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造办处工匠生存状态初探

本文根据造办处'活计档'中的相关记载,对于内务府造办处各作工匠的构成、选拔、待遇、奖惩及其在劳作期间产生的身心健康等问题进行了概述,并对此间造办处事故频发的原因做了初步的探讨。有证据表明,虽然相关机构对工匠们的控制十分严格,并且施行了一些鼓励生产、提高其劳动积极性的举措。但相关制度甚至皇帝旨意,并不能对工匠的所有行为进行全面掌控,其原因多种多样。仅以乾隆一朝为例,造办处中不断出现的各种事故以及诸多工匠的人事个案,既是乾隆时期皇权对于造办处控制力度继续增强的表现,同时也反映了造办处工匠的人身自由程度得到提高。

清代《匠作则例》之建筑技术标准化及其经济效应

技术经济史研究历史时期技术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既对技术的变化进行经济分析,又从技术的变化分析经济变化,唯有通过技术经济史的长时段动态研究才能找到技术与经济互动的内在规律。清代技术经济的兴起,首先体现在传统产业技术理论化与标准化发展,以及这种理论标准的经济实践作用之上。清代江左则例日益完备,是当时传统产业技术理论化与标准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本文试图通过清代《匠作则例》中的建筑技术标准化及其产业经济效应为例,来研究清代技术经济兴起的具体表现。当否请专家批评指正。

清代道、府、厅、州、县等级制度的确定

地方官缺等级之划分是职官制度研究的重要内容。清代地方道、府、厅、州、县等级制度,是由'冲、繁、疲、难'四要素制度与'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四等级制度构成的。二者原为两种不同的划分官缺等级的方法,在订定的时间、等级的划分、目的和适用范围上各不相同,以致二者的关系在初期比较混乱。乾隆初年,划一两种制度,按照官缺所占冲繁疲难项数的多少,定四项者为最要缺,三项者为要缺,二项者为中缺,一项或无项者为简缺。这不仅标志着清代道、府、厅、州、县等级制度的最终确定,使延续近两千年的划分地方官缺等级的制度臻于完善,同时也使皇帝、吏部与督抚三者之间的权力分配达到均衡。

清代官印制度综论

清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可资汲取的文化积累与统治经验良多,在各种制度方面都有集大成的特点,官印制度亦是如此。本文将从清代官印使用的不同阶段特点、官印的铸造与管理机制及官印本身特质等方面进行考察,以期较全面认识清代官印制度。一清代官印使用分期清代(包括前清时期)官印制度与其它制度一样,有其发展演变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因而动态地考察清代官印使用制度,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它的全貌。

清代皇帝宗庙庙数制度探析

皇太极改元崇德之际,建立了清朝皇帝宗庙制度,但当时未有明确的庙数观念,将四祖置于祧庙,祧庙不是一室安置一代神主。顺治帝入主北京后,清廷全面承继明代太庙,太庙前殿、中殿、后殿功能仍沿明制,太庙中殿为九室,可容九庙,意味着清代承继了明代的九庙之制。清前期,太庙中殿九室未满,未建立皇帝亲尽毁庙制度。道光帝去世之前,太庙中殿已满七室,道光帝认识到应建立祧庙制度,以恢复天子七庙制度为由,提出自己驾崩后不祔庙,而这种建议违背礼制,根本不可能被执行。穆宗应祔庙时,太庙九室已满,而清代皇帝宗庙世世均不迁祧,不得不仿照奉先殿改制之法,将太庙中殿九室扩展为十七室,清代皇帝的宗庙庙数制度从九庙制度变成了群庙制度。

朱元璋复兴传统文化的历史功绩

元朝实行内蒙外汉、蒙古本位的基本国策,使儒学与儒士边缘化,压制与阻滞以华夏文化为主干的传统文化的发展。朱元璋创建大明王朝后,尊孔崇儒、倡导理学,制礼作乐、立法定律,兴办学校、推行科举,普施教化、移风易俗,为复兴传统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历史功绩应予肯定。

