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评论》注释体例(修订版)

为方便作者写作和读者查阅,本刊论文注释均采用脚注形式,体例及示例如下:1)专著、个人文集:作者书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时间引文页码汉语参考文献:吴岳添《法国小说发展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9页。

《外国文学评论》注释体例(修订版)

为方便作者写作和读者查阅,本刊论文注释均采用脚注形式,体例及示例如下:1)专著、个人文集:作者书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时间同引文页码汉语参考文献:吴岳添《法国小说发展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9页。英语参考文献:Raymond Williams,The Sociology of Cul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p.1920.

地缘意识、文明互鉴与新主体——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七届双年会暨“外国文学研究与‘大变局’”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3年10月27至29日,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七届双年会暨“外国文学研究与‘大变局’”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主办,武汉大学文学院、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北京大学。

《同情者》中的冷战史观与跨太平洋的战争书写

越南裔美国作家阮清越的小说《同情者》以主人公的跨太平洋命运轨迹为主线,将越战置于冷战的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其中蕴含的跨太平洋战争书写将越战和越战记忆重构为美帝国扩张图景与全球文化霸权的组成部分。这部族裔小说将战争与帝国而非移民融合视为美国族裔形成的根源。通过拆解承载着越战记忆的好莱坞电影工业,阮清越批判性地反思了少数族裔同美国文化工业及其全球霸权的暖味关系,揭示了支撑美国对外战争与文化霸权的物质基础。

“历史把斯拉夫各民族引上了不同的道路”: 论佩平的斯拉夫文学史书写

在十九世纪泛斯拉夫主义者提出各种斯拉夫民族联合方案的背景下,俄罗斯文学研究者、斯拉夫学家佩平在其两卷本《斯拉夫文学史》中以斯拉夫各国文学的民族共性和特性作为基本考察点,找寻各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以表明自己对斯拉夫联盟的态度。

“阵地战”的话语: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再展开

葛兰西提出的“阵地战”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在政治话语中使用军事隐喻的传统及其隐含的深刻的历史一逻辑,并提供了一种新的、反军事主义的军事化政治话语。其理论创新在于,通过“市民社会”与“领导权”的联结,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结构的新颖性一一建立在意识形态权力与政权相对分离基础上的资产阶级领导权,以及领导权斗争所要求的全新方式,第一次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统帅性主题。这一话语的核心理论功能,是在历史的不平衡发展的体系中,拒绝“统治阶级的斗争方法”,把市民社会开辟为“阵地战”的战场,即把“阵地战”作为市民社会的前提,而非相反;其中包含的方法论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批判理论中普遍存在的“阵地战”与“运动战”相脱离并向“游击战”蜕变的倾向。

越南母道与儒释道的交锋、调适及融汇——以十八、十九世纪汉文学中的柳杏形象为中心

越南黎朝中兴至阮朝时期,儒教地位下降,民间佛、道盛行。随着柳杏形象的产生和传播,以重阴传统和淫祀习俗为特征的母道信仰在民间异军突起,并与儒释道三教发生了对抗和博奔,最终母道与儒教互为调适利用,而与佛教、道教融汇互通。母道与儒释道的交锋并非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而是越南文化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互动;越南古代士人的汉文学写作亦呈现了一个汉、越文化在交锋和包容中寻求共处的象征世界。

身份与象征:1920-1930年代苏联视野中的鲁迅

1929年俄语版《阿Q正传》问世,身为汉学家的译者王希礼认为鲁迅是当时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领袖,但他批判鲁迅逃避革命,把他定性为“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同时代苏联学界对鲁迅的认识。1930年代,随着苏联国内政治局势的转变,翻译了苏联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鲁迅在苏联学界的身份定位发生了改变,获得了“无产阶级翻译家、作家”的头衔。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的无产阶级思想受到法捷耶夫等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的认可,成为“中国的高尔基”。

成为“经典”之前:对《武士道》三个日译本的考察

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一书在诞生一百多年后依然保持蓬勃的生命力,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由于作者的日本人身份,英文和日文版《武士道》往往被混为一谈,或者说《武士道》的日译被视作一个“透明”乃至“隐形”的翻译实践。但事实上,《武士道》的不同日译本先后出现于相异的时代语境和历史机缘中,并呈现出若干不同的取向和特征。本文拟以该书前三个日译本为研究对象,钩稽不同的译本如何激活并再生产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论,还原该书在日本本土的经典化之路,从而以新的视角考察以新渡户稻造为代表的武士道言说被整合进日本文化论的过程与机制。

忒耳西忒斯何以“成圣”?

自荷马首次提及耳西忒斯后,历代作家与思想家便不断对此人物进行改造与形塑,诸多文本之间由此形成了复杂的对话与冲突,也勾连起文学史、思想史与政治史上的威权与服从、控制与反抗、战争与和平等核心问题,进而建构了一场广义上的关于“美丑”“贵贱”“正邪”等纠葛的“古今之争”。尽管在主流传统中忒耳西忒斯不断遭受了来自政治、道德和审美等维度的贬抑与敌视,但与此同时他也在不断赢得同情与支持,逐渐获得了言说的权利。在二十世纪中期,忒耳西忒斯的重塑者继续在思想、政治角力场上征用该人物,赋予了他“反战”“反威权”等无畏直言的形象。

唯美的迷思:田汉与威廉·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东渡考论

威廉·莫里斯的“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经过从英国到东亚的理论旅行,对二十世纪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影响深远。田汉借鉴日本学者利彦与本间久雄的译介工作,对莫里斯的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他所译述的《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一书与其同时期创作的小说《上海》存在互文关系,体现了对劳动者问题的持续思考。莫里斯的在场使得田汉的“唯美”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唯美主义,而是引入了劳动者问题视野。本文在社会主义运动史视域中考察田汉对莫里斯的译述,一方面以莫里斯为参照来重绘田汉文学观的内在肌理,另一方面经由田汉的视点重新考察莫里斯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与建构,重现莫里斯思想“东渡”的历史图景。

