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若干问题的思考

提升人工智能系统的通用性是人类追求的目标。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已经从单一任务的解决者发展为能够适应复杂环境、理解人类需求并进行自主决策的系统。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的人工智能水平仍远未实现通用人工智能,智能问题是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基础和关键。从智能的发展状况及与其他领域的对比方面介绍了智能的内涵,提出其未来发展趋势——人机环境系统智能。通过分析并实证验证人机环境系统智能的核心概念,揭示了人机环境智能系统中人与机各自的优势、劣势及二者的互补性,为进一步优化智能系统提供了理论支持。最后对智能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指出人机环境系统智能的不断发展将对社会、经济、科技等多个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并提出人机环境系统智能发展会面临的终极问题——生态问题。

社会科学视域下的计算机视觉研究:历史、理论与方法

计算机视觉技术发展迅速,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挖掘视觉数据、研究人类行为、发现新的理论“绿洲”提供了新的路径。通过系统梳理当前与计算机视觉技术相关的社会科学文献,分析总结该领域的发轫历史、发展趋势、关注议题、相关理论概念以及研究方法,发现计算机视觉研究主要涉及的理论包括视觉效果相关理论、自我认知相关理论、社会交往相关理论和心理学相关理论四类;研究议题包括政治学、媒体传播、群体行为、区域与人口研究四大方向。在方法上,社交媒体是构成计算机视觉研究最主要的数据来源,主要分析工具包括开源工具、商业平台应用程序接口(API)和研究者自己开发的工具,涵盖12种视觉分析技术。在此基础上,从计算机视觉研究为中国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带来的新契机、计算机视觉研究的理论困境、视觉变量的测量信度与效度以及视频数据获取和使用的伦理问题四个层面,对社会科学视域下的计算机视觉研究进行了反思。

未来导向与多元辩论:国际传播视野下中国主流媒体建设性新闻报道实践

分析建设性新闻在国际传播中的实践发展,既是对建设性新闻理念中国化的深入和再构,也是对国家形象塑造路径的有益探索。以党的二十大召开期间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在YouTube平台发布的建设性新闻视频为代表,基于内容分析和情感分析,尝试对中国主流媒体对外传播的建设性新闻范式进行总结。研究发现,CGTN将建设性新闻要素运用于国际传播的实践特点可以归纳为四方面:秉持客观原则,合理使用面向未来要素,兼顾责任担当和实干宣传;以宏大叙事为主,感性个人叙事和生动微观叙事仍须加强;采用去极化、建设性访谈、共同创造和赋权三类建设性新闻要素彰显共性价值,新闻主体范围有所拓宽;在维护本国意志基础上尊重异质观点,加大共同创造与赋权要素的使用力度以提升公民辩论色彩与观点包容度。面向未来,应从新闻客观、叙事话语、共性价值、媒体赋权等方面优化中国对外传播实践,从而助益进一步提高国际传播质量、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转译”与“逃逸”:中国媒体融合实践聚簇中的行动者网络

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分析中国媒体融合实践中隐含的知识生产逻辑及其“实验”特性,并从知识生产与新闻生产的角度对中国媒体融合这一混杂的现象进行阐释,引出ANT分析的必要性。通过对媒体融合过程中人类行动者的追随及其“转译”行为的分析,揭示了中国媒体融合行动者网络的复杂性和虚弱性。同时,以技术等因素为例,对媒体融合聚簇形成过程中的非人行动者及其如何被人类行动者“转译”和如何“转译”人类行动者进行分析,指出技术与社会在媒体融合实践中是互嵌的,部分行动者的存在有着不同意义。分析发现,在中国的媒体融合行动者网络中,由于主要行动者无法形成“强制通过点”,未来的媒体融合探索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短视频:自我迷失、负向效应治理与多重堕距弥合

