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国家自主性与战后东南亚区域秩序的生成:来自礼治视角的解释

通过强调人们对以礼义为宗旨的礼制的主动普遍服从,从中国传统社会经验中提炼而成的礼治视角能够较好地解释战后东南亚区域秩序的生成。在关系主义解释的基础上,礼治视角不仅能够超越物质和观念二分的不足,还能够通过正当性赋予与焦点效应说明礼义、礼制和具体实践之间的作用机制。基于战前被殖民经历的共有反思,以及中小国家抱团取暖的共同需要,东盟国家的自主性构成了战后东南亚区域秩序的礼义基础。为了实现自主性诉求,在区域治理过程中,东盟及其成员国逐渐形成了规范东盟成员国彼此互动的内部礼制和规范东盟国家与域外国家互动的外部礼制。在东盟国家自主性这一礼义所赋予的正当性基础上,东南亚内部礼制和外部礼制为域内外行为体的互动提供了焦点。通过这种基于自主性礼义的礼制体系,东盟国家成为战后东南亚区域秩序的主要推动者。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安全治理的生成机制与成效评估

随着乌克兰危机影响的持续外溢,欧亚地区安全局势日趋复杂,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安全治理面临重大挑战。在新形势下,上海合作组织如何推进区域安全治理至关重要。文章认为,成员国的安全威胁感知和政策取向在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安全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体而言,处于高清晰度的约束性环境时,成员国的威胁感知最强,政策取向为必须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安全治理成效显著;处于低清晰度的约束性环境时,成员国的威胁感知较为强烈,政策取向为选择性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安全治理成效较好;处于高清晰度的包容性环境时,成员国的威胁感知弱化,政策取向为非必须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安全治理成效一般;处于低清晰度的包容性环境时,成员国具有较弱的威胁感知,政策取向为选择性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安全治理成效较差。通过对2005年“颜色革命”、2022年乌克兰危机、2001年“九一一”事件、区域内无重大安全冲击事件的案例分析,这一理论假设得到了充分验证。当前,上海合作组织须以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为主要议题,以整合安全治理主体为主要动力,以提升国际话语权为重要保障,进而深入推进区域安全治理。

约束战略缘何失败——以俄乌关系的演变为例

联盟政治是重要的国际关系现象,约束战略是联盟政治的核心议题。那么,约束战略缘何成功或失败?一般而言,约束战略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约束国、目标国与对立国三方互动的影响。首先,处于约束国与对立国“拔河比赛”中心的目标国始终存在背离与约束国联盟的动机,背离动机在转化成背离行为的过程中受到“趋利避害”原则的“过滤”,趋利避害的过程外在地表现为目标国威胁感知紧迫性与替代选择吸引力之间的动态博弈。然后,这一博弈互动过程又受到约束国与对立国的影响:约束国的约束策略与对立国的楔子策略分别通过调节目标国的威胁感知紧迫性与替代选择吸引力来塑造目标国的策略选择,从而决定约束国约束战略的结果。后冷战时期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发展演变的四个不同阶段基本验证了上述分析框架的合理性与适用性:在第一个阶段,俄罗斯的约束战略获得了成功,而在后三个阶段皆以不同程度的失败告终,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僵持与升级尤其构成俄罗斯约束战略失败的真实写照。

中国—美国—东盟三方海洋议题竞合中的东盟角色

大国竞争格局为小国提供了倡导和设置区域议程的契机与政策空间。通过发展优势领域、建立关系网络、搭建制度平台以及塑造特定规范,东盟能够确保自身利益和首要事项得到优先考虑,并将竞争中的大国的议题偏好纳入其制度框架内。在“印太”海洋议题演进中,中美在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的基础上,分别以中国“一带一路”伙伴关系网络和美国“印太”海洋联盟体系为基础,围绕海洋议题主导权展开竞合互动。一方面,中美碍于竞争压力,为争取东盟的支持,积极对接和补充以《东盟印太展望》为导向的海洋事务治理规则,推动区域海洋议题“东盟化”;另一方面,中美海洋议题竞争冲击了东盟的议程设置权,使其在主权敏感议题以及大国构建的平台中可能陷入被边缘化的困境。但要注意到,中美设计的区域海洋秩序,若要获得广泛支持或替代现有秩序,需要被合法化为对现有区域架构的实际或重要补充。面对愈发严峻的海洋形势,东盟应保持中立、审慎对待美国“印太化”海洋议题的立场,并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推进区域多边主义,强化“东盟中心地位”。

