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与学海堂及其刻书

我国古代以科举取仕,其弊端显著,却造就了许多身居要职而博学淹通的官员。阮元是其中一位突出的代表人物。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或作云台),江苏仪征人。赐溢文达。阮元从乾隆五十四年成进士,到道光十八年以老病致仕,经历了整整50年的为官生涯。他是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达官,在督粤前曾历任编修、詹事、山东学政、浙江学政、礼部、兵部、

《南越志》辑录

《南越志》，南朝宋沈怀远撰，作者为吴兴武康(今浙江省德清县西)人。怀远初为始兴王璿征北长流参军，因坐事徒广州，后官武康令。《南越志》就是他在广州时所撰。《隋书·经籍志》记载为：《南越志》八卷，沈氏撰；《旧唐书·经籍志》：《南越志》五卷，沈怀远撰；《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著录为：《南越志》七卷，宋武康令吴兴沈怀远撰；阮元《广东通志》：《南越志》五卷，宋沈怀远撰，佚。

明代方志与方志学的发展

宋代方志续修制度确立后,志书续修代代相传。各级地方长官既为资政之需,又为自己留名千古而热衷于修志。最高统治者鉴于方志确实能起到良好的资治作用而极力倡导。明代比前代更加重视修志。明洪武三年(1370),太祖朱元璋命儒臣魏俊民等人,汇编天下郡县地理形势为《大明志书》;洪武六年,朝廷令有司上《山川险图》;十七年,修成《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廿七年,又下令纂修《寰宇通衢书》。一代开国之君,在百废待兴之时,四次下令修纂总志与舆图。

广州会馆研究

广州作为广东省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自古以来一直是我国的外贸中心基地。明清以来，广州始终是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尤其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中央政府实行广州一口通商的政策，更加提升了广州的商业地位，

潘仕成略考

清道光、同治年间,广州富商潘仕成及其所建海山仙馆均颇具知名度。潘仕成在地方建设、军事、外交上有所参与,且于文化出版上卓有贡献。惜今所见潘氏事迹,或语焉不详,或歧见错讹,故略作考证,以就正方家,探求史实而有裨于了解鸦片战争前后岭南社会文化。 为方便文内论述,先将有关文献目次简述如下: 《清史稿》、《清史列传》、《清代碑传全集》、《国朝先正事略》

民国时期广东图书出版史述略

民国时期是广东图书出版业发展的重要阶段。迄今为止尚无专文比较系统地论及这一课题。本人不揣浅陋,试就这一时期广东图书出版事业(港澳地区和中共领导的出版业将另文介绍)发展的概貌和特点作一初步探索,不妥之处,祈请匡正。

明代广东宗族组织探析

明末清初广东闻人屈大均在其不朽巨著《广东新语》中指出:“岭南之著姓右族,于广州为盛。广之世,于乡为盛,其土沃而人繁,或一乡一姓,或一乡二三姓。自唐宋以来,蝉连而居,安其土,乐其谣俗,鲜有迁徙他邦者。其大小宗,祖祢皆有祠,代为堂构,以壮丽相高。每千人之族,词数十所,小姓单家,族人不满百者,亦有祠数所”。屈氏之言,至少说明了自宋代开始,广州的农村地区,其宗族势力已颇为强盛。然而,就现存的历史文献来看,广东地区的宗族组织在宋元时期仅仅处于草创阶段。只是到了明代,随着广东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以及宗族人口的蕃衍扩大,广东宗族组织的发展才逐渐规范化、制度化。而明代广东宗族组织的发展与完善,对清代乃至民国时期广东宗族组织发展均有一定的影响。

广州城市空间的历史拓展及其特点

城市空间是一个城市经济、文化、政治等活动赖以进行的基础。本文拟对广州城市空间的拓展历史作一概括的勾划,并分析出其特点。 一、古代广州城垣的历史变迁 广州城市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

木鱼·南音·五桂堂

以木鱼、龙舟、南音等为代表的岭南民间说唱文学,流行于广州和珠江三角洲一带,曾风靡一时。以五桂堂为主专门刊行上述民间说唱文学的私人出版家,一百多年来,曾红遍广东城乡,家喻户晓。它们对广东粤剧、粤曲和出版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雷州半岛自然灾害类型特征及减灾对策

雷州半岛是中国三大半岛之一，因多雷暴、唐朝时曾设雷州，故得名。雷州半岛开发较晚，近人称其为“荒蛮之地”。特殊的自然地理区位及日益恶化的人地关系使该地致灾因子多，灾害风险大，长期以来风、潮、旱、涝等交替为患，灾害损失触目惊心。探讨自然灾害对区域发展的制约机制，协调人地关系，建立综合性防、抗、救减灾系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