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爱扬州

扬州是个好地方。此地在唐代是首都以外最大的城市,繁华的程度亦复很高,雄踞榜首,高于另一座名城成都(所谓“扬一益二”)。喜欢观光旅游的诗人没有不想到这里来看一看开开眼的,杜甫(712—770)晚年也打算来一趟,曾有句云:“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解闷十二首》其二),可惜未能实现,实为一大憾事。当年来过扬州的诗人很多,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篇,至今读来仍令人心神飞越,生怀古之情。

论隋唐五代扬州铜镜文化及其精神意蕴

铜镜作为隋唐五代时期扬州地区最负盛名的手工业品之一,既是扬州青铜器制造业工艺先进的典型代表,也蕴含着丰富精深的文化意韵。扬州铜镜铸造不仅是物质层面上的手工业制造工艺,而且是精神层面上“天下器,扬州工”的灵魂所系,从形神两个方面塑造了扬州文化的精神内涵:其一,扬州铜镜是“天下器,扬州工”精品意识的体现,充分展示了隋唐五代“扬州制造”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其二,扬州铜镜是隋唐五代扬州地域文化的载体和表征,进一步充实丰富了隋唐五代扬州文学和文化的内涵;其三,扬州铜镜承载着丰富的政治鉴戒功能,人们可以托物言志,以寓讽谏或陈述政治见解,从而使得它超脱日常生活用具的囿限而成为一种能够承载丰富政治鉴戒功能的文化意象;其四,扬州铜镜蕴含着扬州地域文化的因素,反映了扬州地区特有的民俗文化元素和深厚的地域文化意蕴;其五,扬州铜镜作为唐代铜镜文化发展历程的代表,不仅集中体现扬州铜器制作的精湛工艺,也凝缩了整个唐代铜镜文化发展的过程;其六,扬州铜镜体现了丰富的中外文化交流内容,扬州铜镜作为一种有着鲜明地域化特色的物质文化载体,还表现为它集中反映了隋唐五代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对隋唐五代时期中外关系面貌的认识和理解。

论阮元与清初扬州诗学史的书写:兼论阮元与《钦定国史文苑传》的纂修

本文基于清史《文苑传》档案,讨论阮元在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中有关扬州诗人传记的纂辑工作。本文认为《钦定国史文苑传》中的四位扬州诗人正传及四篇附传,与阮元有很大的关系。这八位正附传记人物,均是康熙十七年己未博学鸿词科的参加者。他们的传记均与阮元主编的《淮海英灵集》和《广陵诗事》密切相关。阮元以扬州人而记扬州诗文,把清初扬州诗人群像写进了清史《文苑传》,实质性地提升了扬州诗人在全国的地位。

表微阐幽、章教善俗:时代趋向与刘毓崧治学特色

仪征刘氏家族四世传经,为扬州学派重要代表。乾嘉后期,学者思想解放,经学权威地位逐渐动摇,“六经皆史”观念盛行,而汉学家考据方法也受到质疑。而刘毓崧在继承乾嘉学人方法的基础上,踵武高邮二王,治学以小学为基础,坚持以字解经,总结体例,但于经史观念上更为通达,在其中体现了兼采与博通的特色,以大义为指归,由明体以达用;同时能客观看待诸子,从诸子中提出对现实的治理原则,提出礼、理相通观念,注重经济实用,体现出汉宋兼采的态度。这些时代转向,一则因应时代变动,二则与曾国藩影响相关。

刘文淇《尚书传疏大意》稿本探析

典藏于扬州市图书馆的《尚书传疏大意》,为清代扬州学派名家刘文淇的未刊稿本,撰成于道光十年(1830)。其内容,包括《尚书序传疏大意》及《尚书传疏大意》两部分,具有节录《尚书正义》传疏“大意”与“以便初学”两个特点,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既为刘文淇《尚书》学仅见之著作,又属精于文字校勘之佐证,卷末的佚文《跋》还对刘文淇学术生平多所补充。

引据宏富 考辨精要——评《刘师培年谱》(增订本)

