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易代与高堂隆“切谏”诗学

高堂隆是三国时魏国的重要政治人物,经历了武帝、文帝与明帝三个时期,他秉持儒家人格风操,对当时的政治活动发表了许多看法。尤其是他勇于对魏明帝劳民伤财、穷奢极欲的行为进行谏阻,利用经学加以说服,光大了儒家诗学的切谏精神,发展了汉代的诗学,并影响到后来的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学精神。

古诗中的“衬托”手法——以宋前诗歌为考察对象

衬托手法在诗歌写作中应用极为广泛,它以次要物象映衬主要物象,使之特点更鲜明。衬托物经由兴、比喻、对比、踵事增华、渲染氛围等思维方式与被衬托物联系在一起,它可能是与被衬托物共处于特定环境的自然存在,也可能是作者引入的物象或者典故。因为事物间的天然联系,诗歌按照自然状态反映外物,即可能采用衬托手法。写作对象不易摹写、对诗歌对仗之美的追求等,都可能促成衬托手法的使用。景物作为烘托物进入诗歌,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这一过程与诗歌写作艺术的发展密切相关。衬托手法运用得宜,是诗歌创作的极大助力,但诗歌创作亦不必一味拘泥于衬托。

杜甫以左拾遗参与朝会之始日及其相关问题——《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探析

杜甫《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不仅在艺术上有独到之处,而且对其生平研究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二诗,能了解杜甫以左拾遗身份始列朝会的经历及其表现。杜甫任左拾遗地点有两处,一在凤翔,一在长安,而参与朝会则是在至德二载冬至日的长安。杜甫与张镐关联度极高,张镐救杜甫,可以在张镐“赍符告谕”中找到因果关系。有学者认为第一首是伪作,这是没有认识到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及其意义。二诗互补,去年至日与今年至日形成对比,庄谐并存,富有戏剧性,别具风神。

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年会暨四川省杜甫学会第二十二届年会综述

2023年9月23日—26日,由中国杜甫研究会、四川省杜甫学会、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唐代到北宋丝绸之路(陆路)上的驿站寺庙、重要古迹与文人活动、文学创作及文化传播”课题组主办的“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年会暨四川省杜甫学会第二十二届年会”在西安成功举办,来自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台湾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共收到90多篇学术论文。

立体的懂:杜甫《江村》细读

根据文献校勘的基本原则,结合近体诗声律以及杜诗早期流传的情况来看,《杜诗详注》和萧涤非《杜甫诗选注》对《江村》第七句的校改均不可取。“事事幽”三字是题旨也是总括,“幽”字是韵脚也是诗眼,“深重的感叹”之类的解释刻意求深,并不妥当。《江村》因其日常化书写、散文化句式、理性精神的滋长诸特征,被目为“开宋”之作,但这只能算作后世的追认,尊重历史的表述应是“学陶”;而尝试用近体七律来表现陶诗《和郭主簿》一类之题材风格,才是杜甫开拓诗世界的不懈努力。遵循立体化的阐释策略,可以披文入情,和作者意图郢质相逢,进而窥知《江村》阐释空间的堂庑之大,嵩华之高。

杜甫《沙苑行》诗旨考辨

杜甫《沙苑行》的诗旨,前人大体持两种意见:“为禄山”说与“咏良马”说。但前者存在逻辑问题,后者又于寄托有所不及。通过对本诗的编次、系年、前人辨析的梳理,结合杜甫献《封西岳赋》的行为以及其他相关文本的分析,文章将《沙苑行》一诗的写作时间确定为天宝十三载秋,并辨明“为禄山”说的错谬,确定其意旨与安史叛乱无关,而是赞颂良马、象征良辅,从中体现出杜甫渴望得到官职,实现政治抱负,同时解决家庭困难的期望。

