,解释方法转向建构主义,研究议题转向非理性威慑、非双边威慑、非核威慑。自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返“大国竞争”以来,后冷战时代的威慑理论已然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在威慑理论从“第四波”迈向“第五波”的过程中,有两个重点方向值得关注:一是重新聚焦“大国竞争”,回顾和反思冷战时期以“相互确保摧毁”为核心的经典威慑理论,并形成了以技术革命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为代表的批判理论;二是探索以网络、太空等新技术引发的跨域威慑、一体化威慑等新概念,在不断拓展威慑理论应用领域的同时,也出现了威慑概念泛化的问题。总体上看,当代美国威慑理论的发展呈现出多元性、融合性和竞争性三大特色,同时面临可用性悖论、必要性悖论和道德悖论三大理论困境。在现实政策层面,当代美国威慑理论给全球战略稳定和大国关系带来了持续的消极影响。降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战略新兴技术与核武器的复杂互动带来的冲突风险,将是未来一个时期全球面临的紧迫挑战。

制度功能的多重性与上海合作组织扩员

2017年上海合作组织接纳印度和巴基斯坦为正式成员国,2023年7月完成接收伊朗的二轮扩员,对白俄罗斯的第三轮扩员也在进行中。尽管一系列稳定的结构因素和主动的模糊设计都限制了上合通过组织内部发展、加强约束力实现迅速提质的可能,但得益于制度功能的多重性特征,制度制衡、规范及治理功能的综合蓄力最终推动扩员实现。伴随战略环境的不断变动,成员国权力制衡的必要性和现实性持续加强,塑造并扩散“上海精神”等新型规范的需求不断高涨,成员国的扩员意向被逐渐推升。随着组织功能从非传统安全向经贸、人文等议题的全面扩展,借由“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等主要成员国间的战略对接,制度治理功能也通过协调外部机制得到提升。理解上合组织扩员的动因及逻辑,廓清对其功能涣散、治理低效的质疑,对于维护上合组织的发展势头、积极应对欧亚地区的秩序变动,促进发展中国家构建新型国际合作制度、加强多边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军政关系视角下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合作--基于美泰、美菲安全合作的比较研究

当前,美国在对华竞争的大战略背景下,加大对东南亚地区的战略资源投入,推动东南亚地区安全结构持续发生深刻变化。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合作具有内部差异性,虽同为美国的盟国,但泰国和菲律宾与美安全合作却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本文通过军政关系的视角,探讨国家内部军人集团与文官集团形成的不同关系模式及其对各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在泰国,军人集团与文官集团形成竞争性关系模式,军人集团的战略注意力集中于国内威胁,使得国家的外交政策具有内视性,从而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拉开距离,美泰安全合作发展缓慢。而在菲律宾,军人集团与文官集团形成了合作性关系模式,在“主观文官控制”下的政治交易基础上,军人集团上层追随总统的外交政策以表达政治支持、换取利益回报,加剧了不同总统之间对美安全合作的摇摆,而军人集团下层基于与美国的历史制度性联系,在实践层面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使得菲对美安全合作在摇摆中又呈现不断深化向前的整体趋势。军人集团以及不同军政关系不仅影响美对华竞争战略在不同东南亚国家展开的进程,也给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发展带来复杂的影响,对中国外交以及地区和平带来了新的挑战和课题。

战略三角理论视角下中美俄大国关系论析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始终不曾放弃瓦解中俄成为超级大国的潜力。随着中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美国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同步遏制中俄,国际体系步入新的大国竞争阶段。中美俄战略竞争引发了学界对美中苏大三角关系的联想。现有研究对中美俄关系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具体包括中美俄战略三角是否成立、中美俄关系属于哪种类型的战略三角以及中美俄战略三角的演变方向。通过运用战略三角理论分析现阶段的中美俄关系,文章尝试解答上述问题。第一,由于满足三国目标矛盾、相互依存、认知明确以及独立自主等战略三角成立的前提条件,现阶段的中美俄关系是典型的战略三角;第二,由于中俄在应对美国遏制上深化合作,中美俄关系属于“婚姻三角”;第三,中短期内中美俄“婚姻三角”会趋于稳固,长期来看这一“婚姻三角”存在四种转变方向,分别是僵化的“婚姻三角”、以中国为枢纽的“浪漫三角”、以俄罗斯为枢纽的“浪漫三角”以及中美俄相互对抗的“单位否决型三角”。对于中俄,理性的战略选择是推动中美俄战略三角转变为以本国为枢纽的“浪漫三角”。美国应理性反思在处理中美关系和俄美关系时的冷战思维,否则中美俄很可能陷入相互攻伐的“单位否决型三角”。机械重复历史经验只会错过解除当前国际危机的“窗口期”,三国需努力发掘能使竞争平稳过渡的开创性方案。

