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传统与再塑组织:乡村治理中的“嵌入式协同”何以有效运转——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视角

在乡村治理场域中,协同治理网络中的主体、组织和规则都存在着内生性与外生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分殊。因此,乡村治理网络必然要在“嵌入”基础上实现协同。此文通过对华南地区B镇进行长期追踪,发现挖掘传统治理资源,并将现代化的组织形式与组织规则嵌入乡村内生治理系统,能够有效地为乡村治理共识凝聚、主体参与、资源动员提供组织化路径,构建极具韧性的制度化协同网络。基于此,乡村社会“嵌入式协同”的治理有效性逻辑在于,其能够使来自行政系统与社会系统中承担不同角色的治理主体在关系互嵌、组织互融、规则互补的基础上,建立起功能适配、运转和谐的协同网络。

轻罪治理法治化论纲

基于统计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在司法实践层面已进入轻罪时代,但治理犯罪的法律体系依然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主要体现为犯罪结构与刑罚配置轻重失衡、实体与程序不匹配、过程与结果不相符等缺陷。在轻罪语境下,犯罪治理法治化的理念与制度安排较以前都应有相应的变革和突破。针对以轻微犯罪为主的治理对象,犯罪治理的理念和重点应当及时调整,应区分立法上的轻罪和司法上的轻罪,不再仅以法定刑三年有期徒刑作为确定犯罪类型的硬约束,合理扩大轻罪治理的范围;大力推行犯罪治理的法治化、科学化,在总则层面,改革传统的以监禁刑为主兼有死刑的刑罚体系,构建以犯罪分层为基础,以非监禁刑为主,种类多样且人性化的现代刑事制裁体系;营造正确看待犯罪现象,善待轻微犯罪犯罪人的宽容文化环境。通过完善犯罪治理体系,提升犯罪治理效能,并聚焦法治化目标构建各项制度,以期契合犯罪治理法治化现代化的形势和需要。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与世界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结晶,既包含党领导文化建设的重要经验总结,也涵盖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践行文化使命的具体谋划。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内涵丰富、主旨鲜明的思想文化体系:重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筑牢意识形态的思想防线;提出“两个结合”,深化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坚持文化自信自强,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这一思想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实践,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同时也助推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与繁荣发展,为破解人类发展难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数字经济时代衍生数据财产权的刑法保护机制构建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正进行数据产权领域的顶层制度设计,刑法亟须应时代之需,保护具有高商业价值和高应用价值的衍生数据权益。衍生数据财产权的既有刑法保护机制存在局限与疑难,有必要在对既有衍生数据财产权刑法保护方式进行理论检视的前提下,明确衍生数据财产权取得的法理根基与实质内涵,进而厘清衍生数据财产权的刑法保护进路及限度。应构建衍生数据财产权的二元刑法保护机制,对侵犯公开衍生数据财产权的行为和侵犯非公开衍生数据财产权的行为予以区分规制。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规制侵犯非公开衍生数据财产权的行为,符合衍生数据作为信息社会“数据资产”的价值定位。对于已公开衍生数据财产权的刑法保护,可以考虑的路径有二:一是将已公开衍生数据财产权视为邻接权进行保护,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侵犯著作权罪中增设相应行为方式;二是在现有知识产权犯罪规制体系内增设应受保护的新型权利,即公开衍生数据专有权,与之相应,增设侵犯公开衍生数据专有权罪。立法者在探寻刑法保护衍生数据财产权的路径时,除将保护的周延性、有效性作为考量因素之外,还需充分考虑设置必要的权利限制制度,防止产生数据领域的集中与垄断现象。

数实孪生与整体制治相融双赋:中国式现代化政务服务的全过程智治--基于南宁市“智慧人社”的案例考察

政务服务全过程智治是数实孪生与整体制治相融双赋的逻辑产物。在数实孪生牵引赋能下,孪生数据、孪生平台与孪生模型分别促成政务服务设计循数类属化、供给集约无缝化和反馈智算精敏化等智慧表征。在治理现代化导向下,整体制治的现代化理念、一体化结构与双螺旋机制构成智慧政务服务治理的实践趋向。在数字中国宏大的叙事结构中,作为治术的数实孪生与作为治道的整体制治的互融双赋促成了政务服务全过程智治的生产,全时段场域智赋、全空间组织智通与全周期过程智构构成其核心要义。这一发现揭示了制度安排“大智慧”与数实孪生牵引“大智能”之间的梦幻联动,既丰富了数字治理的现代化内涵,亦拓展了政府治理的智能边界。

地方性法规类型与效力的法理思考

我国的地方性法规不断发展演进,形成了一般地方性法规、特别地方性法规、区域协同法规三大类型。一般地方性法规分为省级地方性法规、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较大的市地方性法规;特别地方性法规分为经济特区法规、贸易特区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不同类型的地方性法规,因制定机关、权力来源、制定程序、监督机制不同,效力位阶也不一样。立法机关权力地位,是地方性法规效力位阶判断的基本标准;授权规定和批准程序,是影响地方性法规制定机关判断的重要标准,是地方性法规效力位阶判断的补充标准;地方性法规的立法监督机制,包括不一致、相抵触、改变或撤销、撤销等规则,是地方性法规效力位阶判断的验证标准。地方立法权竞合下,经济特区、自由贸易区立法机关立法时,法规类型选择空间过大,已对宪法和立法法构建的基本立法秩序形成挑战,亟须完善授权立法制度,加强授权立法监督,健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立法工作协调机制。