《刘师培年谱》(增订本)引据宏富,大量称引刘师培论著、关涉仪征刘氏之著以及研究刘师培之书,对报刊、方志、日记等资料亦屡加征引,特别重视对稀见材料的搜辑与记述。在此基础上,大凡所涉时间、姓名、刊名、著述、史事有误者详加考辨,缺乏资料而有疑者简以标示而不遽立论,是治学态度严谨与实事求是学风的体现。

阮元《儒林传稿》辑纂原则考论

阮元《儒林传稿》是清国史类传,其辑纂方法是:“各儒传语,皆采之载籍,接续成文。”将《儒林传稿》的引文与其原作比对证明,阮元的确是以引文“接续成文”,没有“杜撰一字”。以“明”“清”“国朝”等字词及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生平简介为例,追溯其史源,从原作的语境,揭示《儒林传稿》的辑纂原则是政治正确。

世界运河遗产城市保护利用经验的融通互鉴——基于《世界运河辞典》文本的数据分析与初步思考

《世界运河辞典》共收录世界运河相关条目约1100条,总篇幅117万字,是目前世界上收录运河条目最多的专题百科类英汉双语工具书。通过文本细读和计算机信息处理相结合的方式,本文对运河条目数据展开分析,梳理和归纳出世界运河遗产城市保护利用方面的相关信息,考察了世界运河遗产城市保护利用经验的共性与差异,并尝试提出了一些可融通互鉴的世界性经验,以期对我国大运河遗产城市保护利用的未来实践有所裨益。

诗性:金农诗风与书画的融合与拓展

在金农研究中,“诗性”的表达和诗书画创作的“一体化”问题讨论较少。金农一生重视其“诗人”的身份,书画则是其“诗之余”。文章讨论了金农传世诗集的刊刻和诗风的特征、以诗论书、“画诗书”的提出及金农诗书画创作的相关问题,进而指出金农是如何拓展诗性,在审美内涵和艺术形式上将诗书画有机融合,提升书画艺术的人文品质。

晚明浙东学者胡应麟的扬州情缘

晚明浙东学者胡应麟曾三次赏游扬州,留有不少描绘扬州城市美食、美景与文化的诗文。这些既反映出胡应麟对扬州的喜爱,也侧面折射出他在这二十年间从恣意欢愉到内敛稳重的性格变化。胡应麟还对张若虚、宗臣等扬州名人进行了客观评价,围绕琼花、隋末焚书、骆宾王起义等扬州史事展开深入考辨,肯定扬州琼花的独一无二,褒扬骆宾王的忠肝义胆,并在所作诗文中广泛征引“扬州月”“扬州梦”“骑鹤扬州”“广陵潮”等扬州典故,为后世全面认识明代扬州发展留下了丰富材料。

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平遥古城考察调研时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晋商文化的内涵,更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文化生活。这对于区域文化尤其是历史文化名城的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我们要以历史眼光、世界视野、时代担当,将扬州文化研究进一步拓开来、深下去、活起来,力争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本辑收录的孙文龙、魏向清、张淑文《世界运河遗产城市保护利用经验的融通互鉴》一文,通过《世界运河词典》文本细读和计算机信息处理相结合的方式,考察世界运河城市的共性和个性,提出一些可以融通互鉴的世界性经验,以期对我国大运河遗产城市的保护利用未来实践有所裨益。

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大运河的原点城市“依水而建,缘水而兴,因水而美”,历史文化中浸透了大运河的因素,更应在这方面花功夫,下力气。本辑“运河文化论坛”栏目所刊的卜言松等《历史融汇现实:淮扬运河沿线城镇研究述评》、李智《多重利好形势下运河小镇的创新发展路径研究——以瓜洲古镇为例》两文.

