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国家－晚清的教科书与国民读本

儒家长期以来对教育改造力量的强调，在近代中国提倡新国家与国民理想的过程中仍十分重要。本文所关注的焦点，是廿世纪初中国教育过程中再生产文化价值及灌输新政治信念的方式。本文透过对晚清教科书的分析，探索教育、文化与政治改造之间的关系，并检视这种新的文类如何看待和诠释晚清的政治现实，以及强国的迫切需要如何反过来影响这些教材的社会功能与政治意涵。本文特别针对三类不同教材的起源与内容作分析：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国民必读与女子教科书。首先概述教科书出版者与编纂者制作这些教材的动机，然後对一些个别的课本作细密的阅读，尤其着重在以下三个议题：它们赋予修身、教育与国族主义之间的明显关联性、它们提出的国民观念中通常具有的紧张性，以及它们为中国新国民所提出的针砭。在整个分析过程中，国民理想如何形成是最中心的课题。

国族边缘、边界与变迁－两个近代中国边疆民族考察的例子

在中国国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变迁之一是发生在中国边疆、边界上的钜大变迁－过去清帝国边疆藩属与部落之民被转化为国族国家内的少数民族。本文以中央研究院在1929及1933年进行的两个边疆民族考察为例，说明民族学知识、方法，与学者之田野活动，在完成此最终造成中国少数民族识别与划分之近代变迁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且，经由分析民族考察者与本地人士间的互动，本文说明这些历史变化发生的微观社会情境。最後本文强调微观社会研究之意义；探索一时代变迁边缘之微观社会情境，我们可以体察人们的行为如何一方面受种种社会规范与结构的约制，一方面又显现个人的选择与创造力，这些可以帮助我们对社会及历史变迁有更多的了解。

方志的呈现与再现－以《噶玛兰厅志》为例

方志作为一种文本，时常被简单的当成过去留下来的地区性史料来使用；而方志作为一种文类，在方志学的讨论中，也往往围绕在方志起源的问题，以及如何评价其体例的完备与优劣等议题。本文则从方志的知识形式入手，一方面探讨方志的知识策略，一方面分析它的政治文化效果。本文主张方志，特别是官府制式的方志，基本上是一种根据某些特定文化分类的官僚系统所支撑的知识形式，它透过一些客观化的策略，将明清帝国的秩序观与正统观，隐藏在分类的事实记载之後。而这种整体性与结构性的呈现方式具有一种系统性的调节作用，可以让一种外在的架构加诸於社会文化现象，并透过分类与命名达到模拟现实与塑造现实的效果。从十九世纪边疆台湾的《噶玛兰厅志》，我们可以看到这本方志如何一方面无视新领地的文化差距，制造出可全面性掌握的知识分类；另一方面则开辟出新的门目来处理比较大的差异，并启动文字考证来驯化新事物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方志可以被视为一种制造并合理化中央与地方的不平等关系的一种统治技艺。

祈求神启－宋代科举考生的崇拜行为与民间信仰

本文以宋代科举考生与地方神只的互动为探究的重心，讨论两个长久以来被忽视的议题：即宋代士人的神灵崇拜行为，和他们在民间信仰中扮演的角色。首先，科举考生的宗教祈拜虽然和面对的竞争压力有着明显的关连，但宋代士人的既有神灵信仰，以及这种信仰对考生所造成的影响，也是一个必须被考虑的问题。这个穿透宋代士人生活的巨大力量，让试子的神灵祈拜不再是一个随性和主观的选择。因为地方神只的灵异力量和声名，往往让考生不得不对他们产生特殊的期待和注意。再者，随着造访次数的频繁与崇拜行为的持续发生，士人在民间神灵信仰的场域里面也占据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崇拜行为不但增强平民百姓对於宗教灵力的信仰，同时也让民间神灵信仰以更活跃的角色存活在宋代的社会中，相对产生的则是地方神只的威望、普及性、和信奉者的增加，以及诸多科举守护神的诞生。透过这些面向的勾划，我们将清楚看到宋代民间信仰的发展，除了受惠於商业网络的建立与新兴商人的虔诚外，也明显受到士人儒生热情崇拜的影响。

晋商在扬州－从袁耀的几件作品谈起

徽商对清代扬州文化的影响举足轻重，然而是否尚有其他的社群，可以在扬州的文化版图中占得一席之地？晋商或许是少数在扬州可能与徽商竞比的群体。与晋商关系密切的袁耀及其作品，或可提供某种程度的解答。本文从确认袁耀作品的描绘地点并推论可能的赞助人开始，分析其中均呈现与扬州着名景点平山堂对比和公共开放的特色，论证此乃晋商试图在徽商殖民地的扬州取得一席之地的表现。进而论述晋商以复兴前人遗蹟为名，既模仿徽商的在地经营与之抗衡，同时也标举其独特性，以加强山西在扬州文化版图的能见度。

