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民族耻辱：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东亚病夫”

本又以追本溯源的方式，从厘清「东亚病夫」在不同的历史脉络中的不同意义，进而探讨它在近代中国民族想像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可以确认十九世纪末期的甲午战争，促成了「东方病夫」说在西方舆论界诞生。由於目睹当时清中国改革无效，内部问题重重，某些西方观察家以西方惯用形容类似局面的鄂图曼帝国（土耳其）的形容词－一病夫(Sick Man)，来形容表达他们所观察的清中国当时的困境。当时中国舆论界，尤其是致力於变法维新者以「逆耳忠言」态度正面看待这项源自西方的清由国「体检报告」，中国思想家也引用相同的比喻，来强调当时中国必须变革的迫切性和正当性。可是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国民改造成为政治社会改革根本的新思潮，尤其是强国必先强种的思维，使得国民身体素质的检讨批评成为新的思想课题。在这样新的思想脉络下，「病夫」的意涵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内，被中国思想家如梁启超等操弄转化成是针对当时中国人病弱身躯的写实形容，甚至成为中国作家的自我比喻：但是在另一方面，随着民族王义意识的高涨，「病夫」论的「外来性质」也开始被强调。由於这些新的历史因素影响下，「东亚病夫」产生的原始历史背景和其单纯意义，渐渐为人所遗忘。在近代中国民族王义的滋养哺育下，「东亚病夫」成为了百年来，中国人集体记忆中，代表着傲慢无情的西方人所一直挂在嘴边，嘲笑中国和中国人的羞辱名词。简言之，这一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成长转化」的「病夫」，不啻是中国人所创造想像的「他者的诅咒」，转而为中国人集体认同意识中的「原罪」，必须以身体技能所博得的荣耀，尤其是现代国际体育竞技场上，不断地证明其已被解咒，已被清洗。从理性思想分析的角度而言，「东亚病夫」在近代中国「生根、成长、转化」的过程中，充斥着太多认知上的谬误和不必要的情绪操弄；但也正因为如此，它百年来的历史动向不啻是近代中国人，在自我言诠和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对於西方和西方人爱憎交杂的矛盾心情的具体呈现的一页沧桑史。

现代中国南方学术网络的初始(1911-1945)

现代中国的南方学术网络，系指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包括後來的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教授爲主体的文史学者们，包括：柳诒徵、吴宓、竺可桢、劉伯明、徐则陵等人；毕业於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者们，包括：张其昀、缪凤林、陈训慈、向达、郑鹤声等人；以及在治学取向上接近南学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如：王国维、呂思勉、张荫麟、蔡尚思、汤用彤、陈寅恪、钱穆等人。 在现代中国史学的有关研究中，北方学统无疑较受青睐，不論从北京大学国学门发展下來的北大国学传统，或从现代学科体制論析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甚或讨論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包括古史辨运动，中央研究院歷史语言研究所代表的史料学派，北方学统的研究可谓漪欤乎盛哉，而有关南方学统的研究则寥若晨星。 这一方面固然是北方学统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处於領导性的地位，且相关論题所引导的风潮，较受史学工作者重视。有关南方学术网络的研究，向來较受忽略，虽然在有关北方学统的研究中，部分論着亦带及南方学术网络，但大抵均属陪衬性质，或视之爲主流学术的反对者。本文論析现代中国南方网络的诸种面向，冀期建构南方学术网络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