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中介鉴证与并购承诺契约执行:基于东方精工并购普莱德的案例研究

业绩承诺被广泛应用于并购重组中,涉及交易双方的重大利益,也关联着广大投资者。然而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上并购双方因业绩承诺纠纷而诉诸法律的事件屡见不鲜,增加了资本市场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在业绩承诺订立和执行过程中,资本市场中介的责任愈加重大。立足审计中介视角,本文借助新近发生的东方精工并购普莱德业绩承诺纠纷的案例,探讨了业绩承诺协议中中介鉴证功能的履行、制约和后果。本文研究发现,资本市场中介的鉴证功能可以制约并购契约的执行,且中介鉴证的质量将影响并购契约的执行,而制约作用的失效将带来一系列负面的经济后果。本文展现了中介鉴证对于资本市场交易达成的重要意义,也为业绩承诺条款设置、中介机构风险防范、中小投资者保护以及监管制度完善提供了有益启示。

风险投资机构外资背景对风险投资绩效差异化的影响

本文基于CVSource数据库的风险资本投资数据,深入研究了风险投资机构外资背景对其投资绩效的影响,以及退出战略选择对投资绩效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①有外资背景的VC,其所投资企业通过IPO退出投资的比例更高;②有外资背景的VC,其所投资企业通过IPO退出的投资绩效也更高;③相对战略型有外资背景的VC而言,孵化型有外资背景的VC从所投资企业IPO退出的投资绩效更高,更注重短期利益。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战略型有外资背景的VC以价值投资为导向,在所投资企业IPO后长期绩效高。且中介检验结果表明,战略型有外资背景的VC能够通过提升所投资企业创新能力和引进更多研发人才,提高长期绩效。

ESG评级分歧与资本市场信息效率——基于股价同步性的研究

本文以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均值回归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回归,检验了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评级分歧对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当ESG评级存在分歧时,公司的信息透明度更低,信息收集成本更高,会减少股价中的特质化信息,从而损害资本市场信息效率,增加股价同步性。分析师关注是缓解信息不对称的有效途径,对ESG评级分歧与股价同步性存在负向调节作用;投资者情绪会放大利好或利空消息,因而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此外,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有助于缓解股价同步性。异质性分析发现上述效应存在于国有和私有企业、信息透明度较低和聘请“非四大”审计的公司子样本中。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公司创新:实证证据与作用机制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是董事会成员通过长期的交流互动,基于能力、声誉和影响力差异,对彼此进行评价并给予适当的尊重,进而自发形成的有地位高低之分的层次结构。在缺乏正式制度安排的董事会内部,非正式层级能够为董事会成员提供清晰的交流秩序,减少决策冲突,提升董事会治理水平。基于此,本文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公司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正向促进了公司创新:在高新技术行业,该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在作用机制方面,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够通过强化董事会监督职能与资源提供职能,促进公司创新。本文为公司优化董事会结构以提高创新水平提供了实践启示。

客户诉讼与银行信贷决策

本文探讨主要客户的诉讼事项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客户公司面临诉讼时,银行信贷决策也将发生显著变化,不仅导致公司贷款额度更低、期限更短、利差更高,而且银行对抵押物的要求也变得更高。这种影响主要是客户诉讼风险增加了借款者财务信息的不确定性,并传达借款者经济前景以及偿还能力的不利信息所导致的。横截面分析发现,客户诉讼与银行信贷决策之间关系受到供应链信息环境和供应商经营风险的影响。进一步检验发现,供应商转换成本在其中也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同时,不同诉讼类型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存在差异。综合而言,本文从银行信贷决策的角度证明了诉讼风险会通过供应链进行传递,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降低债券信用利差吗?

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发行的信用债数据,以数字化词频及数字专利占比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中国上市企业债券信用利差,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债券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信用风险、减缓信息不对称和缓解融资约束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以及内部控制良好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债券信用利差的降低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评价数字化转型的债券市场表现、防范债券市场风险、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参考和借鉴。

