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日语学术交流与发展会议纪要

2024年3月22~24日,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联合主办,成都外国语学院承办,《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社、汉日对比语言学研究(协作)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四川省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协办的“第三届日语学术交流与发展会议”在成都顺利召开。高等教育出版社副社长马景焘,成都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杨继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所长野田昭彦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北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社的专家为参会者带来了多领域、多维度、多层次的专题报告。

2023年度《日语学习与研究》作者交流会——暨吉林地区日本学领域青年学者论坛纪要

12月2日,由《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社主办,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组以及日本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2023年度《日语学习与研究》作者交流会暨吉林地区日本学领域青年学者论坛”在延边大学成功举办。论坛期间,来自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华大学、东北电力大学、沈阳工程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等40余位高校的日本学领域专家及青年学者参加了本次学术活动。

日语切割事件动词语义范畴特征研究

日语切割事件动词语义范畴较为复杂,其范畴结构和范畴选择机制尚不明确。一项基于语料库样例并运用多重对应分析和条件推断树法的研究发现:日语切割事件各动词在范畴的原型上互相独立,具有不同的原型特征,而范畴边界高度重叠,具有模糊性,且范畴内部的样例特征具有多样性和非均质性,样例在原型周围呈不均匀分布;动词范畴选择受各参项的制约强弱不同,工具最强,其次是状态变化结果和受事物体特征,行为方式最弱;各动词的范畴选择受不同的参项组合制约,受事物体特征与状态变化结果复杂交互,与工具、行为方式共同制约日语切割事件动词的范畴选择。

翻译社会学视域下的《人间失格》译介研究

太宰治的《人间失格》近年来不断刷新中国翻译出版界的各种纪录,并演变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本文从翻译社会学的视域出发,在回顾《人间失格》于中国的译介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将研究的触角伸向文本外的各种因素,结合近年来“丧”文化风靡一时的背景,探讨了《人间失格》作为文化产品在翻译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关系,认为是出版商、译者和读者的“共谋”制造了《人间失格》的狂欢节效应。

日汉结果复合动词的致使化差异及其动因

日汉两语中都存在可发生致使化的结果复合动词,其致使化条件及操作机制存在异同。一方面,两语在致使化条件上可见共性。即,可发生致使化的日汉结果复合动词皆须表示非施事性·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但由于日汉结果复合动词生成方式的差异,表达此类事件的日语结果复合动词一般为一元非宾格结构,汉语结果复合动词则多为二元非宾格结构。另一方面,两语在致使化操作上体现出不同。日语直接导入外因致事实现致使化,汉语则通过凸显外因致事来实现内因向外因转换的致使化。

秽之表象 伊邪那岐与伊邪那美神话的象征解构

“秽”观念在日本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意义不仅仅指物理上的“不洁”,更是牵涉到一种社会与文化构建的象征性概念。它暗示了一系列有秩序的关系以及对此秩序的违背,象征着危险也预示着力量。岐美神话作为“秽”意识出现的第一手材料,重要性不言而喻,这则神话以“秽”为中轴,演绎了秽的产生→转化→产生→祓除(转化),以循环往复的方式达到了世界的平衡与有序。神话中的身体象征、禁忌的违背、仪式的举行等正是演绎“秽”的道具,从侧面表征出“秽”文化的实质内涵。

《聊斋志异》在日本儿童书中的翻译与改写——聚焦于1978年以前的历时性变迁

《聊斋志异》在日本儿童书中的翻译和改写可追溯到1910年代。二十世纪初,聊斋故事主要作为日本儿童文学创作的素材来源以及中国民俗研究资料而被收录进《中国童话集》《中国传说集》一类图书;1937年至1945年侵略战争时期,在意识形态作用下,改写后的聊斋故事被日本用于向儿童灌输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意识,服务战时话语;战争结束后,在文学自觉重建、日本儿童文学转型、中国观发生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儿童版的改写空前繁盛,其自战前继承而来的“童话”身份逐渐被“中国文学”取代,艺术性和思想性获得肯定的同时,也被反复纳入日本的“世界文学”系列。《聊斋志异》在日本儿童书中的文本之旅是从“童话”“传说”走向“文学经典”的渐变之旅。