“真正”轻罪立法的犯罪化与司法的出罪化

伴随行政犯罪名增设的常态化和扩张化,轻罪治理成为影响刑法立法科学化的重要因素。1997年修订的《刑法》在罪名设定和法定刑配置上,鲜见有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单处拘役刑的条文。现有刑法中轻罪罪名体系,无论是从罪名的轻罪角度,还是从法定刑的轻罪角度看,都超出了传统刑法理论探讨轻罪治理的一般性范畴。对于轻罪的研究,应在区分罪名的轻罪和法定刑的轻罪的基础之上,有针对性地提出类型化的回应思路。尤其对于罪名层面上的真正轻罪,应在肯定立法扩张必要性和正当性的同时,从轻罪罪名数量上的形式犯罪化、轻罪罪名保护法益扩张的实质犯罪化两个层面,探究其立法犯罪化的逻辑机理,以此指导真正轻罪的司法适用,并通过司法出罪机制合理限缩轻罪适用空间,实现轻罪立法扩张化与司法出罪化的有机协同。

论“第二个结合”的辩证特质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规律的高度自觉和全面深化,富有深邃的理论思考,葆有鲜明的辩证特质。“第二个结合”呈现出把握魂脉与深植根脉的交参互涵、溯源本来与面向未来的交相辉映、坚持真理与批驳佯谬的同频共振、立足本土与观照世界的相得益彰,在铸魂守根中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在固本拓新中彰显了历史纵深性,在扬清抑浊中确证了理论原创性,在惠己达人中持守了使命道义性。统筹推进“第二个结合”,理应科学把握其内在的辩证特质,领悟其理论实质,从而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提供科学指引。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促进中国绿色技术创新了吗?

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趋势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通过推动企业人才结构升级、促进研发投入和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中国绿色技术创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对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具有区域和企业差异性。可以通过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共同建立跨国绿色合作机制,鼓励绿色投资和技术研发,加大区域和企业合作力度来促进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绿色金融发展作为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之间的桥梁,是推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高层次迈进的重要一环。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呈现较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东部绿色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中、西部则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三大经济区各区域间差异是中国区域异质性的主要原因,中国三大经济区绿色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受到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市场化指数、绿色技术效率、能源消费结构和碳排放量影响程度较高。因此,应在降低能耗的同时提升绿色技术效率,发挥优势地区的区域辐射作用,因地制宜制定绿色金融政策。

美国在“印太经济框架”下对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遏制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东南亚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最迅猛的地区之一,与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已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竞争焦点。美国“印太经济框架”(IPEF)启动后,从产业、科技、投资、贸易等4个方面对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进行遏制。但IPEF具有不需要美国国会批准、不是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不涉及实质利益、不涉及关税豁免、不涉及更宽的市场准入“五个不”的特点和属性,其实施前景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未来,中国要加紧制定经贸、金融领域的反围堵与反制裁预案,进一步增强数字经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化中国在区域经济中的“头雁”作用,提升与东盟的数字技术合作交流及应用水平,建立数字经济合作制度,积极牵头构建相关规则体系,全面化解IPEF带来的挑战。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汉语哲学?

汉语哲学的提出,是汉语学界学术自主和学术自觉的重要表征。“让哲学说汉语”是一个关涉哲学言说方式“古今之变”的命题,意在让汉语成为一种能够言说普遍哲学问题的现代学术语言。依从德国古典语言哲学的语言观,人只能在自己所隶属的某种特定的民族性语言中建立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人类关于世界的任何一种可传达的普遍性描述都必然要具体表现在某种特殊的语言中,汉语哲学的合法性就系于此。汉语哲学是让人类所拥有的普遍的世界经验在汉语表述中敞开自身的智慧之学,它让哲学进入汉语并栖居于其中。是故,汉语哲学必然是普遍的、世界性的,它不能被建构为一种局限在特殊视域中的民族性哲学或地方性哲学。

论竹书《五行》的成德哲学:以“形于内”及其相关问题为中心

成德是竹书《五行》的思想主题,包括“德之行”的成就和“德”“善”的道德境界的成就两个方面。竹书以是否形于内为标准将五行区分为“德之行”和“行(行为规范)”两种。“内”指“内心”,“形”兼具成就和形现两义。“形于内”首先指五行成就于心中,同时它包含了五行由心中生发及显现于心中的含义。这两义是明暗、表里关系,前者就结果而言,后者就过程而言。“心”是五行形于内而成德的关键,是道德情感、道德理性的发生地和承担主体。“忧”“乐”和“思”“智”,分别是道德情感和道德理性的主要因素。“智弗思不得”之“智”出自本心之“思”,它不与智行同类,而能总摄五行,并使之成为“德之行”。“三思三形”是五行成德的基本工夫,其实它包括义、礼两行在内,而可以称为“五思五形”。“形于内”的工夫是围绕“心善”展开的,但竹书没有谈及心本身是否即善的问题,也没有出现“性”字。孟子弥补了子思子心学的不足,主张人性善:道德活动的心善即来源于人性之本善,并通过四端之心(活动)将仁、义、礼、智的善性(存有)呈现出来。而这一思想成果进而成为帛书《五行》解经的指导观念。

