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订阅2025年度《文艺理论与批评》

《文艺理论与批评》创办于1986年9月,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类刊物,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近40年来,《文艺理论与批评》以鲜明的问题意识,追踪当代中国文艺的变迁,介入时代的理论论争,回应重大的思想性议题。刊发范围涵盖文艺理论、文艺批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及艺术史研究等学科的前沿和热点问题,力图通过文艺理论的探究和文艺现象的剖析,深化对当今时代的理解;同时,本刊力倡一种朴素平易、清晰流畅的文风。

“我希望你有你自己”——论丁玲的同题小说《一九三〇年春上海》

丁玲曾以《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为题,创作了两篇小说。两篇同题小说都聚焦革命与恋爱冲突的主题,但作出了相反的阐释。《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中,革命的妻子抛弃不革命的丈夫,走向人生的新天;《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中,不革命的妻子抛却革命的丈夫,再度拥有摩登的生活。看似抵牾的同题写作,实则假借“革命+恋爱”的题材,延续对现代女性所处困境的真挚关切,共同反映了丁玲在创作与人生双重转折时期的复杂思想状态。这其中既有丁玲一以贯之、强势坚持的女性意识,又有对革命朴素的亲近以及深藏于后的怀疑不定。

工业化,还是去工业化——现代化在1980

从20世纪80年代的工业文学出发,可大致描述现代化在文学领域的发展轨迹。《乔厂长上任记》(1979)中管理科学加物质刺激的工业改革方案成为后来改革文学的典范,这一方案实际上将20世纪50—70年代共同体意义上的单位还原为生产意义上的工厂,体现出工人的劳动力化倾向。而《赤橙黄绿青蓝紫》(1981)则触及这一方案的内在困境——以追求生产效率为目标的工业改革及其文学,难以持续生产意义。80年代前期,现代化首先意味着富裕,这是对此前历史的有效反思,但也将如何生产意义、如何确立社会主体、如何重新结构人与人的关系等难题摆在人们眼前,这成为80年代以后反思现代化的起点。

时代关怀中的自我坚持——论柳青《在旷野里》的思想和启迪意义

《在旷野里》体现了柳青一贯的创作特点:挚切地关怀现实,同时坚持自己的创作主体地位。正因此,作品能够敏锐地发现现实问题,并进行深入的揭示,在艺术风格上也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柳青的创作个性与时代环境存在一定不契合之处,导致《在旷野里》某些情节难以充分发展,也是作品未能终稿的重要原因。《在旷野里》虽未终篇,但已表现出很强的现实批判勇气和个性化的艺术品质,作品所蕴含的现实关怀和自我坚持精神,对今天的文学创作和作家主体建构都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表演消极观众身份:共享舞台或重建“第四堵墙”--一个后布莱希特的视角

发现观众是20世纪以来剧场艺术范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历史先锋派开始,众多剧场艺术家的革新基于这一假设:如果能在剧场中改变观演区隔的状态,激发舞台和观众席之间的交流,赋予消极的观众以能动性,被唤醒的观众就会将能动性带入社会改造中。经过半个世纪的观众参与式剧场实践,将参与等同于观众赋权和剧场民主已经不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假设。因此,在当代剧场中出现了两种表演观众身份的新实践,其一是通过共享舞台展示舞台上的观众如何成为顺从而自得的消费者,其二是通过重建第四堵墙使观演隔绝的关系成为监控社会的隐喻。这些自我反思性的剧场实践表明:参与在本质上并不比其他形式更具政治性或反抗性,在当代语境中,表演消极的观众身份可能比已成惯例的参与式剧场更加激进。

由调和走向革命的历史逻辑:恩古吉文学思想的“求真”姿态

诞生于殖民历史的非洲现代文学势必具有革命文学色彩,非洲左翼作家恩古吉的革命文学创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其思想中的投射,但其呈现的复杂样态提示了他并非“天生”的革命家,而是经历了由调和走向革命的过程。恩古吉的“求真”姿态,表现为对绝对的“拿来主义”与纯粹的“本土主义”均有所怀疑与警惕。事实上,恩古吉革命文学的发展历程,伴随着其“人民”观的萌芽、形成与扩充过程,语言观前后相悖的背后,可见其人民意识的一以贯之。恩古吉的文学思想由“精英文学”“革命文学”向“人民文学”的发展历程,内含了某种历史逻辑。