六朝时期民间社会所祀「女性人鬼」初探

从文献的记载来看，六朝以前，除了「先妣」受祀於自己的子孙之外，女性人鬼绝少成爲祭拜的对象。但在六朝时期，仅从「志怪」的材料中，至少便可发现四名女性人鬼受到奉祀，她们也就是本文所述论的丁姑，梅姑、紫姑和蒋姑。 当时奉祀这四位女性人鬼的地区，主要是在江南，而记录其故事和受祀情形的作者，也都是在江南地区出生、成长和任官，并且都有在首都建康任职的经验。其信徒虽然包括若干官吏，但基本上仍以庶民爲主，至少，她们不曾成爲官方「祀典」的崇祀对象。 这四位女鬼，在鬼神世界都算是一种「厉鬼」，死後也都曾显现一些灵验的事蹟，也因此引起世人的注意和奉祀。此外，她们都有祠庙或神像，以及担任「灵媒」的巫者。而她们所以能获得民间奉祀，或许和当时江南地区所出现的巫觋信仰的新潮流（也就是「厉鬼信仰」）有关。除此之外，这四位女鬼的故事都透露出强烈而独特的「女性」诉求，她们能成爲受祀的对象并留下记录，似乎也说明了妇女在当时社会所扮演的角色与地位，以及六朝士大夫对於妇女的评价标准已和汉代有了一些差异。

AIDS、省府虚级化、与B型肝炎疫苗－科学知识在台湾的一种社会建构历程

「科学」常被塑造成客观、理性、追求真理的纯真形象。然而，如果我们将科学知识的黑箱打破，而去考察其形成过程，将可发现科学家并不是唯一的科学知识生产者；各式各样的社会成员都有可能透过不同形式的管道「合法」地参与科学知识的形塑过程。本文以B型肝炎血浆疫苗在一九九○年代初期台湾的生命历程，考察相关於此疫苗的科学知识如何在政策考量、经济活动、政治利益的纠葛中，不断地被重新塑造；最後何以将在台湾以至全世界十多年来评价优良的B型肝炎血痕疫苗以「安全」爲由而舍弃。在此过程中，当我们看到所谓「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等是内在於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时，传统所谓的科学理性、客观、中性等概念就变成只是一种策略运用了。

反思中国美术史学的建立―「美术」、「艺术」用法的流动与「建筑」、「雕塑」研究的兴起

本文藉由三组案例来考察过去学界如何使用「美术」与「艺术」这两个词语，检视「建筑」、「雕塑」研究的兴起与地位的变迁，反思中国美术史学作为一门现代人文科学的发展过程。比较1940与1980年代，虽然学者都以「美术」、「艺术」来规范研究对象，但是在实际运作之中强调或弱化了部分组成。经由故宫体制的洗礼，1980年代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取材逐渐限定在以绘画、书法、器物为主，雕塑为辅的范围。在这两个时期，学者分别重新选择并界定何为美术史研究的主要对象。

雅俗的辩证－明代赏玩文化的流行与士商关系的交错

文人文化的流行是明清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特色，而物的赏玩，尤其是古玩字画的监赏，更是文人文化的重要体现。本文尝试将此种赏玩文化放在社会生活层面来考察，观察其如何在不同的社会阶层间流传、辩证，希望藉此动态的发展过程，观察社会文化的演进，同时，由此理解明清文人文化如何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与历史过程中形成、演化。透过古玩字画的品赏，以建构超脱於世俗的「雅」的生活情境，是文人文化的重要内涵。然而，明代赏玩文化的发展，一直处在市场化、商品化力量的包围下。它是在文人与商人交杂的处境中，雅/俗关系不断交缠、游移、辩证的过程。本文试图打破雅/俗截然二分的观念，将代表「雅」文化的赏玩文化的发展，放在代表「俗」世力量的市场机制下来讨论，从中考察古玩字画之类物件的属性如何在「艺品」与「商品」之间游移，同时观测文人与商人之间，如何在市场与文化场域中错位、互动，由此进而思辩雅／俗的辩证如何推动文人文化的发展。明後期艺品的交易赏玩促成文人与商人的交杂，此种交杂又推动经济与文化的流通。商人的投入造成大量资金流入，活络玩物市场与文艺社会的发展。同时，商人的参与也激起文人的文化紧张感，因而触发雅／俗的辩证，此则又刺激文人文化内涵与形式的不断拓展。此种文化内容的拓展，又与市场机能交相作用，因而推动整体社会文化的发展。