数字化、感知、认知和分类——基于对会计的影响

数十万年前,我们祖先的感知超越了最初的模拟模式,拓展到数字模式。这是一个关键的转变,很可能将“人属”(genus homo)与其祖先(predecessors)区分开来。由于数字化必然会舍弃一些包含在连续模拟量级中的信息,因此数字化能否被证明是一种有用的改进并促进物种的生存和繁荣还有待检验。然而,这并不妨碍数字化的深远影响,数字化在人类思想、认知和文明化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本文中,我们对数字化是如何改变人类对环境的感知和认知展开讨论,帮助我们继续创造一个不同的世界。史前人类发展历程中,数字化先于会计而出现。数字化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通过对观察结果分类或分组(categorize or classify)而创设数据(data),进一步地使我们信任所创建的类别,并教会我们如何应用这些分类方式。分类是会计实务和管制的核心特征之一,学习分类是会计教育和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数字化的发展,我们开始反思分类的属性和局限性,同时反思我们以会计法规的形式创建和规定的会计类别是否能够适应社会的需要。值得关注的是,在醉心于数字化力量的同时,我们同样不应忽视与数字化相关的局限性和潜在的盲区。

企业环境资源价值计量与报告:基于制度背景和山西焦煤案例

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性主题,如何充分发挥环境会计的作用,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矿产资源类企业山西焦煤为例,探讨典型企业如何计量和报告环境资源的价值。基于制度背景,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案例企业2008—2022年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中的环境资源信息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两类报告均对环境资源进入企业后形成的废弃物的治理进行了确认或披露,而对于环境资源的消耗及其进入企业后形成的产品形态未作出确认或披露;年报财务报表及其附注中确认的环境资源信息核算的会计科目性质差异明显;年报与社会责任报告对于环境资源信息的披露起到了相互对应、相互补充的作用,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的环境资源信息数量多于年报;但环境资源信息披露总体质量不高,且存在明显的应规性、选择性披露和印象管理的可能,无法满足环境资源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因此,应建立环境会计指南,规范环境要素的会计核算;建立健全环境资源信息披露制度,规范企业环境资源信息披露,提高环境资源信息披露质量;建立环境资源价值报告体系,改进环境资源价值报告方式,进一步满足环境资源信息使用者的需要。

数据资产会计准则问题前瞻性研究:基于数字经济下数据价值创造特征视角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源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企业数据资源资产化的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问题亟待研究。本文基于数字经济下企业数据资源价值创造特征,提出可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数据资产分类为内部自用型数据资产、可供交易型数据资产和战略价值型数据资产,并建议对前两类数据资产以条件确认法确认入表,对第三类战略价值型数据资产采用数据资产表来加强信息披露。进一步,本文建议应加强对数据资产特征、价值贡献路径和数据资产潜在风险等信息的披露,且在数据资产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重视构建数据资产合规认证、估值和审计等配套措施和保障机制。本文关于数据资产会计准则构建思路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更好理解企业数据资产的价值创造机制,丰富了数据资产相关文献,另一方面对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修订无形资产准则项目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不涸泽而渔:长期导向文化能否减少监管问询?

本文基于监管问询在上市公司监管制度设计中的重要性,以及非正式的文化特征显著影响公司行为决策的背景,通过文本分析提取公司文化与问询数据,研究具有长期导向文化的公司是否较少受到监管层的问询。研究发现:其一,公司文化的长期导向程度越高,公司受监管问询的可能性越低;其二,就问询过程而言,长期导向文化越高的公司受到问询的力度越轻,问询词数越少、问题数量越少,对企业风险与管理层的问题也相对越少;其三,从产权性质来看,长期导向文化程度越高的民营企业中受到问询的可能性越低,但在国有企业未发现显著关系;其四,基于PSM-DID的研究设计,发现长期导向文化程度较高的公司受到问询后,更有可能改进内部控制水平,同时盈余反应系数也越高。

内容简介

《当代会计评论》刊发思想性、原创性研究文章,涵盖会计、审计、财务等领域,推进会计理论发展,提升社会对会计的认知。总体包括特邀专稿、文献综述和制度描述专栏、原创性研究专栏、书评和随笔专栏。本辑的特邀专稿是南方科技大学商学院曾晓亮教授通过自身求学、研究的经历,将认知壁垒、学术壁垒、学术创新等问题结构化为三层结构,结合其关于CSR和ESG研究的文献,讨论如何突破思维障碍、进行科研创新的思路和方法。

《当代会计评论》征稿启事

《当代会计评论》(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view)是由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主办,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和厦门大学财务管理与会计研究院协办,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专业学术集刊,主要汇集会计、财务管理、审计及其相关领域的原创性和反映前沿发展的学术性论文,增进读者对社会经济运行的理解。

