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的刑法谨慎性规制

刑法介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风险应采取包括刑法规制的后卫性、保护性和就轻性等内容的谨慎性规制模式,其符合技术中立原理、刑法谦抑性原则和刑法可允许风险理论的要求,值得提倡和践行。在适用刑法谨慎性规制模式时,应秉承法益保护原则和比例原则,需要廓清刑事法治外部的技术规则、行业规则以及前置法和刑法的适用畛域,同时也要明确刑事法治内部重罪和轻罪的作用边界。在刑法适用范围之外,虚假信息生成风险和违反使用规则的行为可以分别由技术规则和行业规则处理。介于民事不法与犯罪未遂之间的行为以及纯粹破解技术措施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行为,应当优先适用民事法律,而算法妨害行为和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履行适当管理义务的行为应由行政法规制。在刑法适用范围之内,应优先适用轻罪,在构成要件明确的罪名和兜底罪名中选择明确性的罪名,在预防性罪名和实害性罪名中选择预防性罪名。

“隔屏猥亵”未成年人行为刑法适用的体系解释

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将实践中“隔屏猥亵”未成年人行为的猥亵犯罪定性予以证成,对网络时代未成年人性自主权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也因网络空间个罪关联的尚未厘清和网络性侵害事实情节分类讨论的不足而导致法律适用的机械性。基于刑法总则分则体系、刑法与前置法体系、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机统一性以及个案裁判实质合理的并合主义刑法立场,对于“隔屏猥亵”未成年人行为的刑法适用,应通过对犯罪目的和犯罪情节的全面综合考察,得出体系化的法律适用结论。

重罪、轻罪和微罪的划分问题研究

在我国当前,为了回应轻微罪数量逐步增多的立法趋势和司法实践中犯罪结构的变化,实现刑事制裁外不利后果的去同质化,应当将犯罪划分为重罪、轻罪和微罪三个层次。关于重罪、轻罪和微罪的划分标准,理论上存在不同认识,应当以犯罪分层的功用为导向,采用法定刑和宣告刑并置的二元标准说。依据此标准,最低刑为3年(不包括本数)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罚的犯罪为重罪,最高刑为1年(不包括本数)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为轻罪,最高刑为1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刑罚的犯罪为微罪。对重罪、轻罪和微罪的刑事制裁外不利后果,应根据宣告刑标准予以差异化设计,同时应根据故意犯和过失犯的不同对重罪的刑事制裁外不利后果予以差异化设计;对重罪、轻罪和微罪的犯罪非既遂形态和帮助犯的处罚范围,应根据法定刑标准依次缩小;对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的适用,应根据宣告刑标准在重罪、轻罪和微罪之间予以合理分配。

论新时代我国公民道德素养的核心构成

公民道德建设的根本在于培养有道德的公民。培养有道德的公民,前提在于明确公民道德素养及其构成。公民道德素养是公民应该具有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它并不局限于狭义的思想道德,而是指一个好公民在政治、法治、道德和人格上必须具备的认知、观念和行为,包括公民品格、国家认同、法治观念、公共道德、公共精神五大核心构成,这五个方面相互交融、相互依存,共同指向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归纳使真者与真之定义——基于系统本体论的统一多元真理论

本文在对塔斯基的收缩真理论进行分析批判的基础上,从系统本体论的立场出发,借助获取事态概率的归纳认定方法,提出具有双层结构的归纳-符合使真者,并与演绎持真者加以区分和结合,建立了统一多元真理论,即把符合真理论、等同真理论、实用真理论、融贯真理论和使真者理论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区分了“符合使真者”和“混合使真者”,一揽子解决了所谓的“无关使真者问题”。根据功能主义的多重实现原理,解决了“演绎推理的真之单义性问题”。此外,对使真者极大主义和必然主义给予新的阐释,使之具有不可消除的本体论意义。与此同时,对否定性事实和普遍性事实的存在性给予证明,以为否定性真理和普遍性真理提供本体论基础。

区域创新绩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基于长江经济带2006—2020年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面板门槛模型和面板分位数模型实证研究创新绩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在区域创新网络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度数中心性)与该城市全要素生产率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城市创新能力正向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区位异质性分析发现,度数中心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倒“U”型影响只存在于下游地区,度数中心性正向影响中游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创新能力的增强能有效提升下游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不同节点强度城市的创新能力具有非对称性,在度数中心性排名前14%的城市,创新能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强;当度数中心性低于门槛值时,其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度数中心性高于门槛值时,则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不同分位点上创新绩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差异性。

