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分配正义观的理论本原、理实困境和时代化发展——兼谈初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双重批判,描绘了未来社会的分配正义图景,指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实现分配正义的生产性前提。回到我国现实,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和贫富差距问题的充分敞露,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理实难题。破解这一理实困境,理论上既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分配正义观,实践中又要突破马克思生产正义的理想性前提。在初次分配领域,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实现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生产关系基础,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为实现社会主义分配正义提供物质基础。实现初次分配正义和促进共同富裕,需要充分发挥国家的经济职能,从党的领导的政治保证、资本无序扩张的国家规制和劳动力产权正规化的劳动扶持等方面协同发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的若干问题(笔谈)

荣兆梓教授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程新编(上册)》于2022年7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2022年8月3日,新书(下文简称“《教程新编》”)发布会暨理论讨论会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主会场设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安徽大学(合肥)设分会场,腾讯线上会议同步直播。参加会议的嘉宾有北京大学顾海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谢富胜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刘刚教授、安徽大学荣兆梓教授等。我们在各位与会专家发言的基础上组织撰写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若干重要问题的笔谈,与对此一主题有兴趣的同仁共享。

中国经济学如何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和世界之问

现在我们都在讨论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问题,都在谈中国经济学的建设问题。我今天的题目是讲中国经济学如何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和世界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归根到底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经济学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据中国国情和改革开放实践,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形成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它植根于中国大地,讲中国故事,研究中国经济规律,指导中国经济发展。

关于债务问题之争的思考:债务界限在哪

2023年之初,赵燕菁、赵建、徐高三人发生了关于债务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提出了许多有关债务的核心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债务问题是一个实证问题,需要接受实践检验,本文就争论中涉及的方法、理论、事实发表了意见,并分别讨论了居民债务、企业债务、政府债务的界限。居民债务和政府债务的本质是预支未来,企业债务则可以创造产值和利润。适度借债不但可以促进微观个体的福利和发展,而且还可以带动宏观经济的发展。但是,任何债务都存在界限的问题,超越界限过度借债,有可能形成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并对微观经济主体和宏观经济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因此,必须要建立和强化债务界限的约束机制。

小国开放经济社会再生产的动态投入产出分析——扩大再生产与非进口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贯通

运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本观点、概念和原理分析开放经济的国民经济循环,尤其是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重要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意义。将投入产出分析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概念与开放经济的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研究贯通,可以深化和拓展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切实展现其当代价值。二者的贯通的关键是获得开放经济的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解。小国开放经济的社会再生产是非进口竞争型社会再生产的典型一类。基于非进口竞争型社会再生产公式和投入产出表,建立小国开放经济社会再生产的动态投入产出模型,可以为实证研究小国开放经济提供理论模型参照,也可以为运用非进口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研究出口导向型、消费品主导出口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社会再生产提供借鉴。

金融不稳定的一个政治经济学解释

明斯基对金融不稳定的分析集中在资本主义增长过程中投资决策的中心地位,对扩张和收缩的解释局限于金融市场,缺乏不稳定的实际来源。马克思认为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内在矛盾,金融问题只是生产过程的反映。本文基于清泷信宏信贷周期模型刻画的经济体系,在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下对金融不稳定的机制以及金融发展与经济运行的关联问题进行研究,发现在不同金融发展程度下产出对冲击的响应是非线性的,原因在于金融发展过程中的资本集中和资本再分配机制,其所具有的动态、静态效应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放大了经济系统的冲击波动。通过对金融不稳定这两种机制的二重性分析,指出金融不稳定是从资本积累或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获得内生动力,因此金融发展并不会消除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反而会加速这一对抗过程。

加大逆周期力度,重回平衡增长路径

投资调整是一种非稳定机制,它的存在意味着经济社会是内生不稳定的,从而当经济面临外部冲击时,政府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不仅必需,同时还应达到一定力度。在决定经济增长的两大市场力量中,需求侧通常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供给侧的自然增长则相对稳定。根据这一原理,中国2023年的增长率目标只有在7%以上,才能使中国经济重回平衡增长路径,而经济的增长低于平衡增长路径将产生诸如通货紧缩、就业困难、民营企业预期减弱和投资不振等问题。