国家安全、技术权力与美国的半导体本土复兴战略

由于国家安全观演变、国家主义思潮回归,美国高度警惕半导体安全问题。美国认为半导体与数字时代的大国技术权力密切相关,而本国半导体产业衰落明显、技术权力流失严重,美国国家安全与霸权地位因此备受侵蚀。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其注意力更加内顾,全力推动美国的半导体本土复兴战略。美国行政部门、国会、半导体产业界等各方势力联动,逐步构建起半导体战略关乎国家安全的政策共识,并经过反复博弈最终出台关键法案。在此基础上,美国从重塑产业发展思路、强化核心竞争力、优化产业链布局等多方面入手,力争实现半导体产业回归美国本土,重建美国全产业链优势与霸权。然而,美国上述做法违背了半导体产业发展规律,威胁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正常有序运转,实质上更强化了对华全面遏制,动摇了中美关系根基,并连带撼动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秩序。

数字技术、权力失衡与全球南方产业发展的困境

如何在数字技术迅速进步的背景下推进产业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议题。现有研究大多关注数字技术对生产与组织方式的影响,尚未系统论及生产活动背后的权力关系。事实上,近年来的技术变革加剧了跨国分工生产中的权力失衡,进而给全球南方的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困境。数字技术的进步显著加强了知识产权、商标、数据等无形资产在生产中的重要性,在现有的国际制度环境中不对称地提升了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权力。在此背景下,跨国分工生产日渐出现三个壁垒分明且利润水平差距极大的层次,而全球南方国家的企业乃至政府很难获得足够的资源与机会向上升级,极有可能长期困于附加值最低的层次。在国际发展治理改革缺位的情况下,全球南方难以全面摆脱困境,但一些南方国家仍能通过扩展与中国的发展合作获得更大的生产规模、更多的升级机会与更高的利润空间。

国际规范生命力与全球治理的成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国际禁止捕鲸规范比较研究

当前,全球性问题日益复杂,全球治理效果不彰使提升全球治理成效迫在眉睫。作为国际社会成员对自身所应采取的适当行为的集体期望,国际规范在演进中不断变化,影响治理主体的认知和行为,从而为全球治理提供方向和依据。全球治理需要确立全球性规范以避免碎片化治理、提升治理效能。而国际规范本身具有生命力,规范生命力越强,越能在扩散过程中抵御和应对针对自身的挑战。规范越具全球性,越利于提升全球治理成效。规范生命力可从国际社会成员认可普遍程度、成员认知和成员遵约行为三个维度来观察,通过成员多样性、成员认知一致性、制度化水平和违背规范成本四个指标来衡量。在全球文化治理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范扩散顺利有效,相比之下,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领域,国际禁止捕鲸规范扩散坎坷。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范生命力更强,并呈现不断增强态势,国际禁止捕鲸规范生命力相对较弱,且历经由弱增强又减弱的过程。两种国际规范的发展历程揭示,从规范创设者和倡导者角度出发,契合国际文化背景、发掘普遍性问题、挖掘多元性价值、针对合作型规范建立有效惩罚制度,有助于创设生命力更强、更具全球性的规范。大国应利用自身权力和资源优势,为全球治理创设和传播生命力更强的国际规范。

“重返制海”与美国印太海上战略的拓展

制海权是美国海上霸权的核心,当前印太新兴国家海上能力的提升引起了美国新的制海权焦虑。为了维护海上优势,美国开始聚焦印太地区,推进“由海向陆”到“重返制海”的海上战略转型。随着安全战略的基调由竞争转向威慑,在“一体化威慑”大战略的指导下,美国不断协调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及技战术层级“重返制海”战略的概念、目标和资源,并以中国为主要假想敌,拓展印太海上战略。美国以护持印太制海权为主要目标的印太海上战略概念不断创新,通过加强西太平洋前沿力量存在、巩固非对称和传统军事力量优势、进行盟伴动员等方式,转移、汲取和转化美国的资源及能力,以促进“重返制海”战略目标的实现。美国以威慑或准备击败对手的姿态,拓展和推进印太“重返制海”战略,加剧了印太海上安全竞争,激化了中美战略竞争,也塑造了印太海上乃至整个地区的规则与秩序。未来美国将采取提高汲取及转化自身资源的效率、加大动员盟伴资源的力度和改变护持制海权的目标及手段等方式,持续调整印太海上战略,但其护持印太制海权的前景尚不明朗。

互联互通的国际治理:从电报网到互联网的构建逻辑

“互联互通”是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关键动力之一,但同时,历史上的国际互联互通并非总是自然形成的,大国竞合时代的互联互通更是面临诸多挑战。识别影响互联互通国际治理诸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于新时期构建联通性世界具有重要意义。从电信国际治理经验来看,其互联互通的构建模式主要由电信领域的“国家实力结构”与“经济规制类型”两个因素塑造。国家实力结构塑造了国际治理的主导权分布,电信规制类型则塑造了治理主导者的利益偏好和行动选择,两个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形成了协商型、竞争型、排他型和包容型等多种国际治理模式。从19世纪电信技术诞生至今,电报网、电话网、通信卫星网、互联网和蜂窝移动通信网呈现了不同的国际治理模式与互联互通的构建逻辑。当今,中国在推动全球互联互通时,应当把握该领域内的国家实力格局与各国规制类型,厘清各方的议价优势及条件约束,采取适当的技术和策略,提升国际互联互通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