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普斯卡娅和她的著作《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1869年2月26日诞生于彼得堡的一个激进知识分子家庭。她在十一岁时就对教育发生了浓厚兴趣。在十四岁时父亲去世后,她曾去教私学。1887年中学毕业时曾获金质奖章,接着又修完了八年级师范班。1889年进了彼得堡的一所女子高等学校数学系学习。1890年初参加了革命的大学生小组,在那里她第一次知道了“国际”这个词,并开始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及其他著作。

陈白沙理学观对社会教化的影响

儒家学者十分注重社会教化,这种观念在明代理学家陈白沙身上格外显著。作为明代理学向心学转变的关键人物,陈白沙秉持导民向善的教化精神,一生致力于社会教化,不仅强调以“诚”为本体的德性观,且以身垂范,通过诗书琴乐等教化方式影响弟子门人,视孝悌为教化着眼点,兼及忍、让、勤、俭、忠、信等诸种美德养成,并倡导读书明理,树立家国一体的教化风尚。陈白沙的社会教化实践富有心学涵养和切己躬行的精神气质。伴随陈白沙的社会名声日隆,岭南百姓以及不少官员深受陈白沙的理学教化思想影响。

教育伦理学现实“问题域”的分析与建构

学科知识的增长是一个漫长的累积性演进过程。教育伦理学作为在教育科学和伦理科学之间形成的交叉学科,以教育生活为研究对象,从伦理视角给现实的、普遍的教育生活以规范的引导,并在此基础上划定了独特的研究范畴和现实“问题域”。从知识衍生发展的路径看,教育伦理学知识体系的累积与研究“问题域”的演进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伦理场域下关于“关系”“情理”“道德”等伦理学经典问题在教育伦理情境中的横向映射,另一条线索是教育场域下对于教育“本体论”“价值论”“实践论”在教育伦理学知识体系中的纵向迁移。教育伦理学中国化研究需要遵循学科建设之道,实现学术的超循环,通过问题导向的学科知识累积实现学科进阶与学术超越。

论郑观应对近代学制的倡导

郑观应(1842——1922),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维新派思想家。他的“商战论”、“议院论”为人们所熟知,但作为他整个维新改良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教育启蒙思想,却鲜有论及。实际上,他较早地积极倡导学“西学”,并提出“西学”内容;他对科举制弊端予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积极提倡女子教育;最为突出的是他最早将“自救”纳入学校范围,积极倡导近代学制。他对中国近代学制的设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思想品德测量可能性之探讨

思想品德的评价问题一直是教育理论中极想解决而又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思想品德能测量出来吗?我们知道,评价必须以测量为基础。因此,这个问题不解决,有关思想品德的评价问题就很难得到科学的解决。为此,本文就这方面试作探讨。一、思想品德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实体思想品德测量之所以可能,首先因为它是一种客观的实体。

乐与乐教溯源

乐之为乐,它至少包涵二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情感上的快感与美感,一是指作为艺术——人为的形式——借以寄托人类精神的物化形态。在人类精神发展史上,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赋予其不同的社会(阶级)内容。从而形成完善人类自身的条件,这就是“乐”在其形象性、惰感性特点之外的社会性特征。正是这种社会性内容的不断变迁,构成了人类思维结构中的内在要素。当它进入教育领域之后,便产生一种不同其它教育形式的完善人的个性和谐的重要手段。然而,在我国先秦时代,乐与教的结合还是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过程。

思想品德测量目标制订初探

如何根据德育目标的要求制定出既符合社会要求又方便测量实施的目标,一直是思想品德测量中的一个难题。本文试图作些探讨,请同志们批评指导。一、思想品德测量目标制定的依据 (一)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的规范是制定测量目标的主要依据思想品德的测量,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对学生个体的思想品德进行定性、定量和系统的比较判断过程。测量的对象是学生个体的思想品德。大家知道,任何个体的思想品德都是一种社会影响的产物。它的形成是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实现的。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在其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是说,学生个体思想品德中的各种品质和相应的能力是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道德等社会思想意识的相互关系中,通过家庭、社会。