短视频作为新生代媒介形态,日益成为公众娱乐休闲、社交沟通和意见表达的工具,已经成为现象级的互联网应用。短视频在给用户带来正面积极效应的同时,以猎奇信息、直播打赏、低俗剧情、“算法投喂”等全方位“按摩”,让用户掉入温柔的陷阱和自我迷失的深渊。科技发展推动媒介技术不断迭代,与之相匹配的适应性文化建立存在滞后迟延,使得短视频乱象治理面临多重堕距。综合运用“媒介即按摩”与文化堕距理论,从整体性与系统性出发,分析当前短视频“媒介按摩”的表征及负向效应,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当前短视频乱象治理显露出的多重堕距,并试图提出有针对性的弥合之策。消解短视频“媒介按摩”产生的负向效应及弥合短视频治理中存在的多重堕距,需要政府、平台、媒体、民众等多方参与,完善法律法规,建立长效化治理机制;利用智能技术高效溯源,对短视频乱象进行全方位监管和精准治理;平台增强责任担当,挖掘公共服务功能,兼顾社会效益的同时探寻行业良性发展之道;主流媒体利用“媒介按摩”正向效应,增强主流价值观引导。

可见、遮蔽与调适:“幽灵劳工”的社会技术想象及其纠偏——以数据标注员为例

伴随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技术与劳动的结合更加紧密,辅助技术介入劳动已经成为当下劳动市场的重要变革。作为智能技术系统中的“幽灵劳工”,数据标注员在社会技术想象中逐渐“被看见”。对微博平台“数据标注员”话题下的原创发帖分析发现,社会行动者从待遇、身份、未来三个层面建构了标注员的职业想象,赋予该职业以积极意义。深度访谈发现,数据标注员在劳动场域中受到线上流水线工作模式、系统算法控制和劳动分层的影响;面对想象与现实间的偏差,数据标注员通过再技能化、去平台化与个体脱域三种策略完成对主流社会想象的自我纠偏。

复杂新媒体环境中舆论导向的困境、技巧和方向

舆论导向具有决定国家政治方向、社会大局稳定、人民根本利益的极端重要性。作为一种社会需求,舆论导向涵盖导向者的社会需求和受众的社会需求两个基本向度。导向者以被导向者为前提,并依赖于其存在,忽视被导向者所处的境遇、面临的问题、需要帮助的导向,无法发挥导向作用。当前,新媒体构成要素的复杂性决定了新媒体环境的复杂性,其中的舆论较传统媒介场景中的舆论具有突发性、易变性、对抗性等特殊表征,这一方面源于舆论天然的复杂性,另一方面由新媒体环境中舆论传播链的开放性和新媒体应用场景、覆盖范围的开放性所致,归根结底是舆论生产与传播的动机出现了复杂化趋向。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处理、简单问题复杂化考量催生的“单向度舆论”“即兴式舆论”等情绪化舆论,把复杂舆论简单化引导、简单舆论复杂化导向引发的导向失灵现象,以及新媒体语境中广泛存在的社会需求,印证了复杂新媒体环境中舆论的必导性与可导性。鉴于此,舆论导向要承认、正视、适应这种复杂性,置身其中但不为喧嚣所迷惑,坚持尊重、公正、理解、互动、诚信,只有这样,导向者的导向行为才能赢得受众支持。由此而言,着眼社会需求、以人为本的导向,理应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推崇。

祝贺《新媒体与网络》创刊

网络化、智能化、信息物理融合是信息科技的发展趋势,正在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新媒体随信息科技与传播业深度融合应运而生,正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新媒体与网络》的创刊恰逢其时,前途无量。

祝贺《新媒体与网络》创刊

网络化、智能化、信息物理融合是信息科技的发展趋势,正在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新媒体随信息科技与传播业深度融合应运而生,正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新媒体与网络》的创刊恰逢其时,前途无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征与传播:基于微博平台的经验考察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新媒体的普及,社交媒体平台已成为价值观传播的重要场域。基于社会角色与社会表征理论,以新浪微博平台为数据来源,采用文本挖掘和网络分析方法,深入剖析政务机构、教育机构、企业、网络“大V”、新闻媒体和普通民众等多元行动者在社交媒体上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表征实践。研究发现,不同行动者在价值观话语表征实践中兼具共性与间性——既聚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又传播基于其社会角色的独特内容。其中,新闻媒体、政务和教育机构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中居于主导地位,较多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普通民众、网络“大V”和企业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表达更倾向于日常化、生活化和具象化。研究结果凸显了多元行动者与社交媒体在价值观传播中的复杂互动,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传播和实践提供了经验参考。