内容简介

《当代会计评论》刊发思想性、原创性研究文章,涵盖会计、审计、财务等领域,推进会计理论发展,提升社会对会计的认知。总体包括特邀专稿、文献综述和制度描述专栏、原创性研究专栏、书评和随笔专栏。本辑的特邀专稿是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夏桑德(Shyam Sunder)撰写的关于数字化与会计的评论文章,他站在人类发展史的视角,提出数字化、分类与会计之间的内在联系。本辑涉及ESG评级分歧与资本市场信息效率、数字化转型与信用利差、客户诉讼对信贷决策的影响、估值模型与中国会计信息有用性、长期导向文化对公司问询函的影响、外资背景与风险投资绩效等。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企业绿色投资

本文借助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准自然实验,以2008—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市场)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纳入碳市场提升了企业尤其是重污染业企业绿色投资水平,并且管理层薪酬黏性利于强化碳交易绿色投资效应。机制分析表明,碳市场对绿色投资的积极效应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增加企业排放成本压力实现。另外,碳市场的绿色投资效应集中表现在成本转嫁能力低、碳市场流动性强、非国有企业及大规模企业中。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能否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量质齐升”

本文以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为准自然实验,用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据衡量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用知识宽度法衡量绿色技术创新质量,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能够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提高,但会抑制绿色技术创新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非国有属性和高碳排放特征会增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正向影响,同时削弱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企业主要通过获得政府补助、缓解融资约束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数量以及抑制绿色技术创新质量。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碳排放权交易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文献,拓展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利于深化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经济后果的理解。

壁垒、创新与ESG文献发展

本文基于对学术壁垒的分析,提出突破思维障碍、进行科研创新的思路和方法。本文以已发表论文及其中的经验和思考为案例,分别介绍如何突破文献壁垒、数据壁垒和理论壁垒,并提出会计学学术论文的三层结构:代理变量、底层结构以及底层结构合理性分析,有助于学生和年轻学者形成创新性的学术思维。最后从顶层设计、企业实践和学术研究三方面概括了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蓬勃发展。未来的学术领域,特别是会计和金融领域,对于ESG这一新兴研究话题的关注度会持续提升,终将形成管理学中一个可持续的科研领域。

五要素估值理论视角下的中国会计信息有用性:事实与反思

本文基于Chen和Zhang(2007)构建的五要素估值模型来检验中国会计信息有用性。五要素即收益率、盈利性变化、资本投资、成长性变化和折现率变化。研究结果显示:五要素均具有估值有效性,其中收益率的估值有效性最高。中国自2007年实施新会计准则之后,收益率的估值有效性有所下降,盈利性变化的估值有效性有所上升。进一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和内部控制有效性更高的情况下,与利润直接相关的收益率和盈利性变化的估值有效性更高;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收益率、盈利性变化以及资本投资的估值有效性更大;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高,收益率的估值有效性越大,但成长性变化的估值有效性有所下降;新经济企业和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企业,资本投入的估值有效性较高。本文研究了五要素在中国的估值有效性,并根据研究结果对中国会计信息有用性进行了一定的反思,对进一步提高中国会计信息有用性以及推动会计信息有用性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大股东股权质押、资金侵占与盈余管理

本文首先建立了一个模型,分析了大股东在作股权质押决策时如何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之间权衡,并提出大股东质押股权的可能性与股权集中度正相关、与股价被高估的程度正相关的假设,随后的实证研究验证了根据理论模型推导结果提出的假设。本文随后分析了大股东质押股权的行为后果。实证研究表明,如果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人是国有企业或政府机构,大股东质押股权并不必然导致盈余管理或资金侵占。当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人为非国有实体或个人时,盈余管理和资金侵占都可能是大股东股权质押的行为后果。本文的结论对相关部门加强对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监管、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具有借鉴意义。

盈余管理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基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

本文以2004~2013年度中国A股主板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视角,着重考察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揭示,经理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会促使企业在当期,甚至下一期进行更多的过度投资活动;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缓解了企业投资不足的问题。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企业会计期末的异常销售行为和延迟可操控性费用记入当期这两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对投资过度具有显著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中国资本市场的背景下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直接促使企业管理层做出投资过度的决策;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则通过影响企业外部信息环境间接缓解了企业投资不足的问题。该研究结论扩展人们关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对企业投资决策影响的认识,丰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方面的文献,也提供关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对企业预期经营业绩带来负面影响的另外一种解释。

商誉减值与高管薪酬——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将商誉减值作为并购绩效的考查指标,检验商誉减值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唯有民营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与高管薪酬显著负相关。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显著降低了商誉减值与高管薪酬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由此得出结论,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在制定高管薪酬时会将商誉减值纳入业绩评价指标体系,据以调整高管薪酬,而管理层权力会对其产生抑制作用,即具有负向公司治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