民国时代大学杜诗课——作为讲义的高步瀛《杜诗》

20世纪30年代高步瀛于北平师范大学开设杜诗课,编纂《杜诗》讲义。其书前列杜甫年谱,且对所选每首诗考证年代,并按时代顺序编排,将诗人的经历与诗歌的创作紧密结合,发挥“知人论世”的功能。在情感价值上,选取杜诗中控诉战争的诗篇,展现战争给百姓及诗人带来的灾难,以此激发学生的反战情绪。授课者与诗人有着相近的人格情操,故对诗作情感体会深切。在艺术成就上,高氏继承桐城派的为文路径,以为杜诗“至情至性”的“生气”是转折、顿挫、腾挪、掉转等文法为之的结果,其“沉郁顿挫”的诗风,是“断”法所造就。这与其时盛行的以白话文为主的诗风相对立,彰显出在大学课堂进行传统诗学教育的良苦用心。

2023年杜甫研究综述

2023年杜甫研究成果约640余种,其中期刊论文600余篇,学位论文近40篇。研究集中在杜甫其人研究、杜诗文学研究、杜诗文献研究、杜诗接受传播研究四个层面。研究者从符号学、文学地理学、艺术学、文章学、语言学、数字化技术等角度展开研究,手段丰富,视野宽广。数字化的技术手段为杜甫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注入新鲜活力。研究呈现出中国学者注重文献、重杜诗本体研究、杜诗的接受和传播研究,西方学者注重运用传播学、翻译学等角度研究杜诗的特点。

家国之慨前后同归:清代台湾文人陈肇兴的杜诗接受

清代台湾文人陈肇兴的杜诗接受是杜甫诗歌在中国台湾传播的重要标志,他模仿杜甫前后出塞体诗、集杜诗及次韵《北征》诗,继承了杜甫以诗纪史的传统,表现出忠君爱国的思想情感。陈肇兴杜诗接受是清代杜诗学盛行的主要表征之一,是清代中期以来杜诗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纳入清代杜诗接受史乃至于清代文学史予以考察。

成都杜甫草堂古代碑刻三考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现对外展示的历代碑刻尚存25通之多。李霞锋曾撰文对其中20通碑刻进行了考述。文章对其余4通清代碑刻进行简略考述,并对曾经介绍过的1通旧碑作一补充考证,以期展现成都杜甫草堂今存古代碑刻的面貌。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第六届全国硕博论坛综述

2023年7月11日-12日,由中华诗歌研究院、中国杜甫研究会、四川省杜甫学会、四川省杜甫研究中心、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第六届全国硕博论坛”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硕博研究生及《杜甫研究学刊》编辑、杜诗爱好者40余人参加了论坛。论坛由致辞、学生报告—专家评议、总结并颁发证书3个环节组成。

2023中华经典文本细读研讨会暨第七届杜甫读书会综述

2023年7月1日,由河南大学文学院、杜甫读书会主办的“2023中华经典文本细读研讨会暨第七届杜甫读书会”在河南大学召开。来自福建师范大学、河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出版社的35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河南大学部分硕博研究生旁听了会议。读书会由河南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刘百陆主持,河南大学副校长傅声雷教授致欢迎辞,并对河南大学近年来发展情况及唐诗整理与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介绍。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新军教授致欢迎辞,高度评价了文本细读与杜甫读书会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方式。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重庆市国学院院长、西南大学文学院刘明华教授致开幕词,指出杜集珍本文献的整理出版、杜甫研究的资料汇编、杜甫传记写作、杜甫的纪录片创作拍摄、杜甫研究课题立项,都很好地展示了杜甫研究的实绩。同时强调杜甫读书会具有“去浮华,讲真话,学术第一”的典范意义。

