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自杀之介入对刑法因果关系认定的影响——基于168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针对介入被害人自杀行为的案件,我国司法实务采取了不同的因果关系认定标准,包括偶然/必然因果关系说、间接/直接原因说、条件说、重要说及相当因果关系说等。但是,上述理论学说都存在难以修正的缺陷,不仅未能提供明确具体的判断标准,而且未能类型化地把握介入因素的性质,还使裁判者承载着一次性完成归因与归责的思想重担。相较而言,客观归属理论消除了上述因果关系理论的弊端,较为合理。客观归属理论对介入被害人自杀行为的案件进行了三个步骤的考量,即以条件说为基础,以危险增加作为危险创设的判断标准,以规范保护目的作为危险实现的认定尺度。同时,在危险实现中,该理论认为应首先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蕴含致人死亡的危险。若蕴含,则由行为人承担责任;若不蕴含,则要引入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若符合被害人自我答责的成立要件,则由被害人自我答责;若不符合,则要依据具体情况判断责任归属。具体而言,若被害人不具有自我决定能力,则由负有监护义务的第三人承担责任;若被害人不具有结果避免可能性,则仍由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

形式化原则下执行审查规则之检讨——从变更、追加当事人制度展开

执行程序中被奉为圭臬的形式化原则,在实践中屡次出现理解与适用的偏差,导致执行审查流于完全书面审查。民事强制执行立法似乎未能充分考虑本土化执行体系的自洽性,转向与域外执行制度靠拢,实质作用可能式微。实际上,形式审查仍是围绕实体法律关系的审查方式,但在我国执行体系中需要相称的审查模式与救济手段辅佐才更具实效。作为关键的听证程序,理应从表征省略实质审理的略式程序出发,明确公益性、意思自治性的限制。同时,基于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正当性来源,结合实体法的具体规则是执行审查规则的题中应有之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出场逻辑、核心要义与价值意蕴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既有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一脉相承的吸收与发展,也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以贯之的承继与创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生动实践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这一思想内涵深刻,外延丰富,需从文化领导论、文化主体论、文化传承论、文化使命论和文化交往论五个方面把握其核心要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实践和世界价值,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文化建设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检察的路径、风险与纾解

数字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成为发展人工智能刑事司法的重要技术力量。理论层面,数字检察改革以数字技术推动法律监督模式改革为核心的理念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具备融合基础。应用路径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从构建应对预测性侦查的法律监督模式、完善类案监督机制、辅助认罪认罚量刑建议程序、赋能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方面为数字检察改革提供技术支撑。由于技术的两面性,在风险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检察可能会引发司法“工具主义”、技术风险因素、非传统国家安全风险问题,可从保证检察人员的司法亲历性、搭建联盟区块链破除数据壁垒、算法监管与安全法治体系建设并重等路径纾解应用风险,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检察,助力检察机关成为实现数字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论马克思审美视域中的承认问题

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审美特性是通过承认中介在生产实践活动中得以展现。一方面,承认使人对自身的美及其生命本质获得确证;另一方面,人们在相互承认中对美的本质产生社会性认知。审美解放是马克思人类解放规划的关键构成,但现实中资本家和工人的审美贫困及审美意识形态幻象则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关系出发,指出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在根本上从承认的异化关系中将美的全部感觉特性解放出来。在此意义上,审美的解放意味着作为目标意义的承认已经融入人类解放的内涵之中,而作为手段(中介)意义的承认则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而被彻底扬弃。

算法推荐背景下网络服务平台过滤义务负担研究

算法推荐技术使得传统版权法体系受到冲击,“通知删除”规则在算法推荐背景下逐渐失灵,无法有效平衡版权人与传播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由此所形成的价值差将有损版权人的创作积极性进而严重阻碍互联网文化产业的发展。过滤义务既不是注意义务也不是普遍审查义务,而是一种特殊的版权审查义务,引入网络服务平台的版权过滤义务既有利于缓解现实矛盾,也符合法经济学、公共政策学及知识产权基本原则的基本理论。为了有效平衡版权人与传播者等相关主体的利益,过滤义务负担的标准不宜过高,应根据网络服务平台提供的不同服务类型,对版权人上传的作品类型及网络服务平台的预见能力进行综合设定,网络服务平台对于侵权行为的判断难度越高则其负担的过滤义务越低,反之亦然。

个人信息侵权“违法性”的二阶构造及其规范进路

“违法性”具有平衡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与商业利用的功能。个人信息侵权不以违反管理性规范为前提。违反管理性规范不一定会导致个人信息侵权。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之法律规范的行为构成个人信息侵权行为。个人信息侵权中,在“保护他人”的侵权法实质内涵的基础之上,区分《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管理性规范与保护性规范。个人信息侵权中,面临“遮蔽过错要素”的干扰,故在以过错为核心的保护性规范的基础上,明确个人信息侵权中侵权行为“违法性”的二阶构造,对个人信息侵权“违法性”采区分论。在存在“遮蔽过错要素行为”时,采“损害推定违法”,违法可以被推翻,从而实现个人信息侵权保护的周延性。