构建发展共同体:美国对外援助共同体的实践经验研究

2021年,中国提出了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倡议,但如何在国家层面推动发展共同体建设,促进传统国际发展体系转型是当前全球发展治理的关键议题。文章以美国对外援助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对外援助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和运行逻辑,进而思考中国发展共同体的建设。借鉴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践转向”,在明确对外援助共同体内涵后,文章构建了“知识-主体-实践”的分析框架,对美国对外援助的知识变迁、主体参与、实践效果展开全面分析。研究发现,在安全和发展的双重目标驱动下,美国逐渐形成的对外援助共同体,帮助其维护了国家安全、实现了霸权控制和对国际发展体系的主导。比较而言,中国的全球发展倡议将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发展”理念转化为系统且可操作的发展知识,但在多元主体参与网络建设方面,尤其是法律制度规范、自下而上参与机制以及与“走出去”战略协调配合等,仍有待完善。

公众对中美关系的知觉与知觉偏差——基于五国网民调查的分析

从政治心理学视角来分析两国关系对理解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的本质不可或缺。文章尝试运用心理学的元知觉、知觉错误和知觉偏差三个概念对公众的外交政策认知进行分析。文章以中、美、德、日、韩五国的公众为调查对象,通过线上调查收集样本,从公众对中美国家实力、意图、国家形象、国家威胁感、外交政策合理性等方面的知觉、元知觉和知觉偏差进行测量和统计分析发现,中国公众对中国取代美国的实力和意图存在过高的估计,明显高于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公众估计;中美两国公众均对对方怀有较大的威胁感,但中国公众比美国公众的威胁感更高;中国公众对国家形象、外交政策合理性的自我评估过高。分析结果表明,无论与外国公众的知觉还是与国内官方立场相比,中国公众对国家实力、意图以及中美关系的知觉均存在较大的偏差。文章最后讨论了这些知觉偏差可能对中国外交政策产生的影响并认为,民间对外交问题的准确知觉对改善中国国家形象和国际环境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

编者的话

在传统大国权力政治回归的背景下,以东盟为代表的小国(集团)如何确保自身话语权?田诗慧和郑先武以海洋议题为例就该问题展开分析.两位作者指出,东盟通过发展优势领域、建立关系网络、搭建制度平台以及塑造特定规范,并将以中美为代表的大国的议题偏好纳入其制度框架内,确保自身在区域议程设置过程中占据主导,中美则在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的基础上,通过“议题对接”和“议题补充”两种方式展开竞合.

编者的话

以东盟一系列制度和规范为基础建立的东南亚区域秩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在传统解释之外,田野和杨沛鑫认为,从中国传统社会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礼治视角能够较好地解释东南亚区域秩序的生成与维持问题。作者以礼义和礼制为核心概念,在关系主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厘清作为本位存在的关系与作为工具存在的关系之间的区别,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为何俄乌冲突中的阴谋论叙事层出不穷?

战略叙事历来是主权国家关注的焦点。一般而言,一国为实现既定目标,其战略叙事应以充足事实为依据,但我们也会发现,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中还存在另一种以阴谋论为核心的战略叙事方式,此类叙事方式曾在美苏冷战时期大肆盛行。当前,大国竞争背景下,阴谋论叙事死灰复燃,特别是俄乌冲突中,阴谋论叙事大量出现,不仅使俄乌冲突在“信息迷雾”中绵延至今,更动摇国际信任机制,加剧了国际社会对立。阴谋论叙事的作用机理体现为何?为何俄乌冲突中的阴谋论叙事层出不穷?现阶段学界对这一现象的专门研究还相对有限,为此,文章尝试从叙事场景和角色等角度进行了梳理,认为阴谋论叙事是一种独特的战略叙事策略,指重大国际突发事件发生后,“揭露者”运用阴谋论这一不合理的要素组织方式,通过影响“观众”的主观认知来实现打击“坏人”的既定目标,阴谋论叙事之所以会在特定历史阶段大量涌现,有着多重诱因。同时,文章对俄乌冲突中的阴谋论叙事进行了案例分析,并对阴谋论叙事的战略限度及应对策略提出了建议。该研究有助于加强学界对阴谋论叙事现象的理解,也对中国有效应对阴谋论叙事具有现实参考意义。