新人:“去中心化”的主体及其剩余

丁玲向来擅长刻画那种个性倔强的女性人物:她们有着敏锐而丰沛的感受,热烈而深细的情感,以及不屈不挠的意志。早期小说中的梦珂、莎菲,延安时期的陆萍、贞贞,都是这类人物。在自觉转换方向后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给人印象深刻的黑妮甚至李子俊老婆,也有着类似的特征。这类人物都被放在与社会环境的冲突中来塑造,冲突越尖锐,人物的抗争就越强,其个性也越发鲜明生动。

“历史学”还是“图像学”?——历史图像学的相关概念与跨学科研究方法论(下)

五、图像史料与文化史研究的连接与跨越,图像史料的微观研究与历史叙事的有效性固然有紧密联系,其在宏观视野上的作用与意义也是历史图像学和文化史研究的连接处,最后成为回应“历史学还是图像学”的一个重要节点。(一)作为图像史料的“巴约挂毯”关于“将图像写成有意义的话语”及“历史叙事的有效性”,中世纪的艺术品“巴约挂毯”(Bayeux Tapestry,一译“贝叶挂毯”)是一个著名的研究案例。

重新思考游戏研究中的心流理论——以“魂系”游戏为切入点

近年来,数字游戏研究常常言必称“心流理论”(the flow theory)。它似乎被奉若圭臬,成为游戏设计应用领域内的一大法宝。在思考如何让游戏吸引用户沉浸其中、长时间留存方面,它成为原则和利器。然而,几款重要的“魂系”游戏新作“破圈”成功后,我们得到了重新思考心流理论解释力的绝佳契机。

《杜秀兰》手稿细读两例

反复阅读丁玲写于1955年底、改于1956年初的《杜秀兰》手稿1,越读进去就越能听见她的心跳和呼吸。眼前这份看起来简单到透明的平常文本,倘若凝神敛气,层层深究其来处,则更像在特定政治时势、社会情境和身心困局中被过度决定的“激情写作”。但本文试图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篇未完成的小说稿中,丁玲如何呈现农村社会发生新变时的初始状态及其展开过程?

文艺理论体系创新的设想

如何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构建一个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建设,不是偏重于“外部研究”,就是偏重于“内部研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根据马克思的“普遍联系”与“对立统一”思想,根据马克思的“公转”和“自转”相统一学说,应构建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方法论的新体系。研判目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体系建设上的弊端,确立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辩证法体系的哲学依据,阐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论述本有的辩证法素质,厘清坚持“公转”和“自转”统一的辩证法体系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意义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体系构建的前提性工作。

开辟语文教育交流和研讨的园地——叶圣陶与20世纪40年代的语文教学

我国的语文教育园地一向比较贫瘠,而人们对于语文教育的期望却特别高,这固然与全社会都关心语文教育的导向有关,与“语文”的特质也不无关联。“语文”就是语言文字,语言人人能说,人人都有发言权,不像数理化那样有专业知识的门槛,因而一谈到“语文”,就见仁见智,众声喧哗。筚路蓝缕地去开辟语文教育交流和研讨园地、扎扎实实从事语文教育研究的是叶圣陶。叶圣陶主编的成都《国文杂志》、桂林《国文杂志》,以及在开明书店续办《国文月刊》的过程,体现了他对我国现代语文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

“历史学”还是“图像学”?——历史图像学的相关概念与跨学科研究方法论(上)

艺术史学界的“图史转向”趋势以及历史学界对于图像研究在整体上还缺乏应有重视,这使“历史学还是图像学”成为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前沿议题。通过梳理、辨析“历史”与“图像”等基本概念系谱,“历史图像学”作为复合型学科概念在推进前沿学科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及意义得以呈现。建构中的历史图像学的主干应该建立在以历史学与图像学为主的跨学科基础之上,同时广泛吸纳艺术史、文化史、跨文化研究、钱币学、古物学、思想史等学科领域的方法论及研究成果。“历史图像学”以历史上的图像史料为基本的研究对象,坚持在历史语境中解读图像,同时充分运用图像学的研究方法解读历史图像,目标是建立带有图像学研究方法的历史研究范式和叙事模式,使之成为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文艺丛刊”与抗战胜利前后的文化生态

