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上海创意产业集聚区长镜头

上海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建立,首先与区域内的人文环境相结合,传承本地产业的文脉和人脉,用创意精神激活工业空间,用新型内容植入产业园区。截至2006年初,上海正式授牌的创意产业集聚区达到36家,建筑面积106万平方米,分布在黄浦江、苏州河两岸和浦东的广阔区域。这36个创意产业集聚区,涉及工业设计、建筑设计、软件设计、时尚开发、旅游品设计等各个领域,云集了来自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新加坡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家创意设计开发企业。

中国现代陶艺的发端与发展

现代陶艺家的整个创作过程都是在与泥土和火打交道,因此,与传统的陶瓷只在烧好的坯体上绘画有了天壤之别。因为陶艺家必须掌握从泥土到烧成的全部过程,而不仅仅是绘画。众多中国现代陶艺家不同道路上的探索形成了中国现代陶艺的新风尚,不仅开启了一代新的陶瓷艺术风格,同时也拓展了许多新的创作空间。

《all·大美术》2007“和谐欢乐多”庆典晚会

2007年3月18日,《all·大美术》杂志2007“和谐欢乐多”庆典晚会,在上海大剧院中剧场举行。这是一个欢乐、和谐、愉悦的夜晚。晚六点刚过,400多位应邀嘉宾衣香鬓影络绎而来。七时三十分,随着悠扬的音乐声,庆典晚会拉开了魅力之夜的帷幕,舞台上瞬间升腾起耀眼的光芒。

广州画廊调查报告(一)

广州的画廊业,是一个隽永不退的话题。这并不是故意把画廊跟经济繁荣或文化产业发展之类的“高调”扯上衣襟,也不是发自个人主观的片面感受,而是因为广州画廊行业的客观发展所造成。特别是近几年来涌现到公众视野中的新型画廊,不仅改变了“画廊”在公共传播中的大众形象,也从根本上推动和完善了画廊行业的总体发展。广州的画廊行业,已经成为跟这座城市中的美术馆、博物馆,以及广州艺术博览会和广州的嘉德、保利等艺术品拍卖行业一样,被社会公众所关注和需要。

中国现代美术之路

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群水深流”—《潘公凯作品展》开幕的同时,潘先生十年磨一剑的学术研究项目,也以中国现代美术之路文献展的形式与公众见面。“中国现代美术之路文献展”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赵家样”之初创:《万花春睡图》的母题、主旨、作者及艺术史定位

本文通过解读《万花春睡图》之建筑、人物、植物,特别是其中隐藏的诗意的密码,对其母题、主旨、时代、作者等予以判断。初步结论是:此团扇图为时调秦观《海棠春》的词意图,创作母题是中国文学著名的“海棠春睡”故实,人物主角为杨贵妃,主旨是表现面对失意的淡然,流落钱塘之际的“大赵”赵伯驹当是其创样人,其时约在绍兴八年(1138)或之后数年,标志着“赵家样”之初创及北宋中期以来诗画联璧审美思潮在南宋的继续发展。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铜版的文化遗产价值刍议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铜版是凹版印刷工艺成熟时期的作品之一,作为中国营造学社主办的建筑类专门刊物的印刷母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文化遗产价值,以及印刷技术史意义与艺术史价值,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与研究。

读曹庆晖《美术史系与美术史学》一文补充和纠误

近日读到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的曹庆晖教授撰写的《美术史系与美术史学——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论教研发生纪程》一文(刊于《美术大观》2022年第12期),很是亲切,也很兴奋,因为我就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1965年毕业的学生之一。在拜读曹文的过程中,可以明显地确认,文章是以十分有价值的档案资料为基础写作而成的,重要的事实均有详细的叙述,没有遗漏。

当代性的追求——阿甘本论当代

本文以哲学家阿甘本关于当代性的理论为基础,从艺术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通过具体的历史例证,分析有关当代性与当代艺术的问题,论证当代性如何超越现代性,打破欧洲中心论及其时空逻辑,并探讨在全球化时代增进与世界对话的意义。

文、意与一画:关于书法的现象学思考

在自然书写经验中,伴随连续书写动作的是思想感情的意识流,而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字形想象。伴随书写的意识体现为一种内在的声音,是以句子为单位的内在语言,而不是以单字为单位的文字图形想象。所以,“书法”之“法”并非脱离文脉的字形空间构成法则,而是在实际书写中展开的笔意、书势和书象之间的时间运化关系。“意在笔先”的“意”既指笔意,也指文意。文字的音、形、义之间的关系,在书写过程中体现为书者心中的音义之流与笔下的使转行动之间的关系。在文意和笔意紧密联系的书写中,千画万画犹如一画;一画之后的千画万画也仍然指向原初的未分之朴。

四重证据,揭秘上古传说——读王晓玲著《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研究》

王晓玲著《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研究》近由甘肃文化出版社推出,作者通过分析图像文化内涵,发现人首蛇身图像不仅是《山海经》诸多神仙的身体结构特点,也统领并贯穿了兄妹婚神话、伏羲女娲神话。同时,作者还揭示了人首蛇身图像在吐鲁番兴衰的不同于其他研究者的原因,展现了《刘海戏金蟾》《白蛇传》《三味书屋》等文学作品中蛇意象的文学渊源及社会生活中隐含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元素。