教育学人风采——王善迈

王善迈(1937—),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院长。先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并留校任教;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资本论》研究生班;长期从事经济学与教育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是我国著名的教育经济学家和教育经济学奠基人之一;先后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荣誉理事长,国家教育督导团专家、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北京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兼职教授、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教育与经济》主编、《教育经济评论》编委会主任等国内外学术职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独立生活中的自我与自然——梭罗教育实践与思想探微

美国十九世纪作家、哲学家、超验主义者亨利·戴维·梭罗以其代表作《瓦尔登湖》闻名于世。鲜为人知的是,梭罗曾短暂地投身于教育实践,并终身对教育议题保持关注。本文通过梳理梭罗的生平及多部作品,对其教育思想展开分析:作为教师,梭罗提倡建立相对平等的师生关系,要以自然和实际生活为师;作为学园演讲者,梭罗认为,成人和孩童一样,都应接受教育,免于无知;作为自我教育实践者,梭罗指出应当从自然之中寻找自我,过不受物质负累的简朴生活。对梭罗的教育思想进行解读,一方面有助于增进对梭罗的了解,拓宽理解其思想谱系以及超验主义运动的维度;另一方面则有助于挖掘其思想中至今仍不过时的关于自由、自我、自然关系的教育内涵,期待能为当今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提供启示。

《教师法》修订:基本理念、教师身份与立法技术

权益保障是我国教师立法的基本理念,此次《教师法》修订仍需贯彻和继承。科学定位教师的法律身份是保障教师合法权益的前提。基于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的不同特征以及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实践诉求,中小学教师宜定位为专业技术类公务员,高校教师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身份宜通过法律予以规定。教师权利义务是教师法律身份的外在表现,相关内容的修订须依据教师的不同法律身份。教师教育惩戒是中小学教师基于专业身份实施的事实行为,本质上属于教师专业自主权,《教师法》应予以确认和规范。围绕教师权益保障,还需从法律规范协调统一、增加程序性规范以及纠正硬法规范软法化等技术层面提高修订的科学性,增强《教师法》的可操作性。

公共文化服务融入学前教育的可及性研究——基于广州市的样本

公共文化服务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战略工程,而可及性是评价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其服务对象“适合度”的概念。本研究基于737名广州市幼儿园教师和行政人员的调研数据,建构了包含可获得性、可接近性、可接受性和可适合性四个维度的可及性评价框架,分析和评价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幼儿园师生需求及文化服务利用行为间的适合性。研究发现: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与幼儿园供需双方均认可公共文化服务的教育价值,但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未得到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融入学前教育的可及性总体有待提升。其中,可获得性和可接近性是现阶段影响公共文化服务融入学前教育的基础条件;检索公共文化服务资源能力弱、缺乏实践运用能力成为制约幼儿园运用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原因。公共文化服机构扩能提质增效且提供精准供给,推动幼儿园常态化关注与运用公共文化服务,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与幼儿园师生需求间适合性的可选路径。

2024—2035年学前教育学龄人口及其对资源需求的预测——基于“三孩”政策的研究

在“三孩”政策全面实施背景下,本文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使用CPPS2020软件分高、低两种总和生育率方案预测2024—2035年学前教育出生人口、学龄人口和在园幼儿数,进而测算各年份幼儿园机构、专任教师和财政投入需求。结果发现:2035年我国出生人口在高、低方案下较2024年提升99万人、减少6万人;学龄人口和在园幼儿总量整体减少,向城市集聚,到2035年在园幼儿规模为2498—2752万人,其中71%—72%就读于城镇幼儿园。从教育资源现有供给水平来看,城乡学前机构与城镇专任教师可以满足未来需求,乡村专任教师和教育经费存在大量短缺。基于此,需统筹城乡幼儿园的配置;促进城乡教师资源流动;建立各级财政分项目按比例承担学前教育经费的分担机制,加大学前的教育财政投入;财政投入更多用于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关于《教师法》修订中的法律责任之完善探讨

1993年《教师法》是首部以专章形式规定教师法律责任的教育法律。该部法律在具体内容、逻辑安排和体系衔接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和送审稿均对法律责任章有所修订。《教师法》修订应借鉴《公务员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等公务员类立法和《医师法》《律师法》等职业类立法相关规定,细化教师法律责任,推动《教师法》有效实施,以“强师”助推“教育强国”建设。