“阿尔法城”记忆:村上春树文学的“近代”景观

村上春树与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分属不同的时代和社会,他们通过文学创作积极思索“近代”资本主义席卷世界过程中出现的困扰人类社会的同质性问题。在长篇小说《天黑以后》中,村上春树借用法国电影《阿尔法城》的隐喻,描述了当下日本社会在个人感情、战争记忆上的失落;进而通过叙述二重奏的创作手法,揭示人们如何失去正常的生活,又渐渐堕入人性丧失的泥沼;最后,将人性恶亦即“本源恶”问题指向“近代”及其系统,思考科技发达的“近代”社会中,人之为人的真实意义究竟何在。

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当代价值——基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视角

深入理解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指导共同富裕实践推进是当前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在诸多层面存在一致性。立足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广义方面,其中市民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物质利益关系、阶级组织形式与伦理主体为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提供了本体论逻辑、实践论逻辑、方法论逻辑和价值论逻辑,进而提出对固有物质利益关系的肃清、对伦理主体的多方面关照及由科学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这三方面的实践指向,以此助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

体育赛事转播的著作权法保护研究——以广播组织权为分析中心

对体育赛事转播的保护,司法实践倾向于采用将体育赛事节目认定为作品的方式,但该做法对“独创性”判断标准依赖较强,且与“著作权-邻接权”的二元区分逻辑也稍有相悖,难以用来规范赛事传播中的盗播行为。相较而言,广播组织权作为规制盗播的天然制度工具,能够较好地实现对传播行为的保护。但是,随着网络转播的普及,网播组织已成为赛事转播的重要主体,碍于其不属于广播组织者,导致广播组织权无法全面保护体育赛事转播。有鉴于此,可参照国际层面共识和立法经验,扩大广播组织权的主体保护范围,使网播组织能够适用《著作权法》第47条,以广播组织权为基础性保护手段,同时结合其他保护方式,全面保障体育赛事转播权益。

论个人信息侵权中的“损害”

数字时代背景下,个人信息侵权中的损害与传统私法中损害的经典概念之间存在龃龉,使得个人信息侵权难以被损害赔偿请求权所涵盖。《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中的损害包括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但司法实践中几乎不存在财产损害;同时,作为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要件之一的严重精神损害也较少出现。个人信息侵权的实质是对人格利益,即人格自由与尊严的损害,从损害救济角度来看,传统的“损害”概念应当进行革新与扩张。故而,将非严重精神损害与升高的未来风险纳入个人信息侵权损害概念体系之中,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与比较法解释基础。为了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适用和对被告予以充分威慑,文章认为,应当基于损害类型构建赔偿责任体系,淡化精神损害赔偿认定的标准,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确定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小额损害最低赔偿限额。

商业秘密侵权案件“接触加相同”举证规则之反思

“接触加相同”举证规则是基于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特殊性而对原、被告举证证明义务的一种新探索,目的在于减轻商业秘密权利人的举证负担。当前,该规则虽已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2条所明确规定,但在适用过程中仍面临本质定位不清、判断标准不明、内部逻辑混乱及过分加重涉嫌侵权人举证负担等问题。为此,要正确适用“接触加相同”举证规则,应厘清其本质定位、明确其判断标准、理顺其内部关系,科学利用司法技术对“接触加相同”举证规则进行修正,以实现对原、被告双方程序利益与实体利益的平等保护。

论集体法益保护之司法限制:以代替考试罪为视角

在刑法扩张背景下,以保护集体法益为宗旨的罪名大量增加,从而令集体法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集体法益固然需要保护,但却不能泛化打击面。代替考试罪符合集体法益犯罪的特征,具有集体法益犯罪之应然内涵,是研究集体法益犯罪出罪的突破口。在司法层面之所以有必要对集体法益保护进行限制,不仅是因为刑事司法活动需受到比例原则的恰当制约,而且基于集体法益自身的可恢复性特征,司法出罪并无碍于集体法益之保护。与此同时,治理法定犯时需要穷尽前置法保护措施,而非擅动刑柄。在限制路径方面,集体法益的司法保护需依次考察行为之规范违反幅度之量的要求与行为需罚性,并根据集体法益之可恢复性程度确定集体法益司法保护之力度。代替考试罪是微罪,其规范违反幅度很低,替考行为之犯罪对象、行为完成状态、犯罪动机与是否为惯犯共同决定着具体行为之需罚性。通过分析代替考试罪,可为其他集体法益犯罪之出罪进行指引与示范。

经济犯罪侦查中犯罪财富调查模式的提倡与应用

在网络犯罪层出不穷的AI时代,传统的“反应式”经济犯罪侦查模式略显乏力,经济犯罪侦查的侧重点亟须由“下游应对”向“上游预防”延伸。作为新型大数据侦查措施,犯罪财富调查兼具深挖线索、收集证据、打击犯罪、追赃挽损等机能,可以更加科学精准地预测与打击经济犯罪,弥补当前经济犯罪侦查模式的不足,有利于经济犯罪追逃追赃工作的开展,及时保护公民个人合法财产。构建犯罪财富调查的司法适用体系,应当秉持合法、比例、前置原则,明确犯罪财富调查的适用范围,规范运行机制,完善程序性制裁措施。

