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视频侦查技术的应用及发展

在视频监控网络不断建设完善的基础上,视频侦查技术在公安实战中得以应用和发展,逐步建立起独特的专业技术体系。但实践中,视频侦查存在技术部门定位不清,工作机制缺乏统一性和规范性,专业技术队伍建设不力,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等问题。如今,视频侦查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既需要解决前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又需要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背景下,继续拓展视频自动识别的应用领域,构建适应新型智能监控系统的视频数据体系,建立多源异构数据的多维融合应用规则,打造适合实战需要的合成作战模式。

警务辅助人员能否成为袭警罪行为对象的法解释学辨析

受人民警察身份特殊性的影响,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警务辅助人员能否成为袭警罪的行为对象存在较大争议。以职务为中心的解释立场固然能够实现对所有警务人员的周全保护,但无论是与人民警察的规范语义,还是与职务的行为概念,职务说都难以实现契合,并有引发刑法内部龃龉和部门法间相抵牾的隐患。唯有审视警察管理制度和警察公务属性,回归人民警察的身份标签,方能避免法规范之间的语境鸿沟,实现彼此价值贯通,切实实现对警务人员法益保护的袭警罪立法初衷。

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

将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置于构建法治监督体系的大背景之下观察,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既是弥补行政权监督漏洞的客观需要,也是检察机关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内在要求,且较其他公权力监督方式具有比较优势。当前,我国的行政行为违法监督尚处于“探索”阶段,存在着制度供给和保障不足,监督范围限定过严,监督方式与目标不匹配,与其他监督方式的协作机制运行不畅等问题。对此,应当采取监督主体内部力量整合与重构,积极稳妥拓展监督范围,构建自主灵活的监督方式体系,构建与各类监督贯通融合的大监督格局等措施予以应对。

地方性立法中警察权配置的失衡与优化研究——基于124部城市养犬管理地方性法规的实证分析

城市养犬问题事关社会秩序和民生福祉。当下,越来越多的地方通过立法对不文明养犬行为予以规制。通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全国现行124部城市养犬管理地方性法规文本进行分析发现,当前地方性立法中存在管理模式混乱、职责分工不明、处罚标准不统一等警察权配置失衡的问题。其背后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因素;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在城市养犬管理工作中,既不能出现警察权“缺位”,更不能出现警察权“越位”。为此,应当统一立法模式,做好立法衔接;确立审慎原则,体现谦抑精神;制定任务清单,划清权力边界;多元协同分工,分步管控处置。

网络暴力致人自杀刑法规制的理性探讨与路径修正——基于对网络暴力生成与发展机制的思考

网络暴力在生成与发展过程中会导致受害人自杀的危害后果。事实层面,网络暴力致人自杀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价值层面,网络暴力致人自杀具备客观归责的正当依据,理应纳入刑法规制范围。现行刑法对网络暴力致人自杀的刑法规制存在片面性和滞后性,难以有效发挥刑法在规制网络暴力致人自杀中的规范价值。基于网络暴力形成过程中责任主体的功能性差异,对网络暴力致人自杀的刑法规制研究应当从网络暴力行为主体和平台责任两个方面进行路径完善。合理限缩表层网络暴力行为主体的刑法规制范围,将其限定为网络暴力信息生成阶段中的初始发布者、后续加工发布者和网络暴力信息发展阶段中对信息传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推波助澜者。应对网络平台刑事责任认定条件进行合理修正,废除行政前置入罪程序,明确网络平台在网络暴力活动中的事前审核和事中监管义务。

轻罪案件适用不起诉制度研究——以醉驾案件为例

醉驾入刑已多年,虽然刑事实体法能够起到一定的规制效果,但醉驾案件数量仍居高不下,且实体法严厉规制方式已经产生边际效应。在醉驾案件中合理适用不起诉制度,一方面可以为解决醉驾入刑导致犯罪圈过大的问题提供相应的程序出罪机制,另一方面可以实现醉驾等轻罪案件区别于重罪案件在审前阶段的繁简分流。目前,醉驾案件还存在适用相对不起诉标准不完善,起诉裁量权适用范围狭窄,行刑衔接不畅以及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为使不起诉制度在醉驾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需要统一和完善醉驾案件中相对不起诉制度的适用标准,将公共利益纳入起诉合目的性的考量范围,进一步协调行刑衔接关系,并构建适用于醉驾案件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监管效能实证研究——以A区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为主要分析样本

