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割断的历史情缘——吴秀明先生访谈录

一、史家意识与文学史研究(刘杨)问:吴老师,您好.感谢您能接受这次访谈,使我有一次再向您详细问学的机会。在您三十多年的学术研究生涯中,涉及历史小说、文学思潮、文学史、学科史、史料学等诸多领域,而且在每个领域都有代表您水平的学术成果,看似您的学术兴趣在不断转移,但我感觉是'变'中有'常',尤其是您在治学的过程中,和'历史'的情缘一直未断。(吴秀明)答:文学研究有不同的路数。

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的回顾与展望——王庆生先生访谈录

杨:王老师,从1958年起参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的编撰工作,到1979年承担'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三卷本的编撰项目,再到1999年主持《中国当代文学》两卷本的修订,其间又接受教育部委托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大纲和教材的任务,直到大纲和教材分别于1998年和2003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为止,您与当代文学一路同行,以文学史编撰的方式。

现代文学史,如何“新修订”?——朱栋霖先生访谈录

一、反思现代文学研究赵黎明(以下简称赵):朱老师您好,今天我想就现代文学史编纂等,向您请教几个问题。您是国内有影响的现代文学史家,著名的戏剧理论家。就我粗略的了解,您的治学道路,大体包括话剧研究(特别是曹禺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以及苏州昆曲评弹研究等几个方面,每个研究都扎扎实实,硕果累累。我们的访谈先从话剧研究说起。你的话剧研究,

视角改变视界——董之林先生访谈录

叶:董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作为一位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卓有建树的学者,我很感兴趣的一点是您为什么将十七年文学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志向?您介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出发点是什么?董:感谢立文和'新文学评论',让我有这样一个机会,把十多年来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心得加以总结。我在职期间主要从事文学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处理稿件的同时。

历史理解与历史发现——陈美兰先生访谈录

汪树东(以下简称汪):陈老师,虽然早在1962年您就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了,但在我看来,因极左政治思想的束缚和'文革'的干扰,您真正踏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还得从1979年参加由教育部指定的全国统编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编写组开始。是这样吗?陈美兰(以下简称陈):其实,1960年代初我毕业留校时,我的老师刘绶松先生分配给我的教学任务就是重点在当代文学。

如今的现场与可能的远景——回答六个问题

王辰龙:您曾在《现场与远景》中写道:'作为旁观者,说几句风凉话是很容易的,但转念一想,又打消了主张,见识广博的人和血气方刚的人都会告诉你,这是历史惯常的把戏,凡事一旦有了个‘坛’,便免不了争斗、谩骂、攻讦,生活的暴力和魅力皆源于这里。''旁观者'这一自我意识,令我联想到您似乎没有借助微博、微信与充满文学中的青年们身影的网络平台(如知名的'豆瓣网')进行发言或发诗的习惯。

重构中国古今市民大众“文学链”——范伯群先生访谈录

黄诚(以下简称黄):范伯群教授,2015年元旦,《文艺报》发表张柠等先生的《新旧融合:2014年文学关键词》一文,这7个关键词之一是'通俗文学的正名',不知你看了这篇文章后,有何感想?范伯群(以下简称范):我注意到了《文艺报》用整篇的篇幅刊登的这篇文章.

略论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刘增杰先生访谈录

郝:刘老师,很高兴你就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建设问题接受我的采访。我知道,你在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学术工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领域也投入了不少精力。据我初步统计,三十多年来,你除发表了一批史料研究论文外,还出版过多种史料研究著作。

事实比观点更有力量——於可训先生访谈录

张均:於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再次向您请教治学的路径与方法。今天想向您请教的,是有关您的文学史研究和编撰方面的经验。我们知道,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您一直坚持在文学批评的前沿,而作为文学史家,是在90年代中期逐渐凸显的。1995年,您出版了《新诗体艺术论》,虽以'论'为名。

梅社考

20世纪30年代,在国立中央大学的校园里活跃着很多团体,其中有一个全部以女生组成的词社——梅社①,时光过去了七十多年,当年的才女都已过世,有关的资料只能在当年词社成员及师友的词集和回忆录中零星收集到,用这些碎片只能部分拼接出当年活动的某些情景,虽然不够清晰,但活动的大致经过及其影响,还是基本清楚的,其流风遗韵让人追慕不已。南京浓郁的古典文化氛围。

一部被误读的通俗小说——谈《穆斯林的葬礼》的通俗性,民族性与现代性

即使以现在的眼光看,1987年问世的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也是一部有影响的作品。因为出版不久,它就在1991年获得了第三届(1985年至1988年)茅盾文学奖。这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关于长篇小说的最高文学奖项,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能获得该奖,不仅意味着官方的承认。