遏制金融化是以内循环实现增长的必要条件——科学理解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结构性矛盾作用下的资本过剩作为推力,金融资产市场超额利润的形成作为拉力,共同解释了资本积累金融化的发生与发展。金融化挤出企业生产性投资、增强实体经济波动性、放大社会收入与财富的两极分化,再度加剧了经济增长结构性矛盾。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面临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房地产部门与实体经济结构失衡,针对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对自主科技创新的支持以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是治理金融化风险、构建经济与金融良性循环的重要制度条件。

凯恩斯“流动性陷阱”的批判性考察

源自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流动性陷阱”,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正如克鲁格曼所说,自20世纪40年代以后,“流动性陷阱”作为一种记忆和经济研究的主题在稳步消退。克鲁格曼1998年对日本“流动性陷阱”的实证性研究重新引起经济学界对“流动性陷阱”的关注。此后,用实证方法研究“流动性陷阱”使“流动性陷阱”重新成为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主题,并形成了“流动性陷阱”是否存在的争论。从理论与操作上对“流动性陷阱”的分析表明,“流动性陷阱”并不成立,即使假定存在“流动性陷阱”,总需求与“流动性陷阱”之间也没有关系。货币政策的失效不是因为“流动性陷阱”,而是因为货币政策体系的内在冲突。

新中国初期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探索——基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考察

新中国初期是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时期,国内学者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探索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框架。本文以《政治经济学教程十六分册》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代表性苏联教科书为主要线索,在梳理了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学教材内容和体系的发展演变的基础上,考察苏联教科书对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以及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如何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形成了初步的理论体系。这一视角的考察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这一时期的传播及其影响,也有助于审视和思考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探索历程,为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历史启示。

芜湖市“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引领新型集体化实践

随着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切实做好乡村振兴各项工作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谁是乡村振兴的领头人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种田大户、龙头企业乃至专业合作社都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我们的调研正是希望回答乡村振兴谁是领头人、乡村如何振兴这两个问题。通过对安徽省芜湖市21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村庄的调研,我们认为基层各级党组织应该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人,重新激活的村集体和村庄的新型集体化能够解决乡村的组织化缺失、公共性不足等问题。依靠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乡村振兴才有基础和抓手,才有可能解决土地撂荒、农村贫富分化加剧、农村社会涣散、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稳健的经济、小康民生、乡风文明以及良好的生态才可能为乡村社会所有。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动态演进关系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收入差距拉大是当前国内外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基于修正的E-S收入分配模型,以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上市公司净利润为业绩指标,考察了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对高管及工人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业绩的增长,高管收入总额较之于工人而言增幅更快,论证了在国内民营经济领域存在着随着公司业绩提升,高管与工人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结论表明,需要通过工人持股等方式缩小高管与工人收入差距,确保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失业和实际工资:争议性政治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

一、引言工资变动在工业资本主义中具有双重作用。更高的工资意味着更高的生产成本,但也通过给工人提供更大的购买能力而刺激了需求。在作为(可变)生产成本的主要部分和作为需求主要来源的两个对立作用中,工资率的变动对就业和产出水平的影响是复杂的,甚至不明确的。正因如此,工资和失业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争议,同时,这也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持续存在提供了经济基础。本文的核心目标是建立一个宏观经济框架,用来分析与这些争议性政治意识形态相关的工资和失业的关系。

“韦伯效应”:思想来源与理论分歧

韦伯效应是学术界尚未充分研究的重要经济现象。韦伯效应的思想来源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以及历史学派的研究传统。二战后,西方学者采用新古典方法从诱导型技术创新、效率工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提出了劳动榨取论以及福特主义发展模式等解释框架。后凯恩主义学派作为西方经济理论的重要分支,从直接供给效应与间接需求效应两个方面,对韦伯效应进行了理论和经验研究,揭示了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机制,阐明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两大重要内生动力来源。本文归纳并总结了韦伯效应的思想来源以及新古典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解释,对相关理论框架进行比较,并提出了进一步发展韦伯效应理论的研究方向。