中华书局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密切关系,可从《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中见出一斑。该书所收叶圣陶1945年3月31日致茅盾、巴金、金兆梓的复信中所提到的机构,指的是“中华文艺丛刊”编辑委员会;该丛刊最终发起人名单中,除茅盾、巴金、金兆梓外只有8人;从现有资料看,叶圣陶复信中所提建议并未被茅盾等人采纳;从出版效果看,“中华文艺丛刊”只出版了四种,显得有些虎头蛇尾。该丛刊的出版动议,始于湘桂大撤退后重建于大后方的爱国文人圈,其出版构想曾在抗战胜利前得到发起人、作家们的细化与执行,但该丛刊的宏伟出版计划因抗战胜利后作家心态变化、复员需求与出版生态的日益恶化而未能继续推行。“中华文艺丛刊”的面世过程,是映照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生态的一面镜子。

力拔山兮色盖世——李斛人物画再阐释

李斛是徐悲鸿的亲授弟子,写实主义画派的第二代画家,新中国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现代人物画最重要的代表画家之一。李斛人物画之力的展现、奇险的结构、色彩造型,都体现了他作为徐悲鸿教学样板学生之一的作品魅力和图式精神。1946年徐悲鸿夸赞李斛为中央大学从南京迁至蜀地的弟子中中西融合的“最成功者”,“为新中国画别开生面”,这不仅是伯乐式的提携,抑或是师生同中有异的宽厚激赏,更是对李斛的创作为中国画现代转型的道路选择提供了有益思考的真诚肯定。

“苦痛”与“听觉文艺性”的发现——论抗战时期老舍对通俗文艺认识的深化

抗战时期,老舍一度将创作重心转向通俗文艺,在此过程中,他对通俗文艺的认识也有比较明显的调整与深化:从一开始只从宣传性肯定通俗文艺而否定其文艺性,到重新发现其有别于新文学/现代文学规定性的“听觉文艺性”。这一过程给老舍带来了相当复杂的“苦痛”感,但“苦痛”也促使他最终在理性与情感的双重维度上超越了宣传/艺术、革命/启蒙、形式/内容等二元认识框架,并从本土与民众的立场与视野出发打通了通俗文艺与民族文学以及“伟大作品”之间的进路。

时代的变迁与文学的变奏——论小说《高干大》中道路斗争的预演、嬗变及作家姿态

欧阳山创作于1945年的小说《高干大》对“十七年”合作化题材小说具有起点性意义与样板效应。但在“十七年”的特殊语境中,《高干大》在人物形象塑造、人物关系模式、情节设置以及思想主题表现等方面被予以了置换、整合与重构。通过对新旧两个时代的急遽转换与文学变奏的考察,欧阳山创作姿态的“常与变”能够从中清晰地呈现出来,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作家与时代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与扭结。

女性、现代主义与边地视野——梁白波的西北写生及其回响

梁白波20世纪40年代曾赴西北,留下表现边地民族的速写与水彩作品。作为活跃20世纪30年代都市的女性艺术家,梁白波的西北写生既是认识40年代艺术家西行现象的独特案例,也是重审现代主义本土探寻与边地经验的一个契机。其西行表达交织着女性视角、现代主义与现代中国美术的边地视野,她对不同边地族群的表现勾连起重思中心与边缘的可能性,开启了认识现代中国美术脉络的边地视野。

人民性立场与民族化风格——贺敬之文艺创作的贡献与特色

贺敬之是在人民文艺发展壮大中不断成长与成熟的典型代表,其创作道路是党领导的“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的生动缩影。其创作具有特殊的艺术个性和鲜明的艺术特点,其中最重要也最突出的,是对人民性立场的坚定持守和民族化风格的执着追求。这是他创作的鲜明印记,也是他对社会主义文艺做出的最为重要的贡献。

中国传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加拿大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斯迈思在《依附之路》(1981)一书中剖析了艺术和科学成为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核心内容的历史过程,主张建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化战线。直到2009年,政治理论家费舍尔才真正让“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渗透到以英语为母语的理论界,这一概念对于解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依附于它的地区的大众文化和精神症候时有相当效力。但是,要突破这套无远弗届的微观治理术,费舍尔等西方左翼学者提出的方案却显得过于空想。以斯迈思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化与传播模式为纲,借助苏联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放体系”理论,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化和传播“体系”或可被重新建构。而这套体系可否用来替代作为解决手段的“迷幻共产主义”空想式理念,以稀释甚至对抗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这种弥漫性的大众说服“装置”,还有待继续思考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