“侨旧相杂”:隋唐扬州的人口、移民与社会——兼论“吴湘案”与“衣冠户”问题

因隋唐之际南方地缘政治格局变动,以及“安史之乱”后全国性移民潮催动,大批外来人口涌入扬州境内。移民潮在前后两期各有特点:隋、唐前期移民中的代表人群是世居江南的南朝旧族;“安史之乱”后的移民,则多出身北方士人家族,即所谓“侨寄衣冠”。移民潮前后相继,塑造了隋唐扬州“侨旧相杂”的居民结构,以及多元、开放的城市文化风貌,这对扬州区域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晚唐“衣冠户”申禁政策的出台,与江淮社会秩序紧密相关,其直接契机很可能是会昌五年起于扬州的“吴湘案”。

万物逐波流 金石终自止——《祁龙威文集》序

祁龙威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先生治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史料,重证据,精于考证,敢于创新,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太平天国史、辛亥革命史、张謇与晚清政治、清代学术史等研究领域卓然而立、自成光芒。现编辑而成的《祁龙威文集》5卷,荟萃了祁先生一生的主要学术成果。

多重利好形势下运河小镇的创新发展路径研究——以瓜洲古镇为例

本文列举了瓜洲古镇面临的多重政策利好,总结了瓜洲古镇的历史与现状。分析了瓜洲古镇发展存在的问题,如产业规划落地情况不佳;人才资源缺乏,历史文化传承薄弱;高等级历史建筑留存不多,文化景观形象相对模糊等。提出了瓜洲古镇可依托江岸资源,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依托瓜洲江口老街,打造运河风情一条街;依托瓜洲丰厚历史文化底蕴,打造名人文化与园林文化;依托近郊生态特色,发展运河乡村休闲旅游等。

崔公度生平考略

北宋崔公度是王安石煕宁变法的鼎力支持者,也是高邮历史上出色的诗文辞赋名家,然《宋史》称其“恬不为耻”,后世亦鲜见对其生平及节行的研究,本文结合历代史料、文集及方志等资料,从崔公度生平仕宦、为文交谊等方面简略勾勒崔公度生平概况,还崔公度本来面貌。

唐代淮南运河扬州段水路交通站点概述

本文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基本材料,结合其他诗文材料,梳理出唐代淮南运河扬州段重要的水路交通站点20余处。这些交通站点广泛分布于运河的主干线和支线,有些为州、县行政治所或市镇,有些是埭坝、闸堰等水利工程,有些则是渡口、村落或桥梁、寺庙,展现了淮南运河扬州段水路交通站点的多样性。通过对这些站点演变轨迹的梳理,反映唐代淮南运河的航运情况、航道水文环境以及淮南基层经济市场的发展特点。

瘦西湖得名时间考

“瘦西湖”之名未见于清初吴绮《扬州鼓吹词序》的早期版本,而是民国时期《扬州丛刻》阑入的衍文。汪沆《红桥秋禊词,同莲峰、王载扬、齐次风作》中“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是“瘦西湖”之名首次出现。本文通过梳理汪沆等“红桥秋禊”参与者的有关诗文,确定瘦西湖得名时间为雍正十三年(1735)七月。

释“盐策祭酒”

“盐策祭酒”一词常出现于明代中后期至清初盐商传记、墓志铭之中,一般认为这一称谓指代“总商”。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认为起初“盐策祭酒”只是指代盐商中有一定声望的尊长,是民间僭用官称在书面文字中的表现,它与清代“总商”所具有的含义完全不同。随着纲盐法的施行,“盐策祭酒”的内涵发生转变。康熙初年,郝浴佥点“总商”,这时的“盐策祭酒”即为“总商”。随着清朝官方对“总商”称谓的确立,这一名称遂少见于文字。“盐策祭酒”的出现标志着盐商群体开始出现一定的组织意识。

从李信堂《杨香武三盗九龙杯》试探扬州评话的守正创新——兼论扬州评话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向与演进

《杨香武三盗九龙杯》作为《杨香武》的精华部分,是扬州评话的经典书目。李信堂先生在继承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对扬州评话《杨香武》作了大刀阔斧的改编创新,在篇幅上扩充至180多万字,比最初的篇幅增加了两倍之多;在内容上既保留了武侠公案的主体,也融入了市井百姓的生活气息,特别是对皇帝权威、奴才意识的嘲讽,使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更具现代意识;在风格上“采众家之长”,既发扬了李氏评话世家的特色优点,也杂糅了王派《水浒》的艺术特点。学界对李信堂先生及其《杨香武三盗九龙杯》的研究十分有限,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从扬州评话发展史上看,要而言之,《杨香武三盗九龙杯》是从传统评话走向现代评话的代表性作品,李信堂先生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