祝贺《新媒体与网络》创刊

网络化、智能化、信息物理融合是信息科技的发展趋势,正在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新媒体随信息科技与传播业深度融合应运而生,正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新媒体与网络》的创刊恰逢其时,前途无量。

创刊词

今年1月1日,《新媒体与网络》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复,使其有了合法的身份。为什么要办这么一份期刊?一是网络新媒体发展势头迅猛。当前,全球范围内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与新媒体行业变革蓬勃兴起,促使社会深度媒介化和媒介深度社会化,给人与社会。

寻找学术研究新路标——基于2023年新闻传播学与新媒体研究的再研究

在解读2023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综述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相关材料,对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分别进行横向和纵向对比,从不同视角用不同方法对当下中国新闻传播学与新媒体研究进行重新解构。认为要以新媒体新文科新思维来激活和驱动新闻传播学研究;面对未来的互联网和新媒体,新闻传播学人需要勇敢地走进自然科学的大讲堂和实验室进行跨学科思想碰撞,提出新闻传播学科重建和创建传媒学的构想。最后标出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新路标,包括研究有生命力的新闻传播学、加强基础研究与理论创新、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创新、跨学科研究的协同创新、研究方式拓展与研究成果评鉴、科研赋能新闻传播学研究,以期推动新闻传播学与新媒体研究走上新台阶、进入新时空。

新媒体与网络征稿启事

进入新时代,全球范围内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与新媒体行业变革蓬勃兴起,促使社会深度媒介化和媒介深度社会化,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信息技术与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引发各类数据爆发增长。智能技术成为一种嵌入性力量,深刻改变着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给传统的理论不断注入新的内涵,为新媒体与网络的发展提出了独特而极富价值的研究课题。此外,随着新闻传播跨学科互动频繁,越来越多的研究正在利用计算范式,挖掘新闻传播学与交叉学科的“可计算基因”,跨学科研究团队推出的创新性交叉成果不断涌现,并开始进入到一个从量到质的关键发展阶段。

新媒体与网络征稿启事

进入新时代,全球范围内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与新媒体行业变革蓬勃兴起,促使社会深度媒介化和媒介深度社会化,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信息技术与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引发各类数据爆发增长。智能技术成为一种嵌入性力量,深刻改变着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给传统的理论不断注入新的内涵,为新媒体与网络的发展提出了独特而极富价值的研究课题。此外,随着新闻传播跨学科互动频繁.

误发:数字社会信息传播风险及其形成机制研究

误发是数字社会常见的信息传播失误行为。误发主要包括传播内容编辑失误以及传播对象选择失误两种表征形式,可能给相关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安全等带来一定的风险。误发逐渐从日常化行为演化为数字社会的信息传播风险。就其表象看,误发是信息传播的失误,就其本质看,误发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是数字社会自身生产出来的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研究发现,误发不仅仅只是“不小心”“手抖”“眼花”等生理性因素带来的个体失误行为,更是多重社会性因素共同促成的社会性结果。从信息传播过程出发,基于数字社会特征分析发现,数字社会重塑和再造了信息传播的全流程,逐渐让信息传播者置身于“人机倒置”“社会加速”“公私混淆”以及“虚实分离”等新型信息传播过程中,使传播者在信息传播的主体、内容、渠道、对象等方面均面临更多失误和偏差的可能,由此引发了数字社会中较为普遍的误发现象。通过延长消息撤回时间、增进误发主题警示教育提升人们对误发的风险认知、完善数字信息传播相关规章制度等,可以在一定程度减少误发行为的发生。