论清代官不久任与“冲繁疲难”缺分之调整——以乾隆十二年为中心

雍正九年,'冲繁疲难'制度的订立,是清代选任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改变了原有的选任结构和权力分配格局。随着形势变化和政策变动,'冲繁疲难'缺分亦不断进行调整。乾隆十二年,鉴于官场不良的选官风气,下令各省重新核查官缺繁简等级,对各省'冲繁疲难'缺分进行调整。经过这次调整,外补官缺额数大幅度减少,督抚选任权力受到较大削弱,从此请旨缺、外补缺和部选缺在道、府、厅、州、县中的分配格局正式确定,道、府、厅、州、县缺的选任结构和选任权力分配亦正式定型,清代铨法进入一新阶段。

嘉靖朝抗倭战争和一条鞭法的展开

一条鞭法是明代中叶后赋役方面的一项重要改革。在此之前,明朝嘉靖中期的赋役制度便已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其内容包括税赋折银征收、赋役项目合并等,在嘉靖末年及隆庆、万历年间广泛实施的一条鞭法,则将这种趋势推上一个顶峰。在这个过程中,东南沿海爆发的抗倭战争显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往关于一条鞭法的研究,多从经济和财政内生演变角度出发,本文主张从国家需求,特别是军事动员体制之转变的角度来解释明代财政制度,可以称为'外生说'。

制度规定与行政运作——以明万历辛亥京察为例

明政府为有效加强对中央机构官员的管理,每六年对南北两京全体文官进行考察,谓之'京察'。为保证京察制度发挥澄清官场风气、淘汰不职官员的预期作用,明廷对京察从准备到结束的每一环节,都进行了十分详尽的制度规定。然而在京察制度运作的运行过程中,官员并非总是遵照制度规定行事。本文以明万历辛亥京察为例,探析京察制度运作与制度规定的相符与背离之处,指出本应作为维护官场清正之风的考察制度,因法规设计的不完善而被文官群体所利用,逐渐演变成不同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的工具,给明代官场政治生态造成消极影响。唯有针对行政运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完善制度规定,立明规矩、破潜规则,消除制度规定相对于行政运作的滞后性,才能使官员有效治理的意图得以最终实现。

清代政治权力与八旗科举家族

“科举家族”的一般概念,是指清朝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取得举人以上功名,在全国或地方产生相当影响的家族。清代科举家族问题,近人研究成果虽然有所涉及,例如潘光旦先生《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吴仁安先生《上海地区明清时期的望族》~①。但并未明确提出“科举家族”这一概念,研究对象又多局限于江浙地区,对八旗科举家族基本上没有展开研究。清朝依靠八旗武功取天下,人关之后则凭借政权力量,促使八旗子弟通过科举入仕.

清代太庙祭祀礼仪略论

崇德朝仿汉制草创清代太庙祭祀礼仪,元旦、清明、中元、除夕、万寿节行时享礼,新进果品五谷先荐新于太庙,这与当时的明朝太庙祭祀礼仪存在明显的差别。顺治朝清政权入关后,继承了明代太庙,并以明代太庙祭祀仪礼为准则,逐步扬弃了崇德朝太庙祭祀规制,由四孟时享、岁暮祫祭与告庙礼构成了太庙祭祀体系。总体上,清代太庙祭祀以明制为基础,与原庙祭祀互为补充,皇帝多亲享行礼。

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

清初顺、康期间的禁海和迁界,有其特别的背景,是在特定地区严厉执行的特殊政策。这一政策关系到北到天津,南达海南琼州,连结北直、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6省,又以江、浙、闽、粤4省为重点,关系着沿海千百万人民的生存和生计;关系着当时清王朝与海上反清势力激烈斗争的成败;反映着从顺治十三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56-1683年).

乾隆八年蒙古准噶尔部进藏熬茶始末

乾隆六年,准噶尔使臣拟入藏熬茶却无故而返,为本已和平的清廷和准噶尔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经过斡旋,乾隆八年,蒙古准噶尔部第一次成功地入藏熬茶,布施了大量的金银。在这个过程中,清廷、准噶尔、西藏僧俗上层均做出了不同的反应,而这些反应恰是我们理解当时历史进程的关键。

清代徽州贤媛出色的社会历史见识

清代徽州贤媛在吟咏社会、历史的诗赋中,表达她们对时事的感受、对民生的关切、对历史的认知,主要是:对乱世的痛恨,向往安定社会的生活;对世事不平的愤懑,对民艰的同情与济贫愿望,追求公正世道;对历史的浓厚兴趣,臧否帝王的外儒内法政治思想纲领,主张以智慧和事功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在清朝民族压迫政策下流露汉民族情怀;讴歌历史上杰出女子,为女性争取应有的历史地位。