身份塑造之 “他者目光”——齐白石、夏寿田早期交游中的“文雅”与“世俗”

19、20世纪之交,齐白石因入王闿运门下而获身份重构之契机。伴随着新社交圈的出现,乡野木匠的“出身”,也在“他者目光”中转向了陶渊明式的“高逸形象”。但这一转变,并非自然与平滑的过程,而是在“文雅”的修辞与“世俗”的现实之间纠缠不清。作为阶层逆袭的个体,齐氏无力塑造新的“价值体系”来对抗精英阶层固有的文化结构。因此,他所谓的个性表达,也无法真正突破传统文人为其塑造的价值话语。

蔡京政治与书法概念的知识生成

本文从历史的复杂性方面讨论蔡京作为政治人物和书法家的互动关系和知识生成,先解决其作为政治概念的“奸臣”的历史生成,进而讨论蔡京的书法概念如何与政治概念形成共生关系,最后从心性和书法的相通关系来提示蔡京概念的复杂性。

南朝线刻画艺术对北方的两次影响

伴随着南朝文化对北方的两次影响,南朝线刻画艺术对北方的影响也可分为两次。第一次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第二次是隋、初唐时期。两次形式有所不同,前一次是直接的,后一次是间接的。鉴于前一次影响受到的关注多,但早先研究并无多少实例,所以本文适当补充材料;而后一次影响受到的重视不足,这与在考古资料、历史背景、绘画史等方面的反映都比较曲折有关,所以略加详论。

美学延展与史学观照——南北朝艺术交流视野中《述画记》的相关问题再研究

《述画记》是南北朝时期影响波及南北的绘画品评著作,原文虽已佚失,但从《水经注》以及《历代名画记》的摘录中,仍可部分还原其主要内容。在《述画记》中,孙畅之不仅延续顾恺之《论画》对绘画审美标准开展了持续探讨,同时其也包含了早期绘画史的许多记载,在品评中体现出了史学观照的意识。在南北朝艺术交流视野中,《述画记》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其影响了其后如《古画品录》等重要画论著作的品评观点,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考古学与美术史的思想交汇——评尹吉男《知识生成的图像史》

尹吉男《知识生成的图像史》讨论的是与“物”相关的历史,本文对该书绪论提到的“一般图像”“物的实在性”“真伪观”三个概念进行辨析,表明考古学研究的思考与实践是“知识生成”方法的重要来源,也揭示出美术史创造性理解与考古学还原性理解的差异。“知识生成”的方法展现出美术史作为一个学科对于其他人文学科的意义所在。

张灵生卒年考

张灵是明代中期与唐寅齐名的画家,其生卒年不见画史记载。根据张灵在仇英《东林图》卷后的一则诗题,可确定他与诗题受赠者东林同岁,结合同卷唐寅题跋及相关文献,可考证出东林的身份生年,从而确定张灵出生于成化八年壬辰(1472)。同时,从张灵题跋唐寅《王公出山图》的时间及徐祯卿的诗文,可推测出他的卒年在正德元年(1506)至正德五年(1510)之间。

敦煌绘画中的手持“交茎莲花”与“莲花幡杆”

敦煌壁画、绢画、纸画、麻布画表现了很多持于手中的花卉,其中以莲花最多。入唐以后,手持莲花发生了诸多变化,其中“交茎莲花”与“莲花幡杆”比较特殊。二者造型基本相同,但因“幡”的介入而叠加了供养、庄严、接引、导引等多重功能。其样式受主流名家绘画与莲花工艺的影响,并反映了印度乃至埃及手持莲花的基本骨式。同时,表现技法的成熟使其成为唐宋花鸟画繁荣的有力见证。

论分析美学回答赝品问题的四种路径

分析美学赝品观的基本进路并非传统所理解的两种,而是四种。古德曼的观点代表了可见性视野下否认赝品的艺术品身份的立场,比尔兹利的观点代表了可见性视野下承认赝品艺术品身份的立场,丹托的观点代表了不可见视野下否认赝品的艺术品身份的立场,迪基的观点代表了不可见视野下承认赝品的艺术品身份的立场。事实上,一部分艺术的复制品依据其不同的复制手段,或者成为赝品,或者成为真品,另一部分艺术的复制品永远都是赝品。将这一限制作为迪基赝品观的补充,便可以得到有关赝品问题基本圆满的答案。

徘徊在沉沦与新生之间

中国的实验电影经过了长足的发展,始终影响着主流电影的进程,而一大批致力于实验电影的工作者虽在不断的努力中遭遇彷徨和困惑,依旧没有停止过前行的步伐,在风光无限的电影界背后,有着一群执着的艺术者在默默无闻地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始终用自己的智慧和行动推动着中国电影的未来,他们是值得可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