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国家理论演进图景和反思

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不仅是完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理论需要,也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寻求理论支撑的现实需要。自马克思之后,国家理论的研究范式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化、去马克思主义化和韦伯主义化的三个阶段。本文尝试通过重访国家理论发展史中的三次关键争论,发现已有国家理论文献存在的盲点和复兴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理论路径。研究发现,普兰查斯和密里本德之争折射的内容实际超越了“结构主义”和“工具主义”的简化概括;国家中心主义范式对社会中心主义范式的批判高估了斯考切波等人的理论贡献,低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张力和活力,韦伯主义化的国家中心主义范式的国家理论已经陷入了困境。找回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概念,重塑“国家-社会关系”范式是今后国家理论研究的大有可为的路径。

数字经济下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以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为基础,立足于新发展阶段,在以数字经济为高质量发展赋能的同时,更离不开劳动关系的高质量发展作为保障。数字经济推动生产方式变革,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结构、劳动雇佣形式和劳动权益诉求,给和谐劳动关系带来挑战。推进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高质量发展,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以剩余劳动向必要劳动让渡为物质前提进行理解和把握。基本经济制度和共享发展理念为数字经济下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制度条件。为此,可以通过利用数字技术加强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优化劳动关系认定法规和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路径,提升劳动力价值、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和努力实现劳动者体面劳动,促使我国朝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稳步迈进。

探寻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评孟捷教授新著《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系统化总结中国发展经验的内在理论诉求,也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客观要求。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地位。孟捷教授最新出版的《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即是一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化体系化的代表性著作。该书以历史唯物论的新阐释为前提,紧扣市场经济3.0理论的定位,坚持学理化兼学术史化的风格,深耕国家与市场关系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拓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规律体系的认识,初步展示了一个别具一格的探寻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极具创新性和启发性。对于如何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透过该书,可以得出如下三个重要观点:第一,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厘清一个定位,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市场经济3.0的经济学;第二,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实现两个重构,即实现历史唯物论的重构和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重构;第三,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做到三个深化,即深化学理性分析、深化学术史挖掘、深化规律性探究。

从需求管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研究

我国宏观调控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进行的宏观调控。贯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包括宏观调控在内的国家经济治理的根本职能。宏观调控的目标也因此呈现为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实践经历了以需求管理为重点到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转变。现阶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相结合,体现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的创新。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生产理念的三个认知阶段——兼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经济哲学基础

自然环境是生产的客观条件,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类不断适应和利用自然力从自然界获取所需又反馈和影响自然环境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经济理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演变过程,至少呈现出三个不同的认知阶段。三个认知阶段的演变也是人类生产理念随着生产力水平提升而持续升华的理论体现。置身这一理论脉络考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生产理念的系列论述,可以更好地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将自然条件从生产手段提升至生产目的所实现的理论创见,从而更为深入地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理基础,科学理解相关理念和主张的学术贡献和理论地位。

萎缩的资本主义:新政治经济学范式的组成

气候危机、不平等加剧和流行病扩散提出了一个问题:资本主义适合什么目的?要实施新的政策和制度来应对这些挑战,就需要重新调整政治力量,其规模与过去40年新自由主义政策和理念所实现的规模类似。我们建议,一个成功的新范式必须为充满活力和可持续的经济提供基础,并由一系列协同的伦理承诺、经济模型、代表性政策和一种新的方言经济学构成,人们借此理解并寻求改善他们的生计和未来的方式。我们通过参考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范式来说明以上四个组成部分。通过整合市场、国家和公民社会三个主体扩大政策和机构发挥作用的空间,在此基础上我们指出新范式的要素,包括萎缩资本主义的空间、增强经济禀赋以及尊严和发言权的平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