获益范围、外部选择与东盟政治安全合作成效差异的制度逻辑

冷战结束后,随着东盟的发展和以其为中心的安全合作架构在地区层面持续扩展,学界围绕东盟架构政治安全合作有效性的争论快速升温。文章认为,东盟政治安全合作的成效差异有着植根于东盟制度特性的内在逻辑。基于其组织结构松散、成员国具备较强能动性的制度禀赋,东盟政治安全合作的结果受到特定合作倡议的获益范围和外部选择两个关键变量的影响。获益范围从利益牵引角度决定了东盟成员国对某一合作倡议的支持程度,外部选择则从成本规避角度决定了东盟成员国付出必要成本推动制度性合作的意愿大小,二者交织互动催生出“合作达成”“合作否决”“合作悬置”以及“合作降级”四种差异化的结果。在理论建构基础上,文章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四组基于受控比较的案例研究: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印尼推动《东盟印太展望》出台、中菲南海岛礁争端背景下菲律宾推动东盟积极介入南海问题、柬埔寨冲突背景下马来西亚协调东盟的危机应对策略,以及冷战结束后泰国倡导变革“东盟方式”不干涉原则的“灵活接触”倡议。案例研究初步验明了理论框架的解释力。

东亚民众眼中的中国:中美二元竞争的微观检验

近年来,随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调整,中美竞争在东亚地区已经成为定势。在此背景下,东亚民众如何看待日益崛起的中国?“亚洲晴雨表”项目在2010~2020年间实施的民意调查为动态检验东亚民众眼中的中国提供了充沛的数据。对三轮调查数据的动态分析表明,这十年间,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总体而言稳步上升,但是民众对此的评价却略趋消极,这体现出东亚民众对中国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关注与担忧。从微观心理层面看,如果民众在政治认知和文化价值观上与中国主流观念的差异加大,则他们对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的关注更高,评价亦更消极。从宏观国际环境层面看,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及其推出的“印太战略”对东亚地区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各国民众对中国影响力的态度也产生了分化。理解影响中国地区影响力的因素,对中国准确把握地区局势发展,在中美竞争背景下进一步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提高国际形象有着重要的意义。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产业发展政策——以东亚地区电子产业为例

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曾是部分东亚经济体实现经济赶超的重要途径,但在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变化之下,类似的产业政策是否仍然适用却并无共识。现有文献尚未将经典产业政策研究与全球价值链现实系统地结合起来,而阻碍这种结合的关键是无法适应全球分工格局的传统产业政策分类框架。文章建立了一个新的产业政策分类框架,据此讨论了韩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曾采用的产业政策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重要性与可行性,进而以较早出现深度国际分工的东亚电子产业为例对假设进行验证。结果显示,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上述经济体赖以成功的自主式政策(利用外来投资与国际市场增强本土竞争力)仍是后发国家产业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然而,随着跨国企业转移技术的激励大为下降而设置壁垒的能力显著上升,自主式政策需要更大规模、更长视角的资源投入才有可能成功。展望未来,数字技术与大国竞争带来了新的挑战,而中国有潜力成为后发国家产业发展的助力者。