福泽谕吉《劝学篇》首章与明治革命

以“天不造人上之人,亦不造人下之人”为开篇的福泽谕吉《劝学篇》首章(1872年)常被认为效仿美国十三州《独立宣言》,其内容在当时的日本颇具冲击性。然而,福泽所表达的是人(男性)生来没有差别,因为有无学问才有了贫富、贵贱之差,这与《独立宣言》的主张截然不同。其阐述不如说是一种儒学思想,甚而言之,在当时实行科举制度的中国,这仅仅是一种社会现实。但在以身份、地位世袭制为基石的德川日本,这对政治、社会体制而言确是一种危险的理念。不仅如此,特别是在十八世纪以降,虽然日本广为学习儒学,但能够学习的大多数人实际乃是富贵阶层,“劝学”理念反过来成为了他们巩固地位的理论工具。然而同时,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使得有才能之人逐渐产生积怨与愤恨。所谓“明治维新”,其作为一场破坏世袭身份制度的革命,得以发生的一大原因,便是下级武士所不断积蓄的不满与愤怒。

日本汉字词语料库 “大地语料库”的建设与公开

汉字词从中国传播至日本,并在日语中传承至今,成为日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从日语研究的角度,还是从中华文明对外传播的角度,都是一个有重要价值的课题。近年来,语料库在语言研究中的作用日益得到重视,各类日语语料库蓬勃发展。然而,就日本汉字词研究而言,语料库的建设却相对滞后。特别是能够跨中日两国文献进行检索的历时语料库尚未出现。

编后记

俗语“船在水中不知流”告诫人们应珍视当下所拥有的幸福,知足常乐。而细思之下,此言或可别作他解。船在水中而不知流,无外乎两种情形:或船行而浪静,又或索性掩上窗帘,躲进小船成一统,管他东流与西流。前者自然是山静日长,无事于心;后者则意味着船客放弃了窗外山川风物之参照,若非退隐避世、物我两忘的“不知流”,则必是无心于事、“不欲/敢知流”尔。

学习环境对中国日语学习者口语流利性的影响

口语流利性受环境影响的研究招募了84名中国日语学习者,将其分为两组:外语环境下的中国日语学习者(JFL)和二语环境下的中国日语学习者(JSL),并以其口语录音为语料,从时间、表达和语言三个维度,分析考察不同学习环境下中国日语学习者口语流利性的异同点。考察结果如下:(1)JFL与JSL在时间和表达维度上存在明显差异。JFL在时间维度上语速较快、停顿较短,但在表达维度上重复和更改更多。这可能源于学习者对不同环境感知的差异性和层次性。同时,也符合斯凯恩(Skehan)的“有限注意力假说”。(2)JFL与JSL在语言维度上无明显差异,两者都倾向于使用简单句进行描述,错误也大多源于动词变形和助词的选择。

语言顺应论视角下信息过量话语现象分析——以日本外务大臣答记者问为例

自建“外务大臣会见记录”语料库,运用分析软件抽取“公共卫生援助”主题语料,考察大臣答记者问时使用的信息过量类型,基于顺应论视角对信息过量话语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大臣顺应物理世界、心理世界和问答双方的社交世界等语境因素,运用断言式、承诺式和表情式等类型的言语行为进行回应,随着交际时间维度的推移,带着明确目的性采取信息过量话语策略,以此提升交际效率,实现交际需求。通过外务大臣回答时的过量信息,推测其背后蕴含的交际意图,做到正确解读其发言,才能更好地把握日本对外政策,有利于促进中日双方跨文化交流。

《太平记》“黄粱梦事”的生成

《太平记》卷二十六所载“黄粱梦事”是日本黄粱梦故事的雏型,它对日本后世黄粱梦故事的改编和流播有着深远的影响。其典故出处、与《太平记》主线故事的关联等问题众说纷纭。本文通过比较《枕中记》原文,认为类书或诗注中的节文更有可能成为其直接出典,并通过分析中日两国叙述环境的差异,揭示了出典考据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基于“黄粱梦事”的文本特征,从《太平记》对汉籍的运用、日本人想象中的唐土形象、与主线故事的关联、参照其他原型故事等方面,对文中不存在于中国黄粱梦故事中的情节设定展开了多视角的探讨。从“以梦说梦”的内在逻辑和主线中“宝剑风波”事件的虚构逻辑角度,论证了“黄粱梦事”在该卷乃至《太平记》中的重要地位。

论明治政治小说《佳人之奇遇》在近代东亚的传播

《佳人之奇遇》是日本明治政治小说中影响较大的代表作,在近代东亚的传播呈现出“中热韩冷”的特点。在《佳人之奇遇》中,东海散士的“爱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实为一体两面,“唯日本国权主义”是其思想实质与底层逻辑。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中以“改良群治”的急切心态译介《佳人奇遇》,在翻译中遮蔽弱化小说中出现的“帝国主义”的倾向,在宣传时突出强化“爱国主义”的色彩,使其在近代中国广泛传播并享有巨大声誉。直接面临日本吞并威胁的韩国知识人对《佳人之奇遇》保持冷眼漠然的态度,他们对东海散士政治激情中的危险因子,表现出比同时期中国知识人更高的警惕意识和识别能力。《佳人之奇遇》在东亚的传播历程及其影响,值得进一步反思。