大变局背景下的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和拓展

2023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进入新阶段,中国海外利益的内涵、数量以及面临风险挑战的可能性都在增加。本文首先从内涵与外延上对新时期中国海外利益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分析了中国海外利益可能面临的四种挑战,包括能源与粮食安全、海外投资风险、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以及中国公民海外人身与财产安全等,最后从统筹理念与实践、国内和国际因素等方面提出了推进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和拓展的几点思路和对策。在大变局背景下,中国海外利益的保护与拓展必须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不但要树立正确的中国海外利益观,还需强化相关机制能力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

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的系统策略研究——对习近平《论科技自立自强》核心要义的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科技自立自强》一书中系统论述了新时代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的策略。第一,科技创新要锚定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到2035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科技强国三大目标;第二,科技创新要贯彻开放创新、绿色创新、科技向善等三大理念;第三,坚持党中央对科技创新工作的统一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科技创新的两大原则;第四,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等是科技创新四大方向;第五,要强化科技创新的投入和人才两大支撑;第六,要完善科技体制、法治和社会环境等科技创新三大保障。

ChatGPT类人工智能介入战略叙事的内在逻辑、具体表征及应对策略

ChatGPT类人工智能技术开启了认知智能互联时代。作为自动生成与传播文本的算法智能体,ChatGPT类人工智能技术介入叙事修辞促使战略叙事生态发生转变,其通过概念驾驭公众情感,叙事博弈更为复杂多变。这背后既有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技术性缺陷,也有大国刻意利用的政治因素。当前的监督机制落后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进步,必须建立适当的监督和问责机制,成立具有约束力的机构,以提高国家过滤筛选有害信息的能力,保证叙事的连贯性和稳定性。

《资本论》范畴学研究:由工资恶到工资镜——阶级、统治、剥削与拜物教

工资绝非纯工具的经济形式,作为雇佣劳动生产制度,其内在解析式是“生产形式—经济形式”。阶级属性第一,统治属性第二,剥削属性第三,拜物教属性第四,构成工资一般的理解结构。工资的幽灵在于主体统治,由此带来主体危机。从最为广泛的主体统治内涵逻辑看,工资的成长时空是使用价值两仪——价值形式两仪,从而决定商品两仪(唯物史观主体逻辑)是资本工资的认识论基础。《资本论》工资范畴学的要义为:以算法工资为主体范畴,从中分出工资恶和工资镜,明确价值的社会形式及其镜像形式的机理联系;复以雇佣工资为资本工资形式的经济范畴,在“一体两面”及多重规定基础上科学阐明阶级工资与市场工资的现实统一,落实工资的具体运行。既非工具论,亦非收入论,而是和生活资料所有制有关的劳动过程文明规划:马克思工资术语的特殊性由是得以解蔽,价值形式批判功能从中得到弘扬。从处于资本关系中的工资形式到生产方式批判的工资一般,《资本论》工资范畴所展示的理论意蕴是唯物史观主体论:作为被约定的“主体之事”和“阶级之事”。在数字时代,物质关系与社会关系的意义对视上升为使用价值与价值形式两仪统治功能的整合,这分明为工资一般结构维度的解说提供了极好的理论契机。

《致敬》

材质:大漆苎麻金属箔螺钿工艺:大漆漆画尺寸:60 cm×180 cm创作时间:2024年创作说明:作品用了中国最本土的材料——大漆来描绘中国战士的形象,深深地向英勇的红军战士、八路军战士、解放军战士以及边防武警战士致敬,他们是共和国的建立者和守护者,是无数人民心中的英雄。作品的背景颜色与主题相呼应,突出了战士的英勇形象,他们大无畏精神将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知识产权保护能否提高城市出口产品质量——基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实证分析

在中国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提高城市出口产品质量契合贸易强国和质量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本文以2012年启动的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8年中国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多期倍差法考察知识产权保护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高城市出口产品质量,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水平三条作用路径提高了城市出口产品质量;城市互联网发展水平及宏观经济环境均是正向调节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提高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作用效果在地区和城市类型方面存在明显异质性,对东部地区城市和行政等级较高城市的出口产品质量促进作用更强。研究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深入推进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提高城市出口产品质量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发展的重大贡献(2000—202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创建了自主独立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21世纪头20多年,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对世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九个方面: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对世界农业产出增长的贡献、对世界工业化的贡献、对世界信息化的贡献、对世界专利创新的贡献、对世界科技期刊论文数增长的贡献、对世界出口贸易增长的贡献、对世界进口贸易增长的贡献、对世界消除绝对贫困的贡献。中国经济实力、产业实力、科技实力、贸易实力以及综合国力日益跃升壮大。中国越发展,世界越受益;世界越受益,中国越能发展。到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世界发展的贡献将越来越大。