兴趣教育理论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渊源

任何一种理论或学说都有自身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渊源。兴趣教育理论或兴趣学说是教育学和心理学交融而成的一个重要学说,也是对现代教育和学习产生很大影响的一种理论。关涉这个理论或学说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渊源较为复杂,有多种哲学和教育哲学流派以及哲学上一般兴趣说为其提供强力支撑。具体来说,在教育哲学上表现为自然主义,在伦理学上表现为幸福主义或快乐主义,在社会哲学上表现为民主主义,在人生哲学上表现为趣味主义。此外,哲学上的一般兴趣说,如康德的理性兴趣说、培里的价值兴趣说和哈贝马斯的认识兴趣说,也为兴趣教育理论或兴趣学说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不忘本源,面向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评《当代中国教育学术史:高等教育研究》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余年时间里,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产出了丰富的知识成果,特别是1983年高等教育学被正式列入学科专业目录成为教育学下的二级学科,开启了高等教育研究新的篇章。从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等方面看,我国都堪称高等教育研究的大国,而这汗牛充栋的研究呈现出怎样的发展特征,面临着怎样的问题与挑战,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实践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开展学术史研究来寻求答案。

教育学人风采——朴永馨

朴永馨,祖籍辽宁沈阳,1936年生于北京,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先生1956年被国家派往苏联学习特殊教育,1961年修完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特殊教育系聋、智力落后、盲、语言障碍四个专业课程,以优秀成绩毕业。回国后先生在基层特殊学校从事残疾学生教育教学工作,1979年底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

教育学人风采——田正平

田正平(1944—),山西应县人,现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先生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系,1981年于杭州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先后任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教育学系系主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首任院长。先生1993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4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2005年获浙江省首批特级专家称号,2010年获浙江省功勋教师称号,2017年被评为当代中国教育名家。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视野下的我国学位服:回顾与展望

今年是我国“94式”学位服颁布30周年。值此之际对中国古代士人服制和当代学位服发展历程进行回顾,有助于明晰当前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学位服“应否”以及“如何”中国化的问题。我国古代的士人服和科举服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重视符号象征意义,其作为学术身份标识,与现代学位服有很大相似之处,是中华民族崇文重教精神的重要体现。20世纪,我国现代学位服制度历经百年最终建立,但中国化特点仍不够突出。21世纪以来,民间和部分高校在中国式现代学位服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现代化的中国式学位服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彰显中华民族悠久的崇文重教传统,彰显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做到“中国式”与“现代化”的有机统一。

新加坡教育分流制度审视:新自由主义下的效率与公平

对于新加坡来说,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原则,而且是一种隐藏在其政治体制下与政府所秉持的实用主义相耦合的治理模式。这样的政治经济制度促使新加坡教育追求效率,采用竞争性的教育分流制度。同时,精英主义下的教育分流制度也利用新自由主义治理技术使其被普罗大众所接受、信任和遵循。新自由主义下竞争激烈的教育分流制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其提高了教育效率、释放了个人的自由与能力,因此被认为能够最大化社会效能;如果形成良性循环,社会将整体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把所有控制权抛给自由市场,则会导致教育不平等和社会分化。虽然新加坡一贯重视教育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强调精英教育的重要性,但是从近年来对分流制度大刀阔斧的改革可以看出,新加坡政府越来越重视分流制度带来的教育公平问题,致力于将追求效率的精英教育与追求公平的包容性教育相结合,促进教育的良性发展。

预防学生犯罪的对策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对青少年犯罪的研究是十分重视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但作为对策研究,多从司法、社会工作的角度去研究怎样改造、转化犯罪青少年的问题,而较少从学校教育工作的角度去研究如何防止学生犯罪的问题。本文拟以调查材料的分析为基础,初步探讨预防学生犯罪的对策。一目前,我国对青少年犯罪的原因、类型、特点、心理以及对策措施作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在犯罪青少年的改造和教育工作上也收到了很大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