负责任的医生与有信仰的病人－中西医论争与医病关系在民国时期的转变

本文追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医病关系〔之理想〕的诞生过程，始於传统医家的开业术与择病而医，病家择医的责任与策略，以及医病双方如何透过脉诊与脉案而进行互动，终结於西医如何在传统中医主导的医学文化中，为医病关系树立全新、且相互支持的「责任、权力、与信仰」。另一方面，中医师开始学习西医的专业制度与价值，进而建立同僚的权威。然而自一九二九年起，中西医师间发生了有组织的、长达十余年的政治斗争，新生中的医病关系也被深刻地卷入其中，甚至成为斗争的焦点，是以中西医师的论争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此後中国医家与病人权力的消长，并深刻地型塑现代中国的病人。两段表面上独立发展的历史，自此紧密地互相穿透、彼此缠绕。

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

本文论述可分为两个部份，首先是关於服饰风尚的变化方面。十六世纪以後，平民服饰上发生变化，反映了明代的社会已有相当大的变动。当时的服饰已形成流行风尚，风尚形式多样化，甚至有模仿与僭越之风，这也代表当时平民在消费心态上，已逐渐意识到服饰是身份地位的象徵，而欲藉此彰显其身份地位，以努力打破旧有的社会等级。 其次，则是观察士大夫对这类现象的反应。尤其是士人阶层所受到的影响最大，反应也最明显。明代中期以後相对其他社会阶层经济地位的提升，士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却大不如前，在面对其他人争相模仿士人服饰时，遂产生强烈地危机意识。为此士大夫采取两方面的对应，一是采取实际行动，要求中央与地方官重申禁令；另一方面则是口诛笔伐，提出「古礼」之名或引用传统的「服妖」说来批评。当两种方式都无法发挥效果时，士大夫只有更积极地自创新风格、新形式的服饰衣冠，以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同时也从美学的角度自创「雅、俗」之说，以区别士人服饰的品味与众不同。在这些社会阶层互相竞争与众声喧哗之中，明末的士庶冠服呈现了多样、多变的风貌。

明清时期寡妇守节的风气－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的问题

从先秦到宋代，中国的寡妇通常会再嫁，守节不嫁只是少数的例外。相反地，在明清时代，寡妇通常会尽量去守节，再嫁会广受社会的歧视。这篇文章从制度的角度来观察这个差异，认为明清时代的寡妇普遍会守节，就像前此寡妇普遍会再嫁一样，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在元代由於蒙古统治者把他们的婚制强加在汉人社会上，使得寡妇的权利几乎完全从寡妇以及她的本生家族流失掉，转移到夫家手中。除了某些调整，明清时代的婚制大体沿袭蒙元的规定，守节因而成为符合寡妇利益的最适选择。社会和人文环境的某些变化使得明清时代的寡妇更容易守节和更难以再嫁。这篇论文也努力检讨了这些变化。

台湾洋务科技初探(1887-1895)－从台湾铁路、台北机器局与基隆煤矿出发的初步讨论

吾人讨论台湾史上的科技发展，常以日治时期作爲研究的起点。然讨论日治前的科技活动亦有其意义，晚清台湾的洋务事业即是一例。本文延续学者对洋务运动的研究基础，试图由台湾铁路、台北机器局与基隆新式矿务的兴建与发展出发，探索「台湾洋务」的特质与其对台湾现代化的影响。希望藉不同的视点，尝试探究日治前西方科技在台湾活动的一种可能形式。 文分四节：第一节论述本文研究基础与架构；第二节从台湾铁路、台北机器局与基隆煤矿出发，叙述台湾洋务机构间的相互关联，说明做爲「现代化」一环的台湾洋务，事实上与中国洋务息息相关；第三节讨论技术支持机构的官方，以其效率与传承爲中心，探究台湾洋务科技的形式；第四节用比较的方式，从「纵向」与「横向」两方面分析台湾洋务的开展与传布：首先略论中国与台湾洋务的相异开展，其次藉同时进入台湾西人知识传教的形态，分析其与台湾洋务的区隔。最後是简短的结语。 当然，「洋务」并不代表日治前台湾科技活动的全部。「台湾科技史」目前仍有许多有待开发的领域，因此，本文希望透过这个初步研究，尝试一种探讨台湾科技史的方法。笔者以爲，从多方面角度的考察、研究日治前各种科技的形式与互动，应是建构台湾科技史的重要课题之一。