老龄社会治理现代化,何以可为?——以江苏为例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老龄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统筹考虑少子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趋势,将短、中、长期视野相结合,从人、财、物和社会环境等多个维度,加强政策规划建设。江苏老龄化起步早、程度高,政策探索早且成绩不俗,但在生育支持政策建设、提高社会保障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增强老龄服务业发展充分性与平衡性以及完善社会环境等方面,仍有可为空间。为此,亟须从以下方面着力:促进普惠性民生服务供给,有效降低家庭育儿成本;打造宜居宜业环境,吸引天下英才来安家创业发展;优化政策措施,充分激发社会保险参保缴费积极性;通过包容性制度与治理,促进老龄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借助政策建设,打造全龄友好、高度文明的社会环境。

乡村旅游何以助推乡村振兴——基于天津市蓟州区小穿芳峪村全域旅游的个案分析

在中国具备旅游发展要素的农村地区,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乡村旅游不仅可以促进农村产业兴旺,还可以促进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以及生活富裕。通过对天津市蓟州区小穿芳峪村成功开发全域旅游的个案进行考察,提炼概括了乡村地区发展旅游业的先天要素、核心要素和增质要素;同时,该村形成的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集体+公司+农户”的经营方式、“三治融合”的治理结构,为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提供了经验借鉴。

中国案例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的案例包括一般案例、参考案例、典型案例和指导性案例。一般案例不具有法源的法理地位,参考案例和典型案例具有准法源的法理地位,指导性案例具有理论上相对完整的法源地位。从法理论的角度来看,中国案例制度具有完善法律依据、规范法律运行程序、提高法律运行效率、满足社会公众预期等价值。但是,传统的制定法思维贬抑了案例的法律效力,法适用的三段论模式很难安放案例的正确位置,论证的负担加重了案例援引的制度障碍,司法改革的案件追责制也加重了案例适用的成本。为此,应明确案例的制度价值、案例适用的佐证价值和大前提加重功能,建立针对指导性案例的典型案例激励制度,将指导性案例与具体案例的问责脱钩,健全针对案例适用的继续教育制度体系。

金融科技监管的完善:地方“监管沙盒”的机制构建

近年来,金融创新与技术变革加速融合,金融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行业发展的大趋势,促使金融科技产品大爆发,随之也提出了对金融科技监管工具创新的要求。“央行版监管沙盒”全周期的成功试行,证明了这一路径的可行性。将“央行版监管沙盒”拓展为“地方版”,是赋能我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全国金融科技创新与风险防控常态化的必要选择。本研究建议以各地方金融监管局为实施主体构建地方“监管沙盒”,并从政策制定、沙盒审核、测试服务、退出及后续管理等方面探讨其运行机制,为金融科技监管的完善提供政策建议。

聚众斗殴罪的行为类型争论与厘定

聚众斗殴罪的行为类型界定是对其性质辨析的逻辑前提,牵涉到本罪成立与否及其犯罪形态判断等关键性问题。就现有观点来看,聚众斗殴罪的行为类型主要聚集于“单一行为说”与“复合行为说”之争,而且二者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单一行为说”强调了斗殴行为与公共秩序法益之间的紧密关联性,但是忽视聚众行为的本体价值,致使与刑法已有规定和本罪法益实体不相一致的缺陷。“复合行为说”较好弥补了“单一行为说”的弊端,从整合论视角对“聚众”与“斗殴”进行一体化看待,能够较好兼顾立法明文表述与法益实体保护之间的关系,并在合理界定之下可以较好避免刑罚处罚宽窄不当之弊端。

为什么农村女性劳动力进城之路举步维艰?——基于生育影响视角的分析

在二元经济条件下,中国城市第三产业的长足发展为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大量机会,但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并没有随着市场需求的明显增加而显著扩大。本研究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及倾向性得分匹配,考察生育对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生育预期及生育行为阻碍了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异质性分析发现,生育对35岁以下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冲击更大;机制分析发现,生育通过“生育型职业中断”对农村女性转移就业决策产生作用。据此,亟需通过在城市建立系统的服务机制和经济支持机制,缓解生育对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潜在约束,实现农户工资性收入的提高及城市劳动力供给的增加。

以科技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基于法伦理学维度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科技高质量发展是这项系统工程的关键要素。科技高质量发展所具有的科技创新成果“量增长”与科技应用效果“质提升”的双重要义决定了科技治理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科技伦理和科技法律是科技治理基本依据,应该秉持科技伦理治理先行原则,以科技法律治理为后盾,实现科技伦理治理和科技法律治理相协同,为科技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