“融合”与“背向”之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日本化之路

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不仅是日本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东亚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环节。本文首先考察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与传统宗教的关系,继而追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展开与理论探索的关联,最后聚焦于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科学方法论、艺术价值与政治价值论、现实主义论等重要问题,从而呈现具有日本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形成过程。

费诺罗萨、庞德、德里达:表意文字法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

本文以费诺罗萨的表意文字法为研究对象,尝试揭示表意文字法在艺术创作领域、认识论领域和语言本体论领域的意义。表意文字法始于费诺罗萨的汉字研究,最早作为诗歌创作原则出现,表意文字的图像性和动词性赋予了英语诗歌表达动态的可能性;应用于庞德的诗歌和诗学中,表意文字法成为探索经验知识的认识论诗学,对抗了形而上学认识论中的概念、范畴和逻辑;落实于语言批判中,表意文字法与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语言本体论批判一脉相承,挑战了系词和存在在西方形而上学中的中心地位。

重审萨义德的批评观:主体性的承诺与“批判人文主义”

“主体性”概念是萨义德开展批评的重要线索,它有两个面向:流动的政治主体性与坚实的美学主体性。因不满于笛卡尔的认知主体,萨义德在政治领域批判客体化他者的行为;而在美学领域,他则守护鉴赏自由,拯救那个能被感动的主体,即本雅明所谓的自失于艺术、神情渔散的“自我”。不论哪个面向,萨义德的批评都属于“有人的批评”,以“人”为初衷和旨归,在他的批评视野中,“人”不再是静态划分的标准,而是转而成为一个“辩证的现象”,一种持续的生成和内在于“自我”的无限迁移。最终,萨义德的主体性论述落脚于其“批判人文主义”思想。通过将人文主义与批评相链接,他一面抵抗西方中心主义的传统人文主义,一面肯定“主体的自由”,希望凭借知识分子的独立主体性努力拯救受压追的人。

错位的都城:日本五山诗文中的临安与长安

五山时期中日交流的中心由长安转移至临安,入宋日僧以图录、器物、制度为蓝本将临安视为“佛国之都”;宋亡后,日僧从宋遗民诗文中阅读到的临安是“非正统之都”。临安在宋日交流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临安”之名却在五山诗文中缺席,取而代之的是“长安”的再兴,形成了“错位”的都城书写。这种错位对应中世日本以佛教“三国”世界观取代儒家以中华为中心的天下观的趋势,体现出日本以本国为中心重构“天下”格局的政治意图。

以狼之名:《帕勒恩的威廉》中狼人的身体隐喻与中世纪罗曼司的伦理建构

英语头韵体罗曼司《帕勒恩的威廉》从“狼人”这一超自然现象出发,以原始的狼人话语和经典罗曼司对英雄之边缘性的强调为基础,对狼人身体进行“祛魅”与“施魅”。这是当时的通俗文学在宫廷阶级与教会势力夹缝间游走的结果,而狼人的变形过程则影射了王位更迭和贵族结盟等政治问题;因此诗歌中从“死亡战士”转变为“守护天使”的狼人可被视为作品“真正的主人公”,承载着超越了惯常罗曼司英雄的丰富内涵。

《摩诃婆罗多》开篇叙事的框架结构及其仪式起源

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开篇部分的框架叙事结构呈现为递归式同心对称结构,这是印度文学中框架叙事的初期结构形态,在同属雅利安人文化传统的阿维斯塔颂歌中也能够看见。印度吠陀祭祀文化的发展催生了以同心对称结构为基础的框架故事。应仪式之需,框架结构成为重要的仪式阐释技巧,之后又随吠陀祭祀文化的式微逐渐衍变为纯粹的文学技巧。《摩诃婆罗多》标志着框架结构开始迈向成熟,是框架叙事转向纯粹文学技巧的重要转折点。

为什么“亚当·斯密是最糟糕的文学评论家”?: 华兹华斯诗论中的新奢品批判

本文将华兹华斯的诗论置于自十八世纪起就开始席卷英国社会的消费革命这个语境中,认为诗人在借自己的诗论批判斯密极力支持的消费文化。华兹华斯的诗论既是对以新奢品为核心的消费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亦是为了建构更健康的文化理念。

重读《儿子与情人》——男性气质焦虑与后传统秩序

《儿子与情人》为劳伦斯赢得了广泛声誉,但也因长久以来的各种误读而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公允的评价。受劳伦斯将该作视为“英国千千万万青年男子的悲剧”启发,本文依托吉登斯对后传统秩序的阐释框架,解读小说中三段主要的亲密关系,以期从个人情感生活的维度透析现代人在面对去中心化的后传统秩序时所遭遇的身份焦虑与伦理困境,探讨他们如何在新的社会图景中进行反身性实践,并由此重建身份,重塑价值。

“国王与国家”:《亨利六世》中篇中的君主政制衰落及都铎国家理想

《亨利六世》中篇在与该剧上篇及下篇共同建构政治崩坏模式的同时,还描述了君主政制下护国公机制、议会体制和社会秩序的连环式衰落,并由此对十六世纪都铎政治思考带来了三重启示:结合绝对主义和理性法治于君主一身的贤能贵族国家观难以实现;取代绝对君主制的议会贵族国家观可能引发僭政,但贵族与平民的联合却可以是很好的制衡因素;强调爱国心和共同福祉的自由平民国家观与君主事业的结合是更好的解决叛乱的方案。这些思考不仅促使该剧与周边历史剧展开对话,也在后世霍布斯的国家理论中得到了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