联盟成本分担与利益攸关认知:美国亚太同盟凝聚力的演化

自特朗普和拜登两任政府以来,美国坚持要求日本与韩国分担更多的联盟成本。然而,同是在日韩增加联盟成本分担的情况下,美日与美韩同盟的凝聚力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遭受了较大削弱,但在拜登政府时期得到明显恢复甚至进一步的强化。根据传统联盟理论,主导国维持或增加对联盟的投入,有助于维护和提升联盟凝聚力,反之亦然。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反差,提出了一个研究问题:当主导国分担联盟成本的意愿和能力下降、而从属国增加成本分担时,联盟凝聚力为何出现不降反升的情况?文章在引入利益攸关认知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日韩加大联盟投入的前提下,特朗普未能给予美日与美韩同盟以充分的战略承诺,且没有给予日韩在同盟中基本的角色价值认可,严重降低了两国的利益攸关认知,进而削弱了同盟凝聚力;相反,拜登政府不仅充分给予美日与美韩同盟以战略承诺,并且对日韩在同盟中的角色价值给予高度认可,极大提升了两国的利益攸关认知,从而增强了同盟凝聚力。文章通过深入剖析联盟从属国的利益攸关认知,在理论层面丰富了联盟凝聚力的解释路径,在现实层面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演化动力提供了更为多元的解读。

重构权力结构:马六甲海峡双层安全治理模式研究

“马六甲模式”是马六甲海峡在近二十余年间形成的以沿岸国的排他性合作为主、以沿岸国和使用国的包容性合作为辅的双层安全治理。其中,沿岸国联合巡航是东南亚本土第一个多边军事安排,域内外合作机制是责任分摊原则的首次地区性实践,二者标志着“马六甲模式”的形成。“马六甲模式”是安全治理的地区化与国际化共同促发海峡次区域权力结构重构的结果。沿岸国通过提升地区治理能力获取了制度性权力,使用国有限度地平等参与治理事务则推动权力平衡的形成。这种以中小国家为核心、以大国为外围的次区域权力新构型,在地区及国际规则的作用下形成了“马六甲模式”,有助于弥合沿岸国主权关切与使用国通行关切之间的张力,保障海峡安全稳定。但这一模式亦具有阶段性和脆弱性的特征,因其只针对特定地缘安全议题,并可能因中美博弈及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而发生异变。

危险的失衡:贸易失衡的国际冲突效应及作用机制

贸易失衡是否会引发国家冲突,文章基于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冲突事件数据,实证研究此问题,并从多个维度挖掘了贸易失衡引发军事冲突的根源。研究结果显示,伴随贸易失衡的加剧,贸易伙伴之间军事冲突爆发的可能性显著增加。在利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文章的基本结论仍然成立。对影响根源的检验显示,逆差国更有可能成为冲突的发起者;就国内层面而言,逆差国的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执政者面临更大的国内政治竞争、本国就业形势不断恶化时,贸易赤字往往成为冲突的触发器;国际层面,国家之间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文化观念等因素差异并非问题的根源,而顺差国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与逆差国背道而驰的外交政策、尤其是科技领域的赶超使得失衡双方的矛盾不断加剧,以失衡为特征的国际贸易不再被认为是“双赢”并最终推动贸易伙伴走向了军事对抗。此外,异质性分析显示,当两国存在历史仇恨或地理相邻时,贸易失衡的边际效应显著提升;当存在超级大国且该国为贸易失衡的逆差方时,军事冲突爆发的风险也更大;即使签订自贸协定甚至联盟亦不能有效抑制贸易失衡的影响;同时,相比更加激烈的战争,中低级别冲突发生的概率更高;而贸易失衡所诱发的军事行动更多的是以改变目标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推翻执政当局为目的。

“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进程及前景分析——以规范生成理论为视角

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久经交涉但尚未生成的规范,“南海行为准则”谈判进程的每一个阶段都与规范生成理论所描绘的一般生成过程有着相似之处,运用该理论探究“准则”的谈判进程显然是适用的。就目前情况看,围绕“准则”的谈判已经先后走过了“议程提出”“施压劝导”和“平台创建”三个阶段,当前正处于最为重要也最为艰难的“文本磋商”阶段,有关各方虽然达成了一系列成果,但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依然存有深刻分歧,这在根本上决定了其作为正式规范生成的近期概率。对“准则”的谈判进程来说,既有积极因素的促动,也有消极因素的阻碍,其前景如何将会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就要求中国进一步增强对未来南海局势变化的预判和应对能力,以争取能对包括“准则”在内的各类相关问题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多利益相关方、权力博弈与中国—东南亚基础设施合作的有效性