行政审判中信赖保护原则的位阶化适用——一种理论转换视角下的本土化尝试

信赖保护原则是一项德式公法原则,采用三要件的适用规则,并为我国所引入。但司法实践中信赖利益生成模式出现分化,致使信赖表现作为构成要件存疑,而理论上的争议无法为法院提供可遵循的适用规则。通过分析信赖保护原则的法理基础和价值核心,认为其适用逻辑具有位阶性特点且应将信赖利益贯彻原则适用的全过程。基于此,尝试将位阶性理论引入信赖保护原则,将适用过程位阶化,依序分为信赖生成阶层、信赖正当阶层及信赖衡量阶层。相较于要件化适用模型,位阶化适用模型优先审查信赖利益在客观维度的存在意义,强调法院在原则适用中的综合性考量,为信赖保护理论发展提供包容性空间。无论是德国行政规范建构与我国的差别,还是英国合法预期在中国的模糊前景,都注定了中国必须建立起自身的信赖保护话语体系,但这无疑是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

噪声污染侵权案中噪声标准适用的实证研究

环境标准的法律效力源于公法规定,所以它的强制性理应限于公法。在环境侵权案件中,“超标”与侵权并无直接联系,对环境侵权的认定仍须尊重环境污染的事实,但是实证研究中噪声污染侵权案件却出现了“噪声标准唯一论”的倾向。这种判定噪声污染事实只看超标与否的做法带来了合规抗辩效力和标准适用冲突的争议。争议源于“噪声污染”的私法定义模糊、噪声标准的定位不明,以及噪声标准自身存在的滞后、矛盾等问题。建议在司法中摒弃“噪声标准唯一论”的做法,引入不可量物侵害中的容忍义务理论,将其贯穿于噪声污染侵权责任的判断,并在噪声标准的制定过程中用设置“日落条款”等方式来完善噪声标准在噪声污染侵权案中的适用。

人·社会·自然: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性系统超越的三重向度

资本主义现代性是人类文明转向现代文明的第一种形态,这一形态的转向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进步,但同时也出现了系统性的现代危机,主要表现为单向度主体的渐次生化、经济理性至上的泛化、社会两极的进一步分化,以及人与自然二元关系的不断恶化。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实践,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在人、社会、自然三个维度中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的系统性超越,即交互性主体的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单向度主体的西方现代性;“共同体思维”的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西方现代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生态系统性危机的西方现代性,从而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特性与时代特征的现代化新道路,为人类文明开创了新形态。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保护法益反思与重塑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作为新罪,如何确定其保护法益对于其合理适用至关重要。现有法益观点中,财产法益与生命健康法益不能满足法益保护的必要性,体育精神法益不能满足法益保护的价值性,国家声誉法益不能满足法益保护的规范性,众多学者赞同的“体育竞赛公平性”法益亦缺乏法益保护的重要性。解决办法是提出“国家体育事业维持”法益,此与“体育竞赛公平性”法益组合成的新双重法益,既能通过新罪法益证成规则的检验,又可以适用“自杀者不可罚,帮助自杀者可罚”的法理,解释“运动员本人不可罚,其他参与人可罚”的原因,同时通过法益对构成要件进行解释,以避免前置法不足造成的困境,同时也能对“情节严重”的含义作出合适回答。

人工智能医疗侵权纠纷中的责任承担与举证分配

涉及人工智能医疗技术的民事医疗纠纷中的侵权责任与举证分配已成为愈发重要的法学课题。不同国家对于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分配机制是不同的。在我国,人工智能医疗侵权责任具有医疗损害责任与产品责任两种属性。根据实体法上的法律要件分类进行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民事案件的一般规则。鉴于人工智能医疗存在技术上的特殊性与证据偏在的情形,有必要对其适用危险领域理论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法院需要在人工智能医疗纠纷中根据具体情形进行举证责任的倒置与举证责任的减轻;同时,法院也可依当事人申请进行证据调查活动,通过文书提出命令等手段平衡双方当事人的证据收集能力。

生成式人工智能数据风险的法律规制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颠覆性发展,基于大数据模型应用的ChatGPT类生成式软件提升现实生活及工作品质的同时,在应用的各阶段也带来了诸多数据安全风险。然而我国现行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数据风险的法律规制仍存在责任体系不统一、风险防范义务不明确、监督机制不健全等诸多不足。从分类分级的角度切入,应合理协调各类主体的责任及义务,规定行政、民事、刑事责任,通过明晰权利义务的手段构建数据风险防范体系。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时通过设立监管缓冲区等手段丰富监管方式,并合理连接私力投诉举报机制和公力投诉举报机制,以期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数据风险的全面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