林则徐笔下的清代西北丝绸之路

有清一代西北陆上丝绸之路,由于海上交通的发达以及西北自然条件变迁,战乱频繁与中国政治、经济中心东移,基本建设落后、管理不善等原因,已日趋衰败没落。但是它仍然是内地与西北陕甘、新疆地区交通的必经之路。其真实面貌究竟如何?当时人对此鲜有详细记载。然而,道光二十二年林则徐在流放新疆途中所写的日记,却正好为后人留下了翔实、具体、生动的记录。林则徐从西安出发流放新疆伊犁,其间在西北丝绸之路上跋涉四个多月之久。他每天都写日记,详细记录了每日行程、路线、路况和路途环境与见闻。更可贵的是他虽然人在戍途,身处逆境,历尽艰苦磨难,但仍不忘国家安危、民生冷暖,表现了一位民族英雄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

清代中国漂流民与日本儒生的笔谈——以《得泰船笔语》为中心

清初和清中叶,由于中日两国尚未建交,而且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因此很少有两国人员互相接触和交往的史料。但是,当时发生过一些中日船只在海上遇难而漂流到异国的'漂流民事件',造成了中日双方人员的直接接触。在这方面的资料中,发现了一些中日人士之间的笔谈记录,从中可以反映当时的中日关系和中日相互认识。本文以1825年(道光五年)漂流到日本的得泰船上的中国船民与日本儒生之间的笔谈为中心,介绍他们之间有关中日文化与历史的许多有趣对话,也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和互相认识的状况。

明清以来清水江下游地区民众华夏世胄身份的构建

王朝国家对清水江流域投入较多的关注,始于晚近的明清时期,不管是明朝边疆治理的卫所模式,还是清代之改土归流,这种政治作为策略主要强调的是国家层面对清水江流域实施'王化'统治所做出的努力。过去学界显然也较多地从国家治理和经营模式中,去讨论边疆之地的'王化'问题。然而,我们通过对清水江下游地区近3年的田野调查,梳理解读所获之明清以来的苗、侗族谱,碑铭以及口述传统,发现这一地区的民众通过建祠修谱、塑造祖先移民记忆等宗族活动,培育族群意识,努力构建自己华夏世胄的身份,进而汇成强热的国家认同欲望,最终步入王朝国家之体系中来。

清朝秘密立储平议

雍正帝秘密立储的实践是中国古代制度史上的一个创新,对帝制的完善和皇权的强化影响不小,但亦非一劳永逸的好办法。比如剥夺了群臣对择立太子建言献策的权利,使如何考核、培养太子成了新的难题,由于否定了嫡长子继承权,还对宗法制度构成了重大冲击,尤其是秘密的尺度很难把握,绝非常人所能控驭,以致这一办法也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易行。这一制度难说是清朝的祖宗家法,并未得到充分的实践,雍正之后没有出现严重的储位争夺,不是秘密立储的效验,而是皇子不多的缘故。总之,立储难题是古代皇帝制度中的痼疾,雍正、乾隆两代君主大胆探索,另辟蹊径,固然有其制度史上的价值,但若认为以此就能解决立储的纷扰,也未免言过其实。

明代修建郡县城池的几个问题

明代郡县城市建筑的历史,反映了城市空前的文明和进步。本文所述明代郡县城池分为'城'与'池'两个部分,城池之上冠以'郡县'一词,意在表示传统城池。同时,本文的研究范围,不包括都城南京和北京,也不包括巡检司城和卫所司城。本课题的专题研究论著,目前只有个别如杭州城的研究论文,以及一些综合性的专题论著,如城市史涉及个别城池。至于城池建筑的情况及其发展的过程,尚未见有专题论文,故有研究的空间。

清代宫廷茶叶管理机构考论

清代宫廷管理茶叶的机构主要包括茶库、茶房和御茶膳房。这三个机构在清宫日常茶叶管理中既互为制约又相互补充,形成了一个有效的茶叶管理控制网络,保证了宫廷饮茶的质量和有序性。清宫饮茶机构在承袭历代宫廷茶叶管理的基础上,融合本民族的特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宫廷茶叶管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