公安机关内部主要通过设立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以初步实现相对独立的监管。在改革方向既定的情况下,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逐渐扩展和深入,同时也伴随着某些争议和改革诉求。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监管效能的发挥,主要来自于对案件、办案活动和物与卷宗的监管。基于对运行实践的理论评估,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监管效能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执法责任制设置本身不尽完善,监管与办案职能事实上交叉混同,对物对卷监管意识及能力薄弱。应当进一步完善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执法责任机制、建立地市统管机制和改进物卷监管机制,以提升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监管效能。

情理在刑事司法论证中的功能及其规制

情理蕴含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生活知识,是司法实践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提升刑事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法官常常引入情理进行司法论证。情理的刑事司法论证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依据情理进行事实认定,通过情理协调评价规范解释以及诉诸情理论证司法决定。由于法官常常忽视日常生活情理与刑事司法情理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情理论证往往呈现出脱离刑法规范体系、不区分刑事司法的论证环节和刑事司法论证不足等难题。为规制情理在刑事司法论证中的应用,需要通过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等来规范情理论证目标,诉诸罪刑法定原则来检验情理论证的应用思路,依托论证型式解析情理论证蕴含的推理进路。

“一带一路”共建中国际警务+区块链构建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探索,但其发展时有受到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等国际安全威胁。如今,虽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了不同程度的警务合作,但仍存在不足之处。在推进科技兴警、区块链技术新兴发展的背景下,提议沿线国家应构建国际警务+区块链以改善现有国际警务合作模式。因警务区块链的构建存在缺乏共同的安全治理理念、法律体系及监管体系不健全、面临“可扩展性”问题等技术难题、警察的执法能力和综合水平有差异等难点,应增强政治互信,重点推进警务区块链标准化、制度化、法治化建设,促进警务区块链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融合发展,构建区块链技术下的情报共享平台、助力国际警务合成作战,并继续加强对专业性警务的培养。

加密资产属性争议引发的刑事判决分歧及其解决

社会各界对加密资产的属性有不同的认识。正是因为对加密资产属性的争议,刑事司法判决中对非法获取他人加密资产的行为是定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还是定盗窃罪、诈骗罪等存在分歧。这明显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同案同判的要求。司法判决中法官应当透过加密资产数字存储方式认识其财产属性,并基于加密资产的财产属性对涉及加密资产的刑事案件中的行为予以正确定性。

基于资金查控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查治理

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资金流贯穿于整个犯罪过程,将资金查控作为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切入点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从案件流出发,发现资金查控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查治理中存在证据层面、数据层面和人才层面三方面问题,由此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预防、打击、被害人资金返还及案件证据链构建产生消极影响。上述问题及影响的成因主要与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证据认证体系、数据管理以及人才培养体系存在密切关系。未来应建立区块链证据认证体系、建立违法资金查控专业数据库、建立资金查控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构建资源、技术共享交流平台、建立公安机关与金融单位的合作机制相结合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侦查治理路径。

公安机关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初探

当前公安机关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存在娱乐场所、酒店住宿业、网络空间等管理、治理不到位,打击惩处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及矫治教育未成年人不到位等问题。诱发这些问题的因素有基层社会对未成年人保护问题重视不够等外部因素,也有公安机关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不健全、民警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意识和能力欠缺等内部因素。进一步发挥公安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作用,需做到外部提高全社会未成年人保护共识、健全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体系,而内部则应建立健全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培养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人才、扎实推进各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等。

刑事执法视域下适用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困境、争点与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金融市场上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财产的背信行为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我国金融市场管理秩序,侵害了客户的资金和其他委托、信托财产权益。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自2006年增设以来,长期处于“闲置状态”,以致被称为“僵尸条款”,立法者增设该罪弥补挪用资金罪之不足、规制金融机构背信运用受托财产行为的初衷至今未能如愿实现。立足刑事执法实践,回溯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及其立法背景,适用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所面临的困境与众多争点,是影响该罪法条适用的重要因素。在刑事执法实践中,坚持严格规范执法、树立积极适用的理念、以执法实践推动弥合争点、善用行刑执法衔接机制、坚守刑法重要原则,是推动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摆脱适用困境、解决争点问题的可行路径。