年轻人为何逃离新闻:一项基于深度访谈和结构方程模型的混合研究

综合运用质化和量化方法,结合深度访谈和结构方程模型,全面探讨中国年轻群体的新闻回避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在理论框架上,结合刺激—有机体—反应(SOR)理论,构建一个针对中国年轻群体新闻回避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新闻兴趣、新闻倦怠以及“新闻找到我”感知是影响新闻回避行为的关键因素。在数字媒体环境下,新闻过载和低质量的新闻内容往往引发新闻倦怠,进而促使年轻人回避新闻;同时,“新闻找到我”感知作为中介因素,进一步强化了新闻回避行为。讨论了新闻回避对新闻生产和新闻实践的启示,提出重返规范理念,提升新闻质量,丰富新闻叙事方式,提升新闻兴趣,加强算法优化,平衡内容供给等,为理解数字化时代年轻群体的新闻消费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实践路径。

音乐启发与后视偏差:阴谋论短视频劝服机制与用户参与

短视频作为阴谋论传播的新载体正在发挥巨大的舆论影响力。以阴谋论短视频的劝服机制与用户参与路径为研究对象,以“启发—系统模型(HSM)”为理论背景,探究作为启发式线索的音乐对于阴谋论短视频劝服效果的影响。在线实验结果表明:(1)相同的短视频,在高低不同警惕程度背景音乐下阴谋论信念差异显著,其中高警惕性背景音乐能够显著提高阴谋论内容的劝服效果;(2)用户感知论据质量在不同程度警惕性背景音乐与阴谋论信念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与用户相关性强、信息卷入度高的阴谋论内容参与度高,用户感知论据质量高且更容易参与阴谋论内容的点赞、评论、转发;(4)信息卷入度直接和间接影响事实核查意愿,阴谋论信念一旦建立,不会直接影响事实核查意愿。以上结论说明,音乐作为启发式线索带来显著不同的阴谋论信念,用户群体存在典型的“后视偏差”,为短视频平台对阴谋论内容的识别、纠偏与干预提供了实证数据。

深度伪造技术的特征、风险与反制路径

从深度伪造的技术内涵、应用风险、规制路径三个层面入手,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外研究文献的梳理与归纳,立足新闻传播学科,对深度伪造技术及其应用影响下的媒介素养教育进行综述。在技术内涵层面,深度伪造作为颠覆性技术异化的典型代表,因具备“强欺骗”与“难反制”两大技术特质而饱受争议,被更多地视作威胁与挑战,积极用途不被重视;在应用风险层面,深度伪造技术生成的深度虚假信息会加重媒体信任危机与信息安全威胁,但也启发了一个区别于技术反制与法律监管的灵活对抗思路——利用媒介素养教育降低深度伪造的负面影响;在深度伪造影响下的媒介素养教育层面,深度伪造媒体与媒介素养教育的结合存在培养媒介批判精神、提升辨识能力的可能,但相关实证研究目前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关于如何形成可行性策略仍需要进一步证实和挖掘。化被动为主动,利用颠覆性争议科技更好地促进人的素质提升和能力发展,变技术异化困境为媒介素养提升的契机,避免人被人工智能驱动的媒体欺骗和操纵,是传播学界在新兴媒介技术蓬勃发展以及智能传播时代需要积极面对和深耕的问题。

主流媒体国际直播带货的理论蕴含与实践路径

主流媒体国际直播带货作为新时代数字经济与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产物,不仅展现了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与强大韧性,也彰显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开放姿态、全球视野及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责任担当。运用媒介事件理论,从“竞赛”“加冕”两个基本脚本分析主流媒体国际直播带货的理论蕴含。以央视新闻、中国日报等主流媒体2019年12月至2023年12月开展的22场国际直播带货为研究样本,对其直播时间、直播主题、带货主播、直播平台、直播效果等核心维度进行描述性统计与分析,并阐释其作为媒介事件所展示的公益性、跨文化性、专业性等特征。分析了主流媒体国际直播带货塑造的四种中国国家形象:国货自强,建设“品牌强国”形象;融合地域文化,传播“文化中国”形象;联动发展,描绘“新开放大国”形象;慈善义卖,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提出主流媒体国际直播带货的实践路径,以期促进媒介事件理论在新媒体时代媒介融合实践中的拓展与应用,并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策略提供实践参考与案例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