智能时代与社会道德——从ChatGPT引起的问题谈起

ChatGPT的问世预示了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ChatGPT引起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取代人类,二是人工智能造成的失业问题如何解决。前者主要是哲学问题,后者主要是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将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而展现在人们面前。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政府从宏观的社会制度上着手,而且需要每个人从素质修养和人生观上提升和适应。这些问题不仅与共产主义制度有关,而且与儒家的道德修养有关,共产主义与儒家思想在智能时代不期而遇,不谋而合。

经典诠释之魅:理解的远虑与近忧

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其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不是形而上学,也非构建探寻关于对象的客观知识之方法论体系,而是人的生命与生活,是生活世界。海德格尔把“Sorge”(忧烦)设定为此在存在的基本规定性,奠定了此在诠释学的基础。作为中国诠释传统的开端,孔子生于春秋乱世,具有极强的忧患意识,其解《易》之旨趣,以远虑解近忧。孔子诠释理念的可取之处,就在于他解经“观亓德义”,为诠释活动设定了价值导向,即君子德行仁义求福求吉,将人的理解与实践引向积极进取、教人向善的方向。

董子哲学的超越之维——以汉初的思想纷争为线索

主父偃只是纵横家,想获得帝王的青睐,不惜倒行逆施,企图通过“推恩令”在短时间内建立奇功,因此他只计较眼前的得失,而董子“大一统”的秩序哲学早已超越一时之功效。公孙弘的功业只能在当下实现,故不惜曲学阿世,竭尽所能逢迎汉武帝,董子固然期望得君行道,其哲学理论却能超越一世之功业。经师传承固然功不可没,对于经学的运用却往往陷入汉朝的兴衰,董子的哲学理论达到了一个足够的高度,影响超过经师传承,其关怀亦超越了一朝的兴衰。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退役军人优待抚恤政策研究——基于1978—2023年273份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目前我国退役军人优待抚恤政策工具整体结构不均衡,内部次级结构呈现失衡态势。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过溢,工具内部结构分布极端不平衡;环境型政策工具中目标规划和宣传引导的比例较低;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制约有效需求和长期市场发展。政策工具在不同优抚项目、不同利益相关者和优抚项目的分配上存在差异和不平衡,政策工具和优抚项目的适配度有待提高,政策工具对边缘利益相关者关注不足。因此,应平衡政策工具结构,重视内部次级工具整合优化;优化政策工具应用,提高政策工具与优抚项目的适配度;完善政策主体协同,多元主体参与形成政策合力。

新格局下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动态变化研究

探究大国关系变迁下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变化,对新格局下双方深化合作、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意义重大。中国式现代化是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持续发展的强劲动能,但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背景下,双方经贸往来作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直接推动力量,其走向备受关注。大国关系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影响存在时变特征,在2012年之前为正向影响,在2012年后为负向影响,2015年影响达到最大后逐渐减弱,2018年后影响显著减弱。对此,应深化与东盟间产业合作、扩大制度型开放、加速国内产业升级以及强化中国最终需求市场。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基于市场化程度收敛视角

数字经济成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新兴引擎和强力抓手。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地区市场化程度提升,有利于地区市场化程度收敛,进而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从一般影响机理来看,数字经济通过打破制度性市场分割与非制度性市场分割缩小地区市场化程度差距;从传导机制来看,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市场治理、市场整合和市场匹配机制促进市场化程度收敛。由于市场化程度收敛能够有效推进全国市场“五统一”,为推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打下坚实基础,因而应高度重视并出台相应激励性政策,以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功能。

易地搬迁城镇安置社区的物业服务模式及效益比较研究——以西部3个城镇化集中安置社区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在城镇的安置房属于保障性住房的特殊类型。打赢脱贫攻坚战后,易地搬迁工作进入以实现搬迁人口“稳得住、可融入”为目标的后续扶持阶段。县政府是后续扶持工作任务的责任主体,通过引导其他主体提供物业服务的间接性控制策略推动城镇安置社区物业服务创新。从实践来看,易地搬迁城镇安置社区的物业服务供给形成了政府主导物业服务、市场组织主导物业服务和社区主导物业服务三种模式。从运行逻辑上看,政府主导的物业服务模式实行的是嵌入式治理,市场组织主导的物业服务模式实行的是委托式治理,而社区主导的物业服务模式实行的是融入式治理。从物业服务政策的实践来看,应优先实施政府主导物业服务模式并鼓励安置社区探索社区主导物业服务模式以促进搬迁人口融入安置社区的新生活、新环境,同时累积市场组织物业服务模式的形成条件,推动政府主导物业服务模式、社区主导物业服务模式逐步向市场组织主导物业服务模式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