智慧公安演化分析与建设思考

智慧公安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正确处理智慧公安建设中薪火相传与创新发展、综合统筹与专业分工、自主建设与借力发展、开放共享与安全保障的关系;构建以多元主体协作治理为核心的规则体系,规则体系内各主体权责边界清晰,整个规则体系的成效可量化可评价;端正行动者对智慧公安的认识,全面提升行动者的管理、公安业务和技术综合应用能力;合理、高效、安全地使用技术。通过规则体系、行动者和技术三者啮合发展,推动智慧公安建设良性前进。

刑法归属理论的内部集成与建构方向

构成要件结果能否归属于行为人,是刑法学历久弥新的话题。为了避免概念间的混淆,应采纳归属概念来概括这一话题。在归属理论的视角下,既往学说的发展状况表明各学说间不存在绝对的优劣之分,其均具有明确、精准的定位与具体的内涵之目标,因而处于互相借鉴、互相影响的状态。归属理论的建构应当分别从外部与内部展开。归属理论的外部建构应当重视在整体犯罪论和刑罚论层面的体系化意义,尤其应当从刑罚的正当性根基出发,使其整体上能够与刑法学其他领域的理论有效契合。归属理论的内部建构应当坚持保障下位要素在本体与规范上的双重属性,以规范的危险概念作为归属对象从自然状态走入法律评价的“领路人”,确保目的理性在归属理论中的持续贯彻。

基于情境预防理论的环境犯罪治理研究

针对环境犯罪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传统的社会预防和司法预防无法达到理想的预防犯罪的效果。情境预防在预防环境犯罪上具有理论上的必要性和操作上的可行性。以犯罪是人与情境互动作用产生的行为这一理论为基础,通过对环境犯罪具体情境的设计和改造,构建增加困难、提升风险、降低收益、减少刺激以及排除借口等类别的环境犯罪情境预防体系,可以有效地减少环境犯罪的机会,降低环境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

互惠原则在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中的适用研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

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制度是国家对外进行民商事交往的重要法律保障,而在目前我国尚未批准加入与该领域有关的国际条约以及与其他国家订立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数量较为稀缺的情况下,互惠原则是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重要依据。但是,我国在立法上对互惠原则的规定较为简略,导致规范的内涵与目的模糊,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互惠关系认定标准严苛等问题。“一带一路”作为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对国际民商事交往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应在政策方面推动构建条约签订全覆盖、信息共享全面高效的“一带一路”司法合作机制,在立法方面注重体系完整与制度优化的规则设计,在司法实践方面区分不同情况来灵活处理互惠原则的适用,以促进判决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由流通,彰显中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涉案企业合规从宽法律路径问题研究

涉案企业合规从宽是企业合规改革的核心价值,对企业合规管理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激励作用。当前,合规从宽的基本原理转化为司法实践的具体法律路径有合规不起诉、合规从轻处罚及合规从宽行政处罚等,这些路径存在着不起诉激励不足、从轻处罚地位不清及从宽行政处罚刑行衔接不畅等问题。推进涉案企业合规从宽法律路径清晰化,有赖于探索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确立合规从宽处罚的独立地位及深化合规互认下的刑行衔接机制。

烟花爆竹治安管理的制约因素及解决对策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责任和体制的变革、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及条文的冲突、行政管理与风俗习惯的不协调等给公安机关烟花爆竹治安管理带来了一些难题。其中,最典型的表现是烟花爆竹管理法律制度的滞后对公安机关执法工作的制约。推动相关立法的完善,加强法律法规衔接的研究,通过规范性文件弥补监管漏洞,加强烟花爆竹技术规范的研究,推进社区警务网格化与烟花爆竹燃放管理的深度融合,是可行的破局思路。

积极刑法观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之检视与完善

近年来,积极刑法观成为我国刑法观的主流,犯罪结构发生变化,轻罪、微罪案件不断增多,随之带来犯罪标签泛化问题。相对不起诉制度由于适用条件极为严苛且具有终局性,故无法有效应对这一问题。现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由于仅适用于未成年人实施特定章节罪名的犯罪,未能充分发挥审前分流和教育改造机能,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不适配,且与相对不起诉关系不清。因此,应立足于积极刑法观下刑事立法、司法和政策等的现状,基于未成年人司法的特殊性,构建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案件二元化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以监督考察必要性作为其与相对不起诉的区分标准,最大程度实现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功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