《从〈凤凰琴〉到〈天行者〉》前言

关于刘醒龙,最先引起读者注意的是他的'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鄂东大山里的风俗人情、奇幻故事以一种诡谲多变的寓言形态得以呈现。毫无疑问,年轻的刘醒龙在1980年代以自己独特的书写为当时的中国文坛注入了一股新鲜且有力的艺术血液。但刘醒龙是一个善于给人惊喜的作家,当读者以为刘醒龙会在大别山的神秘中继续流连忘返之时,他却凭借着强烈的艺术自觉意识完成了创作的转型,在1990年代推出了一系列直面现实的力作。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建构的设想与思考——朱德发先生访谈录

一、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概念的构想顾广梅:(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以下简称顾):朱老师,很高兴您接受我的访谈。2002年您在《福建论坛》上发表文章,正式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这一学科概念,请问您当时是怎样构想的?朱德发:(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以下简称朱):“现代中国文学史”这个概念首次提出是1933年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后来也有学者用“现代中国文学”来表述对中国新文学的理解和把握。

论中国当代西部诗潮中的民歌特色——以甘肃诗人叶舟、古马、高凯的乡土诗为例

从民谣中吸取营养,是西部诗人获得超语言的重要手段。叶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力践于一种简约、奔跑、义无反顾和戛然中止,像一把断裂的刀子,锈迹缠身,镶刻了可能的诗句。需要重铸的依旧是内心的飞行、吹鸣、隐忍和迎头痛击———因此,我执义于文字的正义和血,吟唱深处的速度和加速度,泥沙俱下,坚守甚至退却,即使含有隐约的失败和微明的真理。”①同时,他意识到“花儿”的巨大感染力:“在以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旧称河州,有‘中国的麦加’之称)和青海积石山为中心的穆斯林聚居区内,流布着一首世代传唱、影响久远的‘花儿’体民歌。

从去历史化、非历史化到重新历史化——新世纪小说叙事的实践与想象

近年来,有关新世纪文学的讨论,早已成为热门话题。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是因为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环境和具体的文学实践确实有许多新变,也多少与陈平原所说的'世纪情绪'有关,也就是'每代人都喜欢夸大自己所处时代的历史意义,尤其是世纪之交的一代'①。值得我们注意是,这些讨论。

写作是一种生活——甘肃诗人散点透视

'写作是一种生活'借用了甘肃甘南诗人敏彦文的新浪诗歌博客的博客名。用这句话作为这篇文章的题目,不仅是因为它可以恰好呈现甘肃当代诗坛写作的一种'状态'或甘肃诗歌的一种'特质'。还因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甘南诗人阿信的那句名言:'在西部,活着是首要的,写诗是次要的。'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他还写过这样的诗句。

钩沉辑佚,以小见大——陈子善先生访谈录

张德强(以下简称张):今年(2018年)6月,《解放日报》上发表过一篇名为《东余杭路上的夏日柳荫》的报道,生动再现了您童年生活中的一个侧影。请问,您的学术追求与艺术趣味最初是如何萌芽的,其中是否有对您后来走上学术之路影响深远的事件?陈子善(以下简称陈):1948年12月7日,我生于一个小公务员家庭,父亲是国民政府盐务局的小职员。父母亲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解放军过江以后我全家都留在了上海。

文学制度与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述史问题——王本朝先生访谈录

张望:王老师您好,此次访谈我想从您手边正在进行的工作谈起。听说您最近几年都在做您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研究",这是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这一话题新的思考与推进,那么我想请您先简单地谈谈您这个项目的构想。王本朝:"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这个研究话题应该是我十多年前建立起来的一个构想。

艺术之“心”与中国人文精神的接骨术——当代湖北诗歌的一个脉络

在幅员广阔的中国各省份中,除了曾经具有'千湖'美誉的独异地理优势之外,'九省通衢'的湖北在地域文化方面却并无鲜明的特点。例如在近年诗歌界热议的看上去很美的'南方诗学'/'南方精神'概念中,人们就很少提及当代湖北的诗人、诗歌。不过,如果将“湖北诗歌”作为一个讨论话题,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视阈中,它的话语结构却是召唤性的,其诗学意义值得大书而特书。

何谓“新世纪诗歌”

照理说,'诗歌'作为四大文学体式之一,原本是属于'文学'这个集合名词统摄的对象,'新世纪诗歌'的话语内蕴,也就理所应当地融含在'新世纪文学'的理论表述之中。因此,当我们谈论'新世纪诗歌'时,倘若从'新世纪文学'的高度上来理解它的表现形态、审美特征和文学史意义,一般是不会有什么差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