日常话语中致歉套语「ごめん」的叠用现象研究

致歉话语研究一直是日语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文章基于互动视角,以『日本語日常会話コーパス』中的日常话语为语料,从叠用形式、次数、话轮位置、互动功能、语用效果五方面考察了致歉套语「ごめん」的叠用情况。研究表明致歉套语「ごめん」主要表现为同语叠用,叠用次数变化阈值较大,且话轮位置灵活,不仅可以出现在话轮首、中、尾部,也可以独占话轮,当该套语位于话轮不同位置时互动功能也会随之改变,同时「ごめん」叠用也具有扩展意向、强化信息与人际关系、渲染心理状态的独特语用效果。

黄泉国的禁忌——日本神话中火的寓意

伊邪那美因生火之迦具土而命丧黄泉,“火之迦具土”一名不仅有火神含义,也形象地体现了灶神的概念,火的出现意味着社会步入熟食时代。伊邪那岐斩杀火神后进入黄泉国,“黄泉”一名与食物有关,并且该国的禁忌就体现在禁止用火,黄泉国是生食时代的神话记忆。因此,火改变饮食观念被描述为火之迦具土被斩杀、兄妹诀别的场景。

编后记

曾有人与思想家高桥哲哉讨论过明治维新是否是市民革命的问题,高桥回应称,“明治维新以萨长为中心,是一种颠覆德川幕府政权的政变吧。虽然后来举起了要求四民平等之类的旗子,但最终却成了天皇制集权国家。归根到底国家还是天皇的国家,国民还是天皇的臣民。因此,即使恭维地说也不能说明治维新是市民革命。天皇制国家的崩溃是战败的结果,并不是日本市民推翻了天皇制的集权。”

日本江户、明治期文学作品中的字训异读——以明清小说词汇为例

日本江户时代掀起了汉籍东传的又一次高潮,明清白话小说、文言小说等的大量传入,极大促进了日本的汉学热潮,引发了翻案小说、汉文小说的兴盛。这两类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的明清小说词汇,并用双训手法对其进行注释,右训为注音假名,左训为释义。左训的注解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通过逐字(词)训读、大意训读、还原型转喻训读等方法,较为贴切地注释出了汉语部分的词意。有些作家甚至能通过创造型转喻训读来标注左训,体现了极高的汉学修养和水准。不仅是明清小说词汇,源于汉籍的词语在一定时期内对于外来语在日本的传播与普及起到了重要媒介作用并对近现代日语词汇的训读产生了重要影响,用词意作为训读来标注振假名的现象蔚然成风,这就是所谓的“义训”。甚至在义训的基础上又发展出字与训意思完全不同的“字训异读”现象,这也是将创造型转喻训读扩大化的结果。

殖民背景下大连的语言景观与身份认同

殖民背景下的近代化都市——大连,在语言景观方面,体现着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身份认同。以往的殖民研究很少注意到,殖民者也会产生流散身份认同。虽然他们是以侵略而不是普通移民的方式进入殖民地,但仍然是当地的少数族裔,所以在殖民初期的军国主义狂热过后,殖民者逐渐产生了流散身份认同,并对大连产生了地域认同。大连的绝大多数被殖民者也是移民,他们“闯关东”后在大连结成“同质性聚居区”,并产生了群体性流散身份认同。

西田几多郎中期哲学的“场所”及“限定”的逻辑

从西田哲学早期的“纯粹经验”“自觉体系”发展到中期的“场所”论,是一个逐渐思考的逻辑过程,而西田的相关著作只是记录这个过程,不讲求布局章法,多有繁复迂回、深奥难解之处。要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得其要领,颇为不易。本文站在《西田几多郎哲学文选》中文译者的立场上,以“场所”及“限定”为中心来把握中期哲学的基本思想逻辑,指出“场所”论确认了意识世界作为哲学本体的相对独立性,形成了试图超越唯物唯心二元对立的“直观论”或“直观主义”。所谓“场所的限定”的逻辑是“动者”与“观者”相统一的创造的逻辑。通过“场所”的限定,形成了三个“具体的一般者”:“判断的一般者”亦即客观世界、“自觉的一般者”亦即意识世界、“睿智的一般者”亦即历史的现实世界或价值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