一部史学、诗性兼备的厚重之作——简评陈贻焮《杜甫评传》并论当代杜甫研究之格局

杜甫其人其诗是中国诗歌史、文化史上伟大的存在,特点鲜明,影响巨大。20世纪以来的杜甫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陈贻焮先生的《杜甫评传》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陈先生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深厚的学术积累,娴熟地运用知人论世、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力求深刻而全面地厘清杜甫的经历及其与时代的互动。他高度关注杜诗,并致力还原杜诗的创作情境、分析杜诗的思想艺术等工作。这部评传具有强烈而鲜明的诗学品质和诗性精神,从而实现了古今贯通,具有一种特别的艺术感染力。一代有一代之学问,杜甫研究仍有大量遗留的复杂问题亟待解决,尤其要加强文本细读并开阔研究视野。

“晚节渐于诗律细”与“老去诗篇浑漫与”——论杜甫晚年律诗和绝句创作的两种倾向

在杜甫晚年对律诗和绝句的创作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一种是“晚节渐于诗律细”,另一种是“老去诗篇浑漫与”。前一种现象,主要表现在他的五律、七律和五言长律上。他绝大部分律诗作品,都是格律严谨的正体的律诗,为唐代的律诗创作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和标准;而其少部分的拗体律诗尤其是在其拗体七律上,做了一些格律和声律上的松动和变格,其“吴体”诗有去声律化的倾向;而其五绝有对仗律诗化的现象、其七绝则受民歌的影响,出现了不少拗体或古体七绝,显示了杜甫晚年的律诗和绝句创作既守正又革新的艺术特征。

关于西方三部论杜著作的评价

BBC专题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与《剑桥中国文学史》《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形式不同,层次有异,基本观点、主体倾向有相同性,都以杜诗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以杜甫为儒家文化的精神英雄,通过杜诗认识中国文化特质。其中漫游诗人的比较,文明悲剧情感分析,视角颇新。又关于杜诗三次转变的说明,深入的文本细节辨析以及对真挚感与惊奇感的强调,都极具启发性,突出了杜诗文化文学价值。

论“诗王”:杜甫接受史的一个别样角度

杜甫和白居易,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诗王”?探讨这一话题,意在辨析后人眼中的一朝之内、两代之间诗坛领袖的迁变。“诗王白居易”的说法,尽管屡见不鲜,但未见可靠的文献依据。真正被称为“诗王”者,实际上是唐代大诗人杜甫。较早的文献出处,见于后唐冯贽所撰《云仙散录》,其中所称“诗王本在陈芳国”已成诗歌典故,为历代诗家所常用。从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看,较白居易而言,前辈杜子美更堪称是当仁不让的诗王。白居易之所以会被误认为是“诗王”,或源自《云仙散录》中引录的“声振扶桑享天福”所引起的误解。只有在一衣带水的扶桑,广大教化主白居易的声名和影响,才有可能成为老一代“诗王”之后而被人们所推举出来的新一代“诗王”。

从吐鲁番文献到杜诗

杜诗与吐鲁番出土文献处于同一个时空语境下,从史学角度讲,作为唐代珍稀史料的吐鲁番文献,与作为诗史的杜诗,都忠实地记录了唐帝国由盛转衰时期西域边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貌,吐鲁番出土文献与杜诗都是那个时代的“同时资料”,是“原始资料”,因而两者完全具有可“比”性。本文拈出杜诗中16个疑难词语“关河”“健儿”“过”“官”“行人”“云烟”“浮云”“行官”“加餐”“努力”“东西”“征夫”“附书”“取别”“草草”“兵马”,将其与吐鲁番出土文献进行相互比较,以求其真义。文章认为,新时代对杜诗的研究,完全可以拓展视野,尤其是将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不断出土的地下文献与之进行比较,这样就更能使杜诗研究更具有立体感和穿透力。

论王维和孟浩然对屈原的接受

屈原崇高峻洁的人格品质和卓绝一世的文学成就对我国历代士人和文学都有很大的影响。王维、孟浩然深切同情屈子的不幸遭际,秉承了屈原忠洁、孤傲的高尚品质,在诗歌创作中无论是内容上还是艺术方面皆汲取屈骚营养,尤其是在山水诗中体现出了他们对屈骚幽寂阒寂意境的继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