2000年以后,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开展了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基础设施合作项目,有的成功如中老铁路项目,有的失败如缅甸密松水电站项目,有的进程波折如中泰高铁项目。针对基础设施合作有效性的差异问题,文章从多利益相关方互动的视角构建解释框架。在实证研究和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文章提出,由多利益相关方构成的复杂网络结构和成本—收益匹配度是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基础设施合作有效性的关键变量。文章将基础设施合作的有效性按程度分为四类,并分别选取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中泰高铁以及缅甸密松水电站为案例,对基础设施合作有效性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探讨。文章认为,中国在东南亚基础设施的供给过程中应注重多利益相关方关系的维护,尤其应优先争取社会精英、非政府组织及媒体等期待型和潜在型利益相关方的支持,同时应着重关注相关方之间利益的公平分配。

周边建构与美国盟友的联盟战略——以澳美同盟为例

拜登执政以后,美国加大了对联盟体系的更新与建设,由于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日益依赖联盟体系推动其全球战略,盟友关于联盟的战略定位以及与联盟的互动正在成为影响美国联盟体系发展变化的重要方面。当前,对于美国联盟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联盟管理、联盟困境与联盟转型三个方面,对于盟友的分析也多采用霸权国视角。文章借鉴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思想,结合源自中国的“周边”概念,通过对比陆权、海权等地缘政治概念,阐释了国家以我为主建构周边的过程,论证了周边建构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突出作用,初步探索了周边的地缘政治内涵。通过引入实力认知、历史记忆、美国介入以及战略时机四个变量,从中观的地区层次分析了美国盟友的周边安全建构对其联盟战略的影响。文章梳理了澳大利亚周边安全建构的历史,运用以周边为核心的理论框架,探讨了在《澳新美同盟条约》以及“澳英美安全伙伴关系”形成过程中澳大利亚联盟战略的演化机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联盟战略研究中观地区层次的缺失,指出美国盟友的联盟战略主要围绕其对周边的安全建构而形成。

跨文化交流视阈下东盟对中日情感话语比较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东盟合作红利日益释放,双边关系正驶入新的历史高点。在跨文化交流层面,中国—东盟关系也暴露出认知对称失调、信号解码模糊及情感话语误解等问题,亟须对中国—东盟情感话语进行深入剖析,以研判缺陷短板。不同于周边其他大国,日本—东盟的跨文化交流具有独特的实践经验与鲜明的特征表现,可作为参照国进行比较分析。文章基于跨文化交流理论,试图构建东盟对中日情感话语分析框架,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五个维度,运用GDELT数据库、赫斯特指数算法进行分析,挖掘当前中国—东盟跨文化交流中存在的问题、影响因素及可借鉴经验,并尝试在理论层面围绕“认同协商”“面子协商”和多元外交来探讨未来中国—东盟跨文化交流的实施机制。文章认为,应当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以经贸合作搭桥,以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共同背景知识”为着力点,重视国家间情感变化的影响因素,宣讲“好中国”的“活”故事,形成多元文化要素互动渗透机制,推介中国真实形象,增加国家和民族间文化认同度,切实打造中国—东盟文化共同体,以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盟国参与美国经济制裁的动因分析(1992~2022)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在美国的主导下,西方社会对俄罗斯发起了大规模、精准化、长期化的经济制裁,给俄罗斯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使得美国盟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经济制裁这一现象备受关注。对于美国来说,联盟体系是其霸权的重要支撑,盟国是否参与其主导的经济制裁对于制裁效果而言至关重要,但盟国的参与情况却大相径庭。为何会出现这一现象?既有研究从“国家实力说”“联盟政治说”“国内政治说”“经济依赖说”和“制裁偏好说”五个视角进行了有益探讨。文章认为,在国家层面,盟国国家实力及其经济制裁偏好对其是否参与美国主导的经济制裁具有重要影响;在联盟层面,盟国与美国对外政策相似度、盟国对美国的军事依赖程度、联盟成员数量、盟国与美国的政体差异以及盟国对美国的经济依赖程度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文章据此提出七条假设,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进行检验。当前,对外经济制裁已成为美国的重要战略手段。为了增强经济制裁的有效性,美国会更加需要盟国的支持,对其盟国参与经济制裁的动因进行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可为应对中美战略博弈加剧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