亦神亦祖－广东雷州所见正统化下的礼仪重叠

本文以雷州地区雷祖信仰所呈现出亦神亦祖的形态为中心，考察地方信仰在长时段中的变化。本文认为，雷州地区宗族礼仪的建构，直至明末清初才出现。由於这个区域本身有着根深蒂固的土俗传统，体现在信仰领域，就是神明的力量特别强大。当宗族礼仪进入以後，当地土着意识到以神明作为祖先不合乎正统礼仪的规范。於是神明在人格化的过程中产生裂变，如雷祖与雷首。同时，儒家化後的一套礼仪并没有完全消除过去的痕迹，所以我们看到了具有多重身份的神明，以及集祠堂与庙宇於一身的建筑。

清高宗对南明历史地位的处理

满清入关以後，致力宣扬他们是中国幅员内的唯一合法政府。他们强调明朝在清人入关之前已经覆亡，南明政权不过系僭僞政府；况且清朝从「流寇」手中取得天下，可谓顺天应人。 清廷对南明政权的态度，至乾隆中叶才改变。高宗认爲，明朝在福王被擒之後，国祚始告结束。至於唐、桂二王，虽不能如福王爲正统君主，但不可贬斥爲僭僞。 乾隆君臣吹嘘上述处理南明历史地位的意见「大公至正」，其实高宗是借帝王权威压抑汉人提倡南明政权爲明朝合法继承者的言论。倘若所有南明政权都属正统，清初十七年的基业岂非居於闰位？因此，高宗赋予享国只有一年的弘光朝正统地位，实系采取以退爲进的手法来确定清初的正统地位。 虽然高宗改变了官方对明清之际正统谁属的定说，但是他对明朝之所以亡及清朝之所以兴的诠释，与前三朝的说法并无不同。其次，上述新说并没有完全采用。例如，高宗下令重修《明史•本纪》时，便没有因应新说而赋予南明政权新的历史地位。

医疗、社会与文化―另类医疗史的思考

这篇文字是一九九七年六月我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的「医疗、社会与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专题演讲。首先我说明历史语言研究所「疾病、医疗与文化」讨论小组形成的过程以及这个小组关心的课题―以生命为主轴而探讨一个社会对生命的解释和维护生命的方法。我们所研究的医疗史与传统的医学史不同，是以「社会」和「文化」做为重心，这在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发展上也可以找到一些前例，如陈寅恪和周作人。我进一步说明把医疗史的问题放在社会的脉络来看，我们更能落实历史的研究―以人群的生命历程为核心，了解每个社会如何处理凡做为人都不可避免的生老病死的问题。我们不只研究外来医疗文化的影响，也藉着医疗史探讨社会深层的心态。

序言:在对生命的关注中彰显历史的意义

14年前那场肆虐中国、震动世界的"非典"流行,让国人顿然意识到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机制并没有使瘟疫的威胁远离现代社会,成为一种遥远的历史记忆。这一事件开始促使人们更多地去关注疾病和医学的历史,反省现代卫生保健政策。

“因俗而治”还是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多元主义?——以所谓“米勒特制度”为重点

引言20世纪初,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些传统帝国^(①)崩溃了,比如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②)除了世界大战、大国博弈、地缘政治等因素外,从这些旧帝国的历史经验来看,近代的民族主义分离运动也是其衰亡的重要因素。世界历史在帝国之后似乎进入了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时代,而帝国在此后被更多地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等联系在一起。^(③)

清代命盗重案的统计特征初探——基于10.6万件案件的分析

清代命盗重本文对清代命盗重案史料进行了介绍,并对清代命盗重案题结册中记载的近10.6万个案件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分析。其中,在清代命盗重案的处理效率上,绝大多数命案在两年内题结,不同省份之间的题结效率差别较小,然而,命案的处理效率在19世纪50年代之后有所下降。在每10万人/年的命盗案数量方面,四川、山西排在前两位。在刑罚方面,77.6%的案件刑级为绞,20.1%的刑级为斩,其中监候的比例为86.9%,立决的比例为11.2%,不同案件的立决比例差别较大。强盗、干名犯义、奸淫类案件的立决比例在50%左右,谋故杀、盐枭和斗杀类的立决比例则较低。在1820年之后,立决比例有一个上升的趋势。在命犯和受害人人数方面,对于绝大多数案件而言,命犯和受害人都只有一个。女性是首犯的比例为2.1%,且女性作为首犯主要是在奸淫案中。最后,我们讨论了题结册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在"盗风"方面,清代强盗案发生比例较高的地区主要在广西、广东等沿海地区,这可能与这些地区的行商较多有关。在伦常关系失范方面,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为亲族关系的比例为19%。在自杀问题方面,河南、广东有较高的自杀率,且河南周边省份的自杀率也较高,